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博物馆界的“广义博物馆”认识有别，我国采用的是“狭义博物馆”的定义，不仅没有将动物园、植物园、地质公园以及自然保护区的信息中心、展示中心等纳入博物馆的范畴，而且也没有把文化遗产地、历史保护区域作为博物馆看待。前者如北京动物园、上海动物园等，后者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遗产地，有时候仅仅把这些机构所附属的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对待。
我国对于博物馆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其定义也有过多次修改。
20世纪30年代中期
中国博物馆协会给博物馆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种文化机构，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库，是以实物的论证而作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场所。
1949年以后
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过两次大的讨论和修改。
1956年
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全国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著名的博物馆“三性二务”论，即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三重基本性质，以及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两项基本任务。
这是中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的理论概括，是50、60年代指导博物馆实践的基本依据。
十年“文革”时期
博物馆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则一直没有完全停止。
1979年
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通过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中对博物馆的定义又重新加以规范为：“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从这个定义看，其既强调了博物馆作为收藏、研究、教育的文化职能，同时强调了其作为党和国家宣传机构的宣传功能。与国际博物馆协会1974年的定义相比，这个定义的中国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2005年
通过的《博物馆管理办法》中，给出博物馆的定义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2005年文化部令）。
这个“办法”中，还对两类不同性质的博物馆做了规定：国有博物馆是“利用或主要利用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国有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是“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非国有博物馆”。
对文物或标本藏品的强调，以及将教育与宣传相结合，突出强调博物馆作为宣传机构的工具属性，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我国博物馆的基本特色。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三性二务”理论，既是中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的理论概括，也是我国博物馆建设的指针。据此，我国博物馆内部机构设置在参照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三部一室制”即保管部、陈列部、宣传教育部（或称社会教育部）和办公室。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博物馆实践出现许许多多新的变化。首先，各省级博物馆基本完成第二甚至第三轮的馆舍改扩建或新建，这些博物馆的硬件条件得到全面的升级。其次，新建博物馆的数量迅速增加，其中民营博物馆的增长是一个新的现象。止于2014年底，全国各类博物馆的数量达到4165座，31万多人均一座博物馆，年度新展览的数量超过2万个，年观众总量超过6亿人次。博物馆各类活动也空前活跃，中国博物馆协会所属的各专业委员会多达30多个，各省市自治区均建立了博物馆协会，各类国际性会议、学术活动以及展览交流，空前增多，有目不暇接之感，国际同行称之为中国的“博物馆繁荣”（Museum b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