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述者与真理的边框
这就是拉康这次研讨报告的基本主题，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就在我们为精神分析学的真理在一个文学文本中找到了不谋而合的证明而欣喜之际，德里达却认为，拉康与其说是真理的揭示者，不如说是真理的承办商。“真理的承办商”③，这就是德里达反驳拉康的论文的标题，从这个标题中，谁不能感受到那种揶揄的口吻？拉康言之凿凿地说他要借《被窃的信》为我们阐明一个真理，甚至断言：“让我们切记，正是真理使一切小说的存在得以可能”[4](p7)。当此之时，德里达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世间最令德里达深恶痛绝的莫过于“真理”了，他对“真理”反感到近乎过敏的程度。在他看来，一切以真理为旨归的话语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而作为超越的所指的形形色色的逻各斯不仅在能指链的无限延续中被无限延异，而且归根结底是被虚构出来的。虽然拉康和海德格尔一样，一向被视为拆毁形而上学圣殿的大师，但在德里达看来，对“真理”的迷恋证明他们仍然尚未彻底挣脱形而上学的羁绊。德里达的论文从一番言近而旨远的序曲开始，随后他便以一种欲抑先扬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拉康这篇研讨报告的判断：“虽然拉康对所谓的文学文本从来没有直接的语义学的兴趣，虽然就我所知'神秘’从来不曾介入他的话语，在他的文字中，能指的逻辑打乱了天真的语义学主义，而一般的文本问题从来没有在其文字中停止运作。而且拉康的'风格’就是要永远阻止人们在文字之外得出任何可以离析的内容，任何毫不含糊的意义。但是在《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报告》中，情况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至少看上去是这样”[5](P176)。然而就拉康的这次研讨报告而言，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他的主题难道不是圆满自洽的吗？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手术刀将从哪里下手呢？从阐释框架下手。
拉康从《被窃的信》中提取出两个场景，这两个场景分别由两个三元组构成：第一个场景由国王—王后—部长构成，第二个场景由警长—部长—杜宾构成。德里达认为，这种以三元组合为参考框架的解释策略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它毫无反思地排除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叙述者。在德里达看来，正确的阐释框架不应该是三元组合，而应该是四元组合，因为《被窃的信》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从始至终是由那个作为杜宾的好友、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因此故事是以两个四元组合为基础而展开的：一是国王—王后—部长—叙述者，二是警长—部长—杜宾—叙述者。拉康为什么会忘记叙述者？因为他忘记了他所分析的只是一个故事，因为他迫切希望为我们供应一个真理。德里达认为，拉康将叙述者排除在外，表明他不自觉地将这个虚构的故事当做一个真实的事件，他没有看到文学虚构对精神分析学知识具有一种不断更新的抵抗。然而，这种遗忘和排除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当然是一个关于信、关于能指的偷窃和置换的故事。但这篇研讨报告处理的只是这个故事的内容，只是它无可非议的历史，只是在其记叙之中得到讲述的东西，只是叙述内在的、被叙述的方面。而非叙述本身。这个研讨报告对信中的能指的动因所产生的兴趣是如此之强，以致它接触伊始，就为坡的小说建构了与其文字(writing)、能指和叙述形式相对立的示范性的内容、意义和被书写物(the written)”[6](P179)。因此，对德里达来说，拉康对叙述者的忽略或者排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在这种忽略或者排除的背后具有更加深刻的形而上学渊源，那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正如德里达在他的《文字学》中剖析的那样，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与语音中心主义难解难分：先验的逻各斯作为超越的所指是外在于能指的，但以鲜活的语音为手段的言语最终能够如其所示地再现它，也就是说，让它充分、完满地在场。为此德里达认为，一切专注于言语的所指、意义或者内容，忽视或者无视言语的游戏性质和播撒功能，相信言语能够捕捉、再现这样的所指、意义或者内容的话语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因而也必然是语音中心主义的。因此，德里达从拉康基于三元组合的阐释框架断定他的这篇研讨报告是语音中心主义的。
拉康忽略了叙述者吗？在研讨报告的第一页他就明确指出：“要是没有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某个角色的人物从其观点出发对每一场景所做的叙述，这出戏中没有什么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7](p7)他尤为强调第一幕场景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事实是，如果我们仅仅把这次对话当做一个汇报，那么它的逼真性就有赖于精确性的保证了。但只要我们能展示它的程序，这次汇报就将比它乍看上去更富有成果；如果我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第一幕场景的叙述，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场景到达我们时所通过的双重甚至三重过滤器并非仅仅是偶然安排的结果，这三重过滤便是：杜宾密友(今后我称之为故事的总叙述者)的叙述，这个叙述阐释了警察局局长向杜宾所做的说明，而这个说明则是王后向警察局局长作出的关于信的描述。”[8](P11)如果我们以此判定拉康没有忽略叙述者，那么也许不是德里达误解了拉康，而是我们误解了德里达。在德里达看来，是否排除了叙述者不能单纯从拉康是否注意到叙述者的叙述来判定，而是要根据他是否意识到叙述者的叙述对文本意义产生的延异效果。在以上两处论及叙述的时候，拉康强调的都是叙述使人物与事件“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强调叙述的“逼真性”和“精确性”。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对叙述的强调与对叙述的排除本质上是一致的；与其说它们证明了拉康对叙述者的关注，不如说证明了拉康对叙述者的排除。故此德里达说：“在某个既定的时刻，人们也许相信拉康将把(叙述着的)叙述纳入考虑，把嬉戏与文本之中的文字场景之复杂结构考虑进去，把叙述者的奇妙位置考虑进去。然而它刚刚一被瞥见，分析性的破译就把这个位置给排除了、取消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让叙述者控制了这种发挥取消作用的排除，这种排除把整个这个研讨报告改变成了一个迷恋内容的分析。”[9](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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