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食症的核心是通过口腔满足来符号性地修复精神系统的创伤”
乍看之下，很容易将贪食症和厌食症作为一个对立对子而关联,正如受虐狂和施虐狂之对子，也正如抑郁和躁狂之对子。然而，从病理学角度来讲，弗洛伊德却告诉我们，受虐狂和施虐狂却并不像纸的正反面那样对称，前者比后者更原始，也更核心。除掉这一对称性幻觉之后，贪食症和厌食症在症状学上的单相对立比较类似于躁狂和抑郁的对立。对立之前者更多表现为一个精神之修复创伤的企图，而后者则更多表现为一个精神功能的废除或停滞，也由此更加严重。因此，就忧郁症而言，弗洛伊德在《哀悼和忧郁》中将之定义为：患者失去了爱的客体，也因此失去自身存在，力比多整体投向自我，自我丧失了与世界的关联而被简化为一个无价值的单子。
因此，贪食症更多是一个神经症性的、更准确地说是癔症性问题，其症状的核心乃是通过口腔的满足来符号性地修复精神系统的创伤。而厌食症则更多是一个精神病性的问题，其通过拒绝进食而表达了一个自我毁灭倾向或一个彻底的死冲动。
“精神系统的自愈性努力与自毁”
这两种疾病的对立也从根本上反应了弗洛伊德后期之死冲动概念的内在二难。除去一些披着死冲动外衣的生冲动（如自保动机下出现的攻击性行为），死冲动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样态：一个是神经症性的或倒错性的，患者在导致痛苦的症状中获得一种满足，典型就是强迫症和受虐狂；另外一个是精神病性的，死冲动直接指向主体精神系统的毁灭，这也更接近弗洛伊德的死冲动定义本身，即“去联合”和“回到无机态”。通俗地讲，前者是精神系统的自愈性努力，尽管伴随精神的痛苦，后者则是精神系统的自毁或者消亡。
“当代流行病所体现的更多是精神病性的死冲动”
这一主题也再次印证了弗洛伊德的伟大，尽管这一说法在当代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弗洛伊德晚年发现，分析性治疗的困难不再是压抑之解除，而是重复、强迫等现象所体现的死冲动之克服。而在当代，抑郁症、孤独症、边缘性障碍、也包括厌食症等一系列流行病的主要临床困难仍然存在于死冲动领域。
然而，和弗洛伊德时代死冲动更多出现在神经症和倒错领域不同，当代流行病所体现的更多是精神病性的死冲动。这一差异提出了一系列心理治疗学、社会学、甚至意识形态的问题。
对心理治疗而言，传统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神经症，主体之间的边界相对清晰，死冲动也很难会给治疗带来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而在当代情况下，当治疗师需要越来越面对精神病性的死冲动时，也当治疗师不愿把某些精神病性障碍移交给药物治疗时，心理治疗的方向何去何从？有如何定义新时代下的治疗设置？
“现代家庭秩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甚至碎片化”
这同样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问题。对弗洛伊德而言，“文明的不适”主要在于死冲动及其在多重领域下的表现，其主要因为传统文化及家庭秩序对个体意志的压制。然而，当代，在所谓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之进程下，传统文化结构受到挑战，家庭秩序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甚至碎片化。这个转变虽然带来了个体之多重形式的自由，在临床领域并没有如同弗洛伊德所设想那样让死冲动得到某种形式的弱化或者消解。相反，出人意料地，它却以一些比以往更极端的精神病形式而出现。
这个问题给很多领域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自杜尔凯姆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就隐藏在整个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思想背后。传统社会之组织性的弱化虽然带来个体的精神自由，却同样也导致了精神组织的荒漠化和疏离化。当代，当交流也越来越依赖于新媒体和图像，也当资本主义越来越把多重文化及精神领域缩减为一个单一交换领域，这个问题变得尤其尖锐。
“现代家庭结构的瓦解意味着传统父权制度的衰弱”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近现代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也同时意味着传统父权制度的衰弱（中国文化相对特殊，但其主要文化元素大体仍然可以纳入这个框架），这带来了一些不同于弗洛伊德时代的问题。除了上文中指出的死冲动之精神病性表现，在神经症领域或者个体性心理发展领域也同样呈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从俄狄浦斯的角度来说，父亲功能的弱化不仅仅意味着母子连结越来越难以打破，父亲也越来越像一个“玩伴”而非“立法者”，儿童也难以借助父亲的角色来把其自若冲动（即孩童早年表现的对自身身体的性冲动）升华到针对外部世界之符号化客体的冲动。由此，主体的冲动更多停留在身体之上，这一“停滞”或者“退行”使得身体越来越多地作为“爱若”而非“符号”在场，身体成了世界的中心，外部思想及符号秩序也逐渐丧失了其固有价值，卫生学成了“现代神学”。
“父亲功能的衰弱导致口腔冲动主要停留在原始形态之上”
以贪食症为例。口腔之原始功能为营养和咀嚼，其后之主要功能为说话。为了前者能过渡到后者，就必须让孩子意识到，母亲不能完全满足他，其欲望有另外的指向。在一个父权社会之下，这一指向就是父亲的功能或者父亲所代表的父权社会制度，用拉康的话讲就是“父亲的名义”。正是因为母亲的欲望之指向，孩子开始思考母亲的话语，并试图通过发声来尝试回应母亲的话语，口腔的功能由此走向其更社会化的功能。由此，如同很多人误会的那样，口腔的问题不限于前俄狄浦斯期，也同时涉及到俄狄浦斯期。而在当代，父亲功能的衰弱必然会导致这一局部的“升华”不能顺利地完成，口腔冲动或者主要停留在这原始形态之上，或者在碰到一些现实创伤之后以“退行”方式再次返回到这一原始形态之上。另外，科技的发展和新媒体的盛行也使话语之社会性功能不断被弱化，口腔功能的退行由此被进一步强化。
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及其他以话语为主要工具的心理治疗似乎正是贪食症、也是新媒体的死对头。
此外，在这个理论坐标之下，我们还可以顺带思考中国文化中久负盛名的“饮食”文化。它的盛行似乎也和中国家庭中母亲地位的特殊性、或中国文化中母权制度有关，口腔功能由此以一种制度性的、而非病理性的方式停留在营养功能之上。当然，这是外话。
作者简介：居飞，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精神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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