![]() | 楼主 清朝第一文字狱:“南山案”被隐藏的历史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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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发 他不仅这样尽情揭露,于这样好士的当权者并公开予以顶撞。如吏部侍郎赵士麟,为了附庸风雅,拼凑了一部文集,求戴氏作序,戴氏因离京迁延未作,赵使人代作一篇,戴知道后即作《答赵少宰书》,明言:“今以不诚之人而事阁下,以不诚之人而序阁下之文,宜为阁下之所斥勿收,而阁下顾使人为之,则非阁下始所取于名世之心矣。”对于一位现任的吏部侍郎,直指其面而斥其丑,已经够大胆了,而这原是一件私人通讯,后来却收入《南山集》中,公之于世。这样作的结果,虽使被压抑者吐出一口恶气,在当权者方面自然就更“畏其口”而“忌嫉之”了。 戴氏身为诸生,既无官位,亦无产业,惟以卖文授徒取得生活之资,而敢于傲视卖弄权势的达官贵人,常道一般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他的文章平易清淡,又有较为切合实际的内容,所以每出一篇,即不胫而走,以致名满天下,成为文坛上受人重视的人物。但他在思想言行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使他深陷于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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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板凳 戴氏思想和言行的矛盾表 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他有逃世隐居的思想,而实际上采取了入世的 行动,当年近五十岁时,在本县南山买了田宅,准备退隐,可是他并不在此安居,仍奔波于四方。平时极力反对科举时文,可是到晚年自己又参加考试,取得了举人和进士。尤其是对于官场的丑态,嗤之以鼻,而自己终于又进入官 场之中,这就注定了难免要遭遇凶恶的 结局。在这方面他不是毫无所知,而是虽有所知而不 能自 免。 如《与刘大山书》云:“仆古文多愤 世 嫉 俗之作,不敢 示 世人,恐以言语获 罪。”可是终于由 他自己把这些“愤 世 嫉 俗之作”编 入文 集,刻板印行了。方苞年 少于名世而 相知甚深,他在《 送 左未 生南归序》中说:“余每戒潜虚当 弃 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戴名世被刑后,世人隐其名曰宋潜虚)戴氏的致 祸之 由,他本人和他的密友都很了然,但戴氏无法解决自己思想和言行中的矛盾。当初为“诸 生”时,借以取得名誉地位的文章作品,在走上仕途后,便转成为杀 身 之具了 赵申乔攻击戴名世的罪状是他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至于入朝为官之后,其罪名不过是,“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就戴氏的一生行事说,反对者对于他的攻击,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实有所指的。既然戴氏自己也走到官场一方面来,旧日的敌对者自然可以指摘他不肯改变立场是一条罪状。这时赵申乔对戴名世发动攻击,还另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原来戴名世会试考中第一名,殿试时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状元被赵申乔的儿子赵熊诏得去,熊诏的名气远在名世之下,当时便有传言说,这是由于赵申乔在幕后活动的结果。 赵恐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实予戴以打击,在参疏中特别表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这正如自己标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表演一样,说明他上奏疏时内心的空虚。可是戴氏平日已经树敌甚多,此时正是对于戴氏投井下石的好机会,于是这些人在《南山集》中吹毛求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见《与余生书》中提到了《滇黔纪闻》,引用永历等年号,便指为“大逆”。恰好方孝标曾为翰林学士,戴氏文中称之为方学士,而别有方学诗者,曾附吴三桂反清,失败后隐匿起来,在满文中“方学士”与“方学诗”正同音,康熙帝误以为是在逃的方学诗,特别重视,指明要从严查办。主子有令,臣下便加紧行动起来,凡集中挂名者都被捕捉入狱,而方族受迫害尤重。 其实方学诗是歙县人,方孝标是桐城人,当时同属于江南省,而一在大江之南,一在大江之北,同姓而不同宗。这个偶然的因素,使案情更为扩大了。后来知道是出于误会,但事情已经闹大了,而朝官对于戴名世并无好感,最后仍当以“大逆”之罪,拟处极刑。在明代末期,东林党和复社都以主持清议见重于时,结果造成统治者内部严重不合,终致明皇朝覆灭。戴名世为诸生时即有左右清议的力量,虽然没有结成党或社,可是确实具有这个条件。康熙帝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对此早有戒心,所以对于此案的处理,拖了很长时间,曾五上折本,最后算是由皇帝特别“开恩”,戴名世免予凌迟,只处斩刑;方苞免死,以白衣参加修撰工作;其它牵连人犯,也都免除死刑,分别受到流放或入旗的处分。这时已是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了。 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当时为加重所要打击者的罪名,挥舞了民族思想斗争的旗号,因而在客观方面也起到了镇压民族反抗的作用,这是事件初起时所意想不到的。世人只从结局方而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和方孝标都列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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