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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体——论辨

作者简介:许嘉璐,1937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淮安。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语言学组组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员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应用语言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笼统地说,论辨类就是论说文。细致地分,论是论述,即发表自己的主张,阐明事物的道理,其目的主要在于立;辨是辨析与反驳,即辨别道理的是非,反驳别人的言论,首要任务往往在破。按今天的习惯说法,论是立论的文章,辨则有的是立论,有的是驳论。

我国古代的论说文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的书都可以看成是论文集。《战国策》等书中保存的纵横家的说辞,有很多也是论文。在现存的文献中,单篇的论文以贾谊的《过秦论》为最早,但是若从他的集子《新书》看,《过秦论》只是全书的一部分。《新书》是刘向编辑的,仍有先秦诸子书的特点,与后世作家文集有很大不同:全书系统地阐述了贾谊的思想和主张,《过秦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此还不是纯粹的单篇论文。《文选》中“设论”一类下,收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三篇,文章的题目既不标以“论”字,又都是问答体,也多少带点故事性,因此也不能算论文。《文选》“论”类中,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王褒的《四子讲德论》也属这一种[1],只有班彪的《王命论》以下,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论说文[2]。

从先秦诸子起,在论说一个问题时,也用驳论的方法,但只是作为一种修饰手段来使用。驳论文章的独立,则在作家写短篇文章的风气盛行以后。唐代的古文运动,在这过程中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运动的主将如韩愈、柳宗元,写了不少很好的驳论文章。例如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论语〉辩》、《辩〈列子〉》、《辩〈文子〉》等,都是数十字至百余字的短文,言简意赅、犀利明快、每发必中。韩愈的《讳辨》,反复论证,波澜数起,切中时弊,是思想、艺术成就都很高的文章。他们的创作,大大提高了驳论文章的文学地位,促进了它的发展。

“辨”、“辩”古代通用,所以作家用以标题常常混淆不分。大体说来,唐以前多用“辨”,唐以后多用“辩”。“辨”字的意思是辨别、分析,“辩”则是辩驳、辩论之义。因此唐以前的辨与论无大区别,作为文章的题目,常与论字连用,如陆机的《辨亡论》、刘孝标的《辨命论》。《文心雕龙》中有“论说”一篇,其中说:“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穷,迹坚求通,钩深取极。”而其全书并没有谈到“辨”这种文体。这说明在当时,辨与论还没什么区别。唐以后的辩,才主要是驳论,并参与辨析是非。但不同的文章,重点有所不同。例如《“桐叶封弟”辩》重在驳《说苑》、《史记》记述的荒谬;《辩〈文子〉》、《辩〈鬼谷子〉》等,虽然也对前人成说或别人的看法进行驳斥,但重点却在于考证分析书的真伪。其实,辩论与辨析是不可分的,在一篇驳论的文章中,往往要对论述的内容进行仔细的辨析,为了辨析,常常又需要辩驳,而其总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主张,也就是破而有立。因此辨、辩,也都是论。

论辨文的写作特点,和今天的论说文差不多,做到说理深刻、逻辑严密、条理清楚才是好文章。刘勰说:“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会,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3]他把心、理、辞看成是写论说文所必需的三个条件:心里想得正确清楚,才能说得明白深刻、没有漏洞破绽;而遣词造句精审严密,又是写好文章的重要条件。我们欣赏分析论辨文时,就应该从这三方面着眼。

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论辨文,风格不同。自汉代以至南北朝,或有意铺排,或着意对偶,而其论述的展开往往是层层推理,沿着一条线索直贯而下,层次比较简单。唐代自韩、柳起,就很讲究文章的波澜起伏、回转曲折,其变化奇诡多端,使人莫测;而作者的结论,就在这中间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到了宋代,以苏轼为代表,除了继承前代遗风之外,又有了通畅明快、气势浩然的特色。试以贾谊《过秦论》、韩愈《杂说一》和苏轼《留侯论》作一简单比较,看一看这种区别。

《过秦论》一般被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依次叙述:秦从孝公起日益强大;其他诸侯网罗人材、合纵缔交以攻秦,反为秦所败;延至始皇帝,灭山东六国统一天下;此后秦行愚民弱民政策,想传业万世;但陈涉揭竿而起,很快就推翻了秦;结论:秦之速亡,是由于在靠暴力取得天下后却不能施仁义以守业。中篇承上篇继续论述秦不能安民的过失:首言处于战国动乱之后人民思安;次言秦始皇帝“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再言秦二世更为暴虐,以致国事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得出结论:“故先王见终始(事情的开头与结尾)之变,知存亡之机(关键),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可以说:上篇以述代论,从事实中引出作者所要论述的命题;中篇才做了系统的推论,历史事实的叙述是作为论据出现的。其论述如千丈瀑布一泻而下,较少纡徐曲折。

再看《杂说一》。这是一篇不过一百一十几字的短论: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

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

(灵于龙:比龙还“灵”。茫洋:即汪洋,浩瀚无际的样子。玄:玄冥,指广大空间。薄:迫,接近。伏:等于说遮蔽。景:同“影”。震:指雷。神:动词,指其变化很神奇。水:动词,流水,降水)

文章的主题是论云、龙关系,借以喻指君、臣应该互相依赖和帮助。文章虽短,却富于变化。先说云“弗灵于龙”;“然龙乘是气”句一转,得出“云亦灵怪”的结论;说到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处又是一个波折;“然龙弗得”句却又把意思扭转回去。然后发出“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的感叹,最末从《周易》引出“云从之矣”以作结,言已尽而意未穷。全文如沿路盘山,时进时退,而每次的退也都是在进,步步深入,循环上升,极尽奇宕变幻之能事。在韩愈的那些长篇论文如《原道》、《原毁》等篇中,这种手法的运用更为典型。

《留侯论》显然又有不同。这篇文章是就汉代张良为圯上老人纳履的故事所发的议论。古代许多人认为这个老人是个神怪,张良之所以能辅佐刘邦成事,关键在于老人送给他一部“天书”。苏轼则一反其意,认为老人可能是秦世隐者,他对张良的影响,主要是教他善于忍耐。苏轼是借此说明有大勇者其志远,决不为小事所惊怒而丧其身,也就是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意思。但他的论述并不是平淡地展开,而是凌空提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这一命题,接下去指出“匹夫”与勇者面临屈辱时能忍与不能忍的差别。在这之后才谈到张良。但又一转折,撇开张良“强忍下取履”的事,却去论证这老人并非鬼物,“其意不在书”,而在深惜张良当初因不能忍而去刺杀秦始皇帝并差点送了命;然后才说到老人是在试探张良是否能忍,亦即是否“可教”;其间又引郑伯服于楚、勾践困于吴的故事,以证明为了大志而忍的重要,并且推测刘邦项羽的成败,就“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这时又突然作出进一步推断:刘邦之所以能忍,是张良教的。最后引用司马迁所说的张良“状貌如妇人女子”的话,并以“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结束全文。这篇文章,波澜曲折不亚韩文,但是句句平易,一气贯注,偌大历史事件如刘项之争,却能轻点一句给以总结,其高屋建瓴、任意纵横之势,又有超过韩愈的地方。

通过比较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了解论辨文的多种特色,才能更好地阅读和欣赏这种文体的优秀篇章,就是对于了解和分析其思想内容,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

论辨文章,不一定都标出“论”字或“辨”字。

有的可以称为“说”。如韩愈的《师说》,就是论述从师学习之道的;其《杂说四首》,也就是一组杂论。

有的可以称为“解”。它的特点是就一事一物进行解说,从中论述推理。如韩愈的《获麟解》,就是对《春秋》上关于鲁哀公时捕获麟兽是祥还是不祥的问题进行解释,借以暗喻贤人出世,既需要世人的了解,也要生逢其时。

有的可以称为“原”。这是从韩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才有的,实际就是五论。其特点,是对所论述的事物要推其本原。

如《原道》的第一句话就给“道”下定义,然后从这里展开论述。他说“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往)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用动词“之”解“道”,即推溯“道”字命名之原。

从《文选》开始,文章的选家和文体论者,还立有“对问”、“七”等体,其中有些也是论辨,只不过是虚设宾、主二人互为问答罢了。

论辨类还与其他文体互有交叉。例如有的题目为“说”、为“解”,但并不是论,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韩愈的《进学解》。又有的不标以“论”字却是十足的论,如某些颂赞、序跋(包括一些赠序)、书信、奏议、杂记。甚至有的辞赋,也可以看作是论说文。例如贾谊的《鸟赋》是借咏鸟来抒发其怀才不遇的幽愤的,但其中大部分篇幅用以阐述他的“万物变化,固无休息(止)”,以及福祸无常、真人恬漠的观点,很像是一篇哲学论文。至于陆机的《文赋》,更是纯粹的文论了。

产生这种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区分文体的标准未能划一。论辨文章之成为一类,是着眼于其内容的,而辞赋、序跋等文体则主要是从形式上分的。其中有些种类,既适合记事或抒情,又可以用以论述,这样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时就可以不为文体名称所囿,这对于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分析文章的特点是有好处的。 

————————————————————

[1] 两篇文章题目中的“论”字,都是后人所加。

[2] 据《汉书·王莽传》,严尤曾作《三将军论》,略早于《王命论》,但原文已逸,今只存残句,而其“论”字也是后人所加。

[3] 《文心雕龙·论说》。


——自 许嘉璐 《古代文体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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