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瑞典和芬兰正式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议会发表讲话，重申不会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理由是两国反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激进组织的立场。
今天是“探寻欧洲价值”专题的第二篇。
宗教、保守、反美、反俄、威权、独裁。执政至今的近二十年里，埃尔多安被外界贴上了彼此矛盾的各式标签。有关他的时代将要终结的预言也越来越多。但他总是通过投下更多政治赌注，一次次成功延续了政治生命。
2023年将是土耳其的大选年，也是凯末尔创造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百年。人们好奇：埃尔多安会在这个时刻再次胜出吗？这个从总理变成总统，又变成人们口中“奥斯曼苏丹”的人，还会如何改变土耳其？
撰文 齐然
2019年9月底，当我在伊斯坦布尔停留时，几位支持在野反对党的土耳其朋友兴奋地跟我分析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治生命“快要终结了”。在年初的地方选举中，反对党大胜，连执政党过去数十年从未失手的伊斯坦布尔市政府也换了庄家。
结果，10月5日，埃尔多安突然出招。这次是一项军事行动：他下令土军从南部边境攻入北叙利亚，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他们在当地的“罗贾瓦”自治区，然后建立一个安全区，安置土耳其国内的叙利亚难民。
这项称为“和平之泉”的战事快速扭转了埃尔多安的被动局面。其目标巧妙地呼应了土耳其社会的主流诉求：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遣返国内的叙利亚难民。
唯一表示反对的只有支持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HDP），他们随后遭到了埃尔多安的打击，不少议员和地方首长被捕——理由是他们“支持恐怖主义”。刚刚强大起来的反对派又被削弱和分化了。
宗教、保守、反美、反俄、威权、独裁。执政至今的近20年里，埃尔多安被外界贴上了彼此矛盾的各式标签。有关他的时代将要终结的预言也越来越多。但他总是通过投下更多政治赌注，一次次成功延续了政治生命。2019年的军事行动，只是其中一例。
明年，即2023年，又将是土耳其的大选年，也将是凯末尔创造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百年。人们好奇：埃尔多安会在这个时刻再次胜出吗？这个二十年来从总理变成总统，又变成人们口中“奥斯曼苏丹”的人，还会如何改变土耳其？
2019年10月14日，叙利亚曼比季北部城镇Tukhar，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向叙利亚重镇曼比季进发。
继承者埃尔多安：
自由、保守、民主
十九年前的2003年初，布什政府正准备入侵伊拉克，49岁的埃尔多安刚刚获得执政权。那时他忙于在大国民议会外游说议员们，让他们投票支持美军借用土耳其境内的基地，从北线进军巴格达。
北线计划最终在反对党的阻拦下没有通过。也许是需要重申自己已经尽力了，那年3月，这位北约第二大国的新总理投书《华尔街日报》，强调土美同盟毫不动摇。“我的国家是你的忠诚同盟和朋友”，署名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文章这样写道，“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组成伊拉克的其他民族与土耳其血脉相连。我们希冀他们获得自由、民主、人权和繁荣的未来……”
尽管他的政党拿到了国会过半席位，但刚刚成为总理的埃尔多安仍然令世俗派和外界狐疑——90年代，他是泛伊斯兰主义政党“福利党”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以雄辩口才著称。1997年，因为公开朗诵“有宗教煽动意味”的诗歌，埃尔多安被逮捕并禁止担任公职。2001年，他和一群前福利党员自立门户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新政党宣布自己是“保守的民主主义政党”，并在2002年大选中获得了胜利。
在新的国会修改法律为埃尔多安重新参政铺路时，他也在谋划着兑现选举的承诺。在世纪之交，曾有两条道路摆在埃尔多安和新成立的正发党面前。
一是继承他的政治恩师、前福利党党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的泛伊斯兰主义。埃尔巴坎个子不高，银发而谢顶，来自宗教重镇科尼亚。他亲近伊朗，反对西方，提倡宗教道德，在1996年短暂上台，1997年被军方的一场政变推翻。这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最接近政治伊斯兰的时刻。
另一条路是继承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主流政治价值——宗教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现代土耳其尽管一直由军方监护着世俗主义原则，但混合了宗教保守主义的中右翼党派才是选举政治的长期主流。1946年放开选举后至今的近80年里，凯末尔留下的共和人民党及其继承者选举上台的执政时长加在一起，也只有13年241天。与之相反，长时间执政的三位右翼总理——50年代的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60-70年代的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和80年代的厄扎尔（Turgut Özal）前赴后继构筑了保守政治的连续传统——他们支持自由市场和小生意人；抨击凯末尔主义遗留的“深层国家”和西化精英；赞美保守的大众。他们大力发展现代化，但又强调保留传统文化——土耳其民族和伊斯兰身份。对外，他们都亲近西方，和苏联阵营的叙利亚、输出政治伊斯兰的革命后的伊朗都保持距离。
埃尔多安和他的正发党同僚们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们把正发党打造成了保守中右翼价值的继承者。而为了避免重蹈埃尔巴坎与泛伊斯兰主义的覆辙，埃尔多安还努力拥抱美国和欧洲价值——他不光在伊拉克战争中和美国合作，也推动国内的民族和解——占土耳其人口近五分之一、一直不被视为独立民族的库尔德人在新世纪得到了语言和文化上的正式认可。对外，他力主土耳其加入欧盟，并为了满足入盟门槛在国内推行了大规模的人权和司法改革。
当时的国际舆论上洋溢着对埃尔多安的赞誉。以描绘地缘政治而著称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2004年12月写给《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把埃尔多安描绘为欧洲和中东的希望。他赞美这位土耳其新总理所具有的优秀“政治品性”。
“他不狭隘，”卡普兰写道，“埃尔多安的温和的、改革派的伊斯兰，如今是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和二十一世纪协调起来的单一最好选择。”在卡普兰看来，欧洲迟早会因为移民而“伊斯兰化”，与其被动应对文明冲突，不如选择埃尔多安的模式。
和卡普兰一样，美国的保守派精英们也热爱埃尔多安，甚至觉得土耳其模式——伊斯兰加上自由市场、民主和现代化——值得在中东推广。“你们的国家有150年的民主和社会改革历史，是其他国家的榜样。”2004年在伊斯坦布尔发表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总统布什这样表示。
这段蜜月期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也许裂隙来自2008年的大金融危机推波助澜，或许转变从2009年埃尔多安在达沃斯激烈抨击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后愤怒退场开始。但真正让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发生变化的，无疑是2010年之后的“阿拉伯之春”——一场本以为会推广“土耳其典范”的地缘变局成了政治灾难。
革命者埃尔多安：
颠覆、野心、失落
尽管总理任上的埃尔多安标榜自己为保守主义，但他想要的，其实是一个“新土耳其”。他和他的统治比任何人都急于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这场革命，如他的政党名，同时包括了两个维度——“正义”与“发展”。
“正义”声张着宗教保守派多年来在军方和凯末尔体制阴影下生活的不满和受害者情结。保守派是如何回忆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的呢？他们说公共场所有头巾和衣着限制，寺院和宗教活动被世俗主义者的国家管控，自己是“不民主政治”的受害者。埃尔多安的“正义”意味着对凯末尔遗产的清算和修改。
发展则是“土耳其模式”的永恒主题。二战后的土耳其是一个文盲率高企的农业国。而历届政府都热爱标榜自己如何让国家变得更现代化——曼德列斯时代大拆大建了伊斯坦布尔的城区；德米雷尔时代修筑了水坝、跨海大桥和更多的公路。土耳其需要现代化——世俗派和宗教保守派在这一点上没有矛盾。
埃尔多安的“革命”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吹响了号角。
借助加入欧盟的人权和司法领域改革，埃尔多安成功“和平演变”了土耳其的军队监国体制——2007年，一出军方秘密情报机构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勾结的“阴谋”被曝光，埃尔多安立刻把矛头指向土耳其的“深层国家”。在这个当口，长年被军方镇压的左派和少数民族也嗅到了报复机会，群起加入围猎——在政府主导下，数年内，包括高级将领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上百人在争议中被送上法庭，其中许多身陷囹圄。顺水推舟地，埃尔多安政府在2013年通过《国内服务法》立法，废除了军方监护宪法的条款，消灭了历史上军方曾用以介入政治的最重要法律基础。
同时代的土耳其也见证了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飞跃——2002年到2008年，土耳其的人均GDP从4000多美元跃升到了过万。在埃尔多安眼中，“民主”和“发展”是一体两面。“发展”是“高级民主”的象征。他的政府热心于新机场、新大桥和新医院。在2013年9月的一次讲话上他总结到：“土耳其从前的79年里只修了6100公里的双向分隔公路。过去11年里我们修了17000公里！”除了发展基础设施，埃尔多安政府还在居伦运动——一个主张兴办教育改变社会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帮助下快速兴办教育和社会服务。居伦运动得到的回馈，则是在各类专业领域铺设了自己的人马。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在连锁反应中，北非的强人政权一个个倒下。土耳其社会在此刻热忱地给予了支持——土军甚至参与了北约帮助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在宗教保守的“革命者”们看来，军事强人政府都压制了社会，而土耳其将为他们带去更自由的政治模式。
然而安卡拉的兴奋逐渐变成了失望——土耳其模式根本无法出口。
2011年9月，在埃及的一片政治混战中，埃尔多安飞抵开罗，见到了最有机会当选为埃及新总统的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埃尔多安乐见政治伊斯兰在埃及获胜。但他劝穆尔西接受一套世俗化宪法。穆兄会拒绝了。
2013年穆兄会政府被军队推翻后，土耳其媒体曾事后诸葛亮地评论说，穆尔西选择了模仿埃尔巴坎——在当选总统后推行伊斯兰宪法，还出访伊朗。“假设他当初听了埃尔多安的劝告呢？”
但埃及无法复制土耳其模式，并不仅是因为穆尔西比埃尔多安更执着于泛伊斯兰主义，还在于土耳其模式本身就是不可复制的。
比如，土耳其几乎所有的宗教活动——从寺院到宗教学校到教令颁布，都掌握在宗教事务指导委员会（Diyanet）的手上。这个凯末尔改革中用以控制宗教的机构，到了埃尔多安手中变成了统一推广官方版本伊斯兰的高效利器。凯末尔体制缔造了从意识形态到机构的强大国家管理机器，埃尔多安时代就将这台机器调转过来，推广他的“新土耳其”革命。而在埃及，情况完全不同：宗教本身派系林立相互竞争，社会更从来没像土耳其那样高度军事化和单一化。
从阿拉伯之春到伺后的叙利亚内战，埃尔多安和奥巴马时代的美国一样陷入了困境：当自己支持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的“革命”运动逐渐偏离自己预期时，该如何反应？更进一步地，整个地区的动荡让原先的平衡荡然无存——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的利益在地区中彼此交织又彼此龃龉。如此复杂的局势下，又哪有任何“模式”能够成立呢？
2012年之后，不仅仅是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模式无法出口，甚至连他自身也无法再维系上台时的那种“自由保守”的形象了。2013年，在阿拉伯之春的延长线上爆发的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盖齐公园运动彻底撕裂了埃尔多安的两条“革命”路线——世俗化中产阶级开始反对他的“发展”，认为他正在用政治伊斯兰的议程暗度陈仓。这场源于城市更新的抗议终结于铺天盖地的催泪瓦斯和水炮清场。埃尔多安再一次搬出了“深层国家”的阴谋论。而在那之后，他给欧洲彻底留下了“反自由的威权领袖”的形象——入欧的谈判在那前后慢慢停顿，最终搁置一旁。融合了自由主义和宗教保守的“土耳其模式”梦想，也随之搁浅了。
2014年，在担任了11年总理，镇压了一场抗议之后，埃尔多安转而参选总统并仍然顺利当选。他的强势将原先非实权的总统制变成了事实上的半总统制。三年后，埃尔多安发起公投修改宪法，废除总理内阁制度，共和国转为大权独揽的总统制政体，他变成了新世纪的奥斯曼君主。
2021年9月1日，土耳其安卡拉，宪兵队和海岸警卫队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典礼活动。作者:人民视觉
苏丹埃尔多安：
孤独、斗争、无力
2019年，我在土耳其认识了克什米尔人阿扎德（Azad），来到土耳其定居的他是埃尔多安的忠实粉丝。但他对接下来的土耳其政治走向极为焦虑。在他看来，人们已经开始厌倦了漫长的埃尔多安时代。他怕下一场选举之后会是一个凯末尔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的政党上台，清洗伊斯兰元素，变成一个“右派政府”。
我很好奇地问阿扎德，在土耳其政治中，你觉得谁是左派？
“埃尔多安啊。”阿扎德不假思索地回答。
2014年之后，类似阿扎德所感受到的，埃尔多安的国际形象变得更大义凛然了。在国际舞台上，他越来越重视打造为弱者发声的形象：他把土耳其接收上百万叙利亚难民的数据挂在嘴边，证明自己代表着人道主义和穆斯林世界的兄弟情谊；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掏出地图为遭遇以色列镇压的巴勒斯坦人伸冤，指责美国和西方的伪善；他把过去的国际场合讲话整理成一本演讲录，叫做《世界大于五》，在其中大声疾呼要改革不合理的联合国安理会体系：“五个常任理事国让联合国某种程度上和国际现实不协调，并变得无效！”
但国际上的高姿态，又何尝不是挫败之后的无奈选择呢？
2017年当选修宪后的总统，意味着埃尔多安获得了土耳其历史上仅次于凯末尔的无上权力。他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许多反对者和挑战者都被剥夺权力乃至自由。然而面对几十年来积攒的困境——无论是库尔德人问题，还是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屠杀问题，又或世俗主义和宗教政治的对立，这位强势总统也仍然没能推动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改变。
事实上，在2016年，当部分军人对埃尔多安发动的政变失败时，他早年的执政路线已经处处遭遇挫折了：土耳其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了外债，如今通货膨胀高企，经济增长停滞；民众期待的入欧计划已经搁浅，遥遥无期。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停火与和解计划基本破灭，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撼动了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
早年的盟友居伦运动此时也已经变成敌人。埃尔多安指控他们参与政变，在国内大规模逮捕和审判他们。而经历了2014-2017的三年半总统制，党内老战友们也纷纷离他而去——保守派的前总统居尔（Abdullah Gül）和前外长、前总理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因种种不合而和埃尔多安分道扬镳；党内的“自由派”也在前副总理巴巴江（Ali Babacan）的带领下脱党出走。
2017年成为大权独断的总统时，埃尔多安比早年更孤独了。议会选举中，正发党的成绩也开始下滑，只能选择和先前的对手——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结为同盟。
而就在国际舞台这个他最能发挥的地方，他也谨慎地控制着事态的强度。有赖于土耳其在北约和欧洲安全体系中占据的位置，他和美国、欧盟之间的外交风波总是能最终妥善解决。他也将结果带给国内，当作自己坚持正义的证据。
如今，在埃尔多安执政二十年后，土耳其的社会似乎又停滞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几乎已经遗忘了上个十年发生的事情。他们有着属于这个十年的焦虑：更高的失业率、更高的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几百万几乎定居下来的叙利亚人。他们希望有政治人物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2017年的地方选举后，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朋友雅斯明（Yasemin）兴奋地告诉我，伊斯坦布尔的反对派新市长伊玛莫卢（Ekrem İmamoğlu）也许有机会成为埃尔多安的有力对手。新市长和埃尔多安是老乡，他们都擅长演讲。而尽管新市长是世俗派民族主义者，却有着一副可以安抚宗教保守派的行为做派，他甚至还专门学习了吟唱古兰经，这将足以吸引许多支持埃尔多安的保守人士，加大了反对派胜利的几率。换句话说，他更像早年的埃尔多安，身上有着又保守又有为又自由的气质。
然而，两年后，另一位朋友评价起这位被年轻一代寄予了希望的政治人物时难掩失望之情：
“他跟埃尔多安一样，很会许诺，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土耳其人也许仍然在期待下一个“埃尔多安”，等待他兑现21世纪初的那些政治承诺。
2014年10月28日，新总统府，位于首都安卡拉郊区阿塔图克森林农场内，共拥有1000间客房，总耗资达3.5亿美元。据法新社报道，这套行宫占地约215万平方英尺，是美国白宫的近50倍。
文中阿扎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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