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珂(1916—2001),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1946年,任职台湾省编译馆,开始系统化地研究中国神话。1949年回到四川,继续从事文学暨神话学的研究;1978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84年担任中国神话学会主席。
说说现在还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其他一些志怪小说。首先要着重讲述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如果说《山海经》是保存中国神话材料最丰富的一部书,那么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其保存神话材料的丰富,就要算是第二了。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人,生卒年未详,晋元帝时为著作郎,曾修撰国史。《晋书》本传称他“性好阴阳术数”,由于目睹家庭的变怪二事,“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干宝为此书写了一篇序,《晋书》载其后半段,自说他作书的本旨,乃在“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原书已佚,今所见本是后人的缀集。据考证,可能是明代胡元瑞(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类书中辑录而成的,原书三十卷,今止辑为二十卷。辑本多数条目大抵出于干宝原书,也偶有阙遗或滥收他书造成的错误。总之从今本仍可见到干宝原书面目的大概。
今本《搜神记》的内容,除了一部分涉及妖异、祥、迷信、诞妄毫无可取而外,大部分或多或少能为神话研究提供参考。尤以所记录的民间神话传说部分,最有价值。如卷十四的“盘瓠”、“蚕马”,卷十一的“三王墓”、“韩凭夫妇”,卷四的“如愿”、“灌坛令”,卷八的“陈仓祠”,卷十三的“河神巨灵”,卷一的“董永”,卷十六的“紫玉与韩重”,卷十八的“细腰”、“怒特祠”、“张华与斑狐”,卷十九的“寄女”、“何铜”、“孔子厄陈”,卷二十的“断蛇丘”、“古巢老姥”、“董昭之”,等等。此书最大的贡献,是记录了一段前此他书未见的蚕马神话——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蚕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卷十四)
这段神话《五朝小说》和《旧小说》也有辑录,题张俨撰,俨三国时吴人,恐不足据。这是推原神话之一。推原,就是推寻事物的本源,蚕桑的起源就用这段神话来作解释,自然是古人天真朴质的幻想。《山海经·海外北经》说:“欧丝之野,在大(支)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已略具蚕马神话的雏形。只是但有女子欧丝,而无马的形象。《荀子·蚕赋》说:“身女好而头马首。”女子和马结合起来了,又把神话的想象向前推进一步,只是还无故事情节。到此文所记,蚕马神话才完备起来。这应当是一个古老的神话,看得出来,记录此一神话时,是被烙上了时代的烙印的。父亲向女儿说的:“勿言,恐辱家门。”就是被烙上时代烙印的凭证。魏晋六朝的人,最重家世门第,故有此语。而文中所说则为“太古之时”,即使那时已经产生了人兽不可通婚的思想观念(更早的阶段是连这种观念也没有的),但也决不会想到有什么“家门”可“辱”。所以这是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时代的印痕。蚕马神话流传演变到后来,又有了新的变化,并且还经过一番仙话化。《太平广记》卷四七九引《原化传拾遗》说——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官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其父为邻邦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
这就是神话流传到某一地区发生的地方性的变异。这种变异是比较好的,它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掠夺的情况,更真实地反映了出来。以后情节发展大体同于旧记。但是到了女化为蚕,“父母悔恨、念之不已”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个大转折。“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这就不但是仙话化,也是无聊的封建说教,未免有点大煞风景。因而在这篇经变异的神话中,是精华与糟粕并陈,分析时不可不予以注意。另一处记了一段民间神话“如愿”,也很有意思——
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君,乃求如愿。使逐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卷四)
神话到这里为止,本来已经完足了,但是《古小说钩沉》所辑撰人不详的《录异传》,在这下面还记了一段,说欧明致富以后,“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岁朝鸡一鸣。呼如愿,如愿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去,明逐之于粪上。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如愿乃于此得去。明不知,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使出,久无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转往捶粪,云使人富也。”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后面这一段记叙,自然是多余的蛇足。但民间神话往往又和民间风习有关。后面的记叙就关系着民间风习,因而反倒成了不可少的。《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就是这种风习的流传演变;杜公瞻注也引此故事以证之。
“韩凭夫妇”、“寄女”等,都是此书首见记录的民间神话传说,歌颂了妇女的坚贞和英勇无畏,前者对后来文学发展且有较大影响,但因篇幅较长,不及详细论述了。
《搜神记》除二十卷本的以外,还有《汉魏丛书》八卷本和唐代写本句道兴《搜神记》,后者编入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中。八卷本《搜神记》有唐时州名,部分内容和句道兴《搜神记》相同,疑亦是唐人编撰,所以将此二书留待以后再论述。现在且大略说说《搜神记》的一部续作:《搜神后记》。
《搜神后记》十卷旧题陶潜撰,后来有些人疑非潜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说:“潜性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不过梁慧皎《高僧传序》已有“陶渊明《搜神录》”语,《隋志》又正式题作“陶潜撰”,其时去渊明未远,闻见较切,固不容因一些枝节琐细的问题(如书中有后人附益的记陶潜死后十多年的事之类)便遽定其为伪托。现在还是把它列在陶潜的名下略加论述。
这部书中最有名的是卷一的《桃花源记》,所记叙的正是一段神话因素浓厚的民间传说,同卷书中类似的记载不下四五则。除此记外还有袁相、根硕入赤城山遇仙女的记叙,也是“桃花源”式的异境的展现。它们都曲折地反映了那个动乱时代的人们在释老思想影响下的避世心理。《幽明录》记叙的刘阮入天台事,又是袁、根入赤城的异文,并且作了较大的艺术加工,前面已经说过了。
值得称为民间神话并对后来文学有较大影响的,有卷五的“白水素女”一则,原文较长,节述其梗概如下——
谢端少丧父母,夜卧早起,躬耕力作。后得一大螺,归贮瓮中。端每至野还,见有饭饮汤火,谓邻人为之,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卿已自娶妇,而言吾为之炊耶?”端心疑,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曰:“新妇从何所来?”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权为炊烹。卿无故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虽然,尔后自当少差,留此壳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这段神话任昉《述异记》、宋洪迈《夷坚志》和《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引《坡诗注》等均记之,文略同。唐皇甫氏《原化记》也记述了这段神话,却是它的流传演变。略谓县吏吴堪少孤,得一白螺归,螺变为美女,助其炊爨。后与堪婚。县宰闻堪妻美,欲图其妻。乃向堪索虾蟆毛及鬼臂二物。堪得妻助,以二物纳县宰。县宰又向堪索祸斗,妻牵一形如犬之兽以致之。兽食火又粪火,“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乃失吴堪及妻”。故事加入了祸斗等情节,更富意趣,丰富了神话的内容,满足了人民的意愿,并且使它从民间神话走向了民间传说的途径。
山在中国神话里是一种鬼魅类的异兽,有关它的传说由来已早。韦昭注《国语·鲁语下》说:“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音骚,或作,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这是最早把山和一足的夔联系起来作明确解释的。一足夔在《山海经》里原是东海流波山的牛形怪兽。到三国韦昭时代它在民间传说中早已由牛形演变为猴形了。《神异经·西荒经》说:“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爆烞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而变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皆有之。”就可以作为韦昭简略注语的补充。韦昭注说山“富阳有之”,恰好《搜神后记》卷七就有一段富阳人斗山的民间传说故事——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断。旦往观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明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挛头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闻笼中倅倅动。转头顾视,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二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此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声。土俗谓之山,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
这段故事,神话色彩很浓,表现了人能以预见和谋略战胜妖物,保障生活的安全,正是民间神话通过幻想进行斗争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亦不信此书为陶潜作,但也承认“其中丁令威化鹤,阿香雷车诸事,唐宋词人,并递相援引承用”,“要不可谓非六代遗书也”。所举化鹤、雷车二事,确实已成为文学常用的典故;尤以雷车一事,实在可以列入神话研究的范围进行考察——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态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
谁都知道,雷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还不能解释此种自然现象的古代人,只好造作神话以解释之。《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雷原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从肚子里放出来的。《论衡·雷虚篇》说:“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其魄然若裂者,椎所以击之也。”这里所写的“雷声隆隆”,又变做了一个“若力士之容”的雷公“引连鼓”而击之发出来的:比半人半兽的怪物从肚子里放出雷来,在想象上又有了进步。这种雷公的形象一直维持到近代,只不过近代的雷公又在力士的外形上,添加了鸟形的尖嘴和双翼,成为一种新的半人半兽状态,以使他的工作能更顺利地进行。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神话却又别出一支,就是上面所说的阿香推雷车。阿香是一个新死的少女,就被派去作司雷雨的工作,而发雷降雨,依靠的工具乃是雷车。这种设想当然是比较新颖的:说明随着文明的进步,神话也有了不同的内容。到了唐代,又有霹雳车之说,见段成式《酉阳杂俎·雷》。霹雳车的设想,大约也是根据雷车而来,不过车上又有幢幡等复杂的装置,看光景除了施行霹雳以外,还以之用作闪电。可见神话不是僵固不变的,新神话总是从古老神话的母胎中,适应人们幻想的需要,以多种形态产生出来,使神话园苑的花卉日益繁富。这就是我们的神话学要扩大视野考察对象的缘故。
——摘自 袁珂《中国神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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