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力（1900－1986）字了一，生于广西博白县。早年贫寒辍学，在家自学。1924年到上海，先后入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学习，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王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
古代的语法，比古代的词汇更不容易看得出来。现代书报中的“文言文”，较好的也往往只能套取古代的若干词汇，而完全忽略了古代的语法。关于后者，可以写得成一部很厚的书，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做详细的讨论。只提出几点重要的来说：
第一，中国上古没有系词“是”字；而“为”字也不是纯粹的系词（例证见于拙著《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古代只说“孔子，鲁人”或“孔子，鲁人也”；非但不说“孔子是鲁人”，而且通常也不说“孔子为鲁人”。这种规矩，在六朝以后渐被打破，到韩愈一班人提倡古文，大家却又遵守起来。例如苏轼《贾谊论》：“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和“王者之佐”的中间并没有“是”或“为”。
第二，中国上古没有使成式。所谓使成式，就是“做好”“弄坏”“打死”“救活”之类。“做好”，古谓之“成”（《诗·大雅》：“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弄坏”，古谓之“毁”（《左传·襄公十七年》：“饮马于重丘，毁其瓶。”）；“打死”，古谓之“杀”（《孟子·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救活”，古谓之“活”（《庄子·外物》：“君岂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由此类推，咱们写文言文的时候，要说“想起”，只能说“忆”或“念”；要说“赶走”，只能说“驱”；要说“躲开”，只能说“避”。有时候，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可以当使动词用。例如《论语·述而》：“人洁己以进。”“洁”等于“弄干净”；《论语·宪问》：“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寡”等于“减少”；《左传·宣公十五年》：“华元登子反之床，起之。”“起”等于“叫起”或“拉起”；《史记·晋世家》：“齐女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醉”等于“灌醉”；《史记·卫青传》：“走白羊楼烦王。”“走”等于“赶走”或“打退”；《汉书·朱买臣传》：“买臣深怨，常欲死之。”“死”等于“害死”。由此类推，咱们要说“推翻”，只能说“倾覆”；要说“攻破（城池）”，只能说“隳”。使成式大约在唐代以前已经有了，唐诗里有“打起黄莺儿”的话。但是，后代只在诗词中有它，散文中非常罕见。俚语可以入诗词，却不可以入散文。使成式不过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第三，中国上古没有处置式。所谓处置式，就是“将其歼灭”，“把他骂了一顿”之类。这种语法在唐诗里已有了，例如李群玉诗：“未把彩毫还郭璞。”方干诗：“应把清风遗子孙。”但是，它也像使成式一样，一般地只能入诗，不能入文。一般人以为“将”字比“把”字较古，其实即在唐诗里，“将”和“把”的用途也并不一样。“将”是“拿”的意思（国语里，“拿”和“把”也不一样，细看《红楼梦》便知），动词后面有直接目的语。例如刘禹锡的诗：“还将大笔注春秋。”王建诗：“惟将直气折王侯。”上面所引的“把彩毫还郭璞”可以倒过来说成“还彩毫于郭璞”，而“将大笔注春秋”不可以倒过来说成：“注大笔于春秋。”近人的“将”字用于处置式，可说是一种谬误的仿古，“将其歼灭”一类的句子是极“不文”的。
第四，中国古代的人称代词没有单复数的分别。《左传·成公二年》：“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这里的“我”是鲁卫自称，并未称为“我等”。《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这里的“尔”是指颜渊季路，并未称为“汝等”。《孟子·滕文公》：“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其志”也未说成“彼等之志”。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文法学初探》和《中国语文概论》里有更详细的讨论。
第五，中国古代有用“之”字把句子形式变为名词性仂语的办法。例如《左传·成公三年》：“臣之不敢受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若改为“臣不敢受死，为两君在此堂也”，就完全不是古文的味儿，前者是用“之”字把连系式（句子）转成组合式（仂语），语气紧凑得多。这种语法一直沿用到后代的古文里。例如王安石《读孟尝君列传》：“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若改为“鸡鸣狗盗出于其门，故士不至也”。也就变得无力了。
古今语法的异点，决不止这五条。例如上文所说的，古人称数不用单位名词（“两次”只谓之“再”），就不在这五条之内。较详细的讨论见于拙著《中国语法理论》里。
——摘自 王力《古代汉语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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