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另案处理”的司法陷阱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易胜华 律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3月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对“另案处理”适用的范围、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对“另案处理”适用的审查监督机制等进行了明确规范。

 

《意见》中规定了五种适用“另案处理”的情形：1、依法需要移送管辖处理的；2、系未成年人需要分案办理的；3、在同案犯罪嫌疑人被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时在逃，无法到案的；4、涉嫌其他犯罪，需要进一步侦查，不宜与同案犯罪嫌疑人一并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或者其他犯罪更为严重，另案处理更为适宜的；5、涉嫌犯罪的现有证据暂不符合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标准，需要继续侦查，而同案犯罪嫌疑人符合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标准的。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通过严密的诉讼程序，查明事实真相、惩罚犯罪、避免冤假错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舍本逐末，为了追求破案率、避免错案追究，甚至是为了某些个人目的，用人为的手段、所谓的“办案技巧”，弥补证据缺陷，掩盖事情真相。无论是怎样的动机与目的，这种行为都违反了法律原则和职业操守。“另案处理”就是司法机关某些办案人员常用的“技巧”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制，“另案处理”在司法实践中被大量滥用，成为司法机关办案的秘密武器，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叫苦不迭，有苦难言。明明可以查清的犯罪事实，因为同案其他被告人“另案处理”，无法当庭对质，大多数情形下，只能以有争议的书面证言作为认定依据；共同犯罪中，主次责任本来一目了然，但因为起主要作用的嫌疑人“另案处理”，导致起一般作用的嫌疑人在犯罪中的地位被“无形”拔高，从而量刑出现重大偏差；在一些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以“另案处理”为借口，让本应接受刑事处罚的人逃避制裁，等等。

 

还有一种情形。在某些共同犯罪中，侦查机关只取得了相关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犯罪事实存在。《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为了规避法律，办案人员将属于同一犯罪事实的案件切分成多个案件，让共同犯罪被告人成为“另案”中的“证人”，使得每一个被分割的案件既有被告人供述，又有“证人证言”，从而满足“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证据要求。这样的“办案技巧”，令人非常无奈。

 

例如，在我们办理的一起涉嫌“徇私枉法”案件中，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王某是上下级关系。检察机关指控：张某受人之托，打电话给当日值班的王某，让其对某一事项“关照点”，该事项最终按双方商定的办法进行了处理。检察机关认为，张某和王某均构成徇私枉法罪。但是，本案除了张某和王某在某一段时期里承认接打过电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包括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等）能够证明两人构成犯罪，反倒是有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张某未接受他人请托，王某当时正在外面出警、手机没电等。而且，两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初期否认互通电话的事实，侦查阶段中期，虽有多份供述承认互通电话，但在侦查阶段后期至审判阶段，两人一直否认互通电话。这一起案件的两名被告人，先后由同一位公诉人以不同的《起诉书》分别诉至同一法院，由同一位法官审理。

 

毫无疑问，本案不符合《意见》规定的五种“另案处理”的情形。律师多次向公诉人要求合并起诉，公诉人答复：“侦查阶段该案分开侦查，两个案件最初侦查的重点不一样，导致程序上花费的时间有差别，王某比张某早三个月诉至法院。现在如果合并审理，只能由法院决定。”公诉人还认为：“最高检与公安部的《意见》，主要是让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另案处理行为。”

 

这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另案处理”的做法不当，除了自查自纠之外，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是否有权决定并案审理被告人或辩护人该如何进行救济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但是，《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类似规定。显然同一法院要将基于同一犯罪事实的案件合并审理，缺乏法律依据。

 

本案中，主审法官应我们的一再申请，就本案合并审理征求公诉人的意见，遭到公诉人坚决反对，最终本案还是按照公诉机关的起诉，分成两起案件进行审理。

 

这个案例说明，“另案处理”的决定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检察机关手里。尤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集侦查权与公诉权于一身，如果缺乏其他机关的制约，在“另案处理”的问题上，就有可能自行其是。《意见》的落实，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那么，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公诉人在个案中的觉悟，或者寄希望于《刑诉法》的再次修改和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说明。

 

 

2014年4月    北京

 

作者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