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旺道seo优化软件
居桂期间,蔡锷在认真从事新军编练和军事教育工作,培养军事人才的同时,还频繁与革命党人秘密联系,邀请他们赴桂,推荐他们到新军和军事学堂等部门担任要职,并支持和掩护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
曾广轼是宝庆府新化人,留学日本警官学校时与蔡锷相识,两人一同参加革命活动,遂成志同道合的挚友。曾广轼警官学校毕业后,经蔡锷推荐到广西创办警察学校。曾广轼到广西后,向蔡锷介绍了他的老乡谭人凤。谭人凤也是新化人,早年加入洪门,1890年后以教书为业,在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于1896年在本村创办“福田小学”,仿照“泰西教法”进行教育改革,并聘请邹价人等进步人士担任教员。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谭人凤认识到维新不足以救国,遂立志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04年夏,得知华兴会准备发动起义,谭人凤曾联络新化、宝庆一带会党准备响应。华兴会起义流产后,谭人凤在湘西、桂、黔一带联络会党,从事反清活动,并成为首领。
革命巨子谭人凤(1860-1920)
经曾广轼介绍,蔡锷于1905年6月邀请谭人凤赴桂。谭人凤“因广西与湘有密切之关系,且随营学生多同乡俊彦,可资联络”,“于是带罗儒烈、彭笏卿、邹元和三学生往”,“询悉教员学生多同志,心甚喜。偶夜深与松坡、叔式(曾广轼)、梅霓生(梅尉南)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颇幸遇合非偶”。10月下旬,革命党人唐镜三、李燮和等准备在宝庆(邵阳)举事,谭人凤闻讯后决定由桂返湘襄助。临行前,谭人凤对蔡锷说:“万一不能寝息,势无可为,还当直趋广西求救济。”蔡锷满口答应,并与郭人漳赠其手枪二十枝,郭人漳派卫兵四人,荷枪护送,蔡锷亦遣学生岳森与谭人凤同去。谭人凤走后,蔡锷“日夜率学生操演行军,准备以待”,得知事败消息后,又派曾广轼前去再邀谭人凤返桂待机,令谭人凤“心甚感焉”。后来,曾广轼参加同盟会的事情暴露,广西巡警准备前去抓捕他,蔡锷获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曾广轼,并送他一匹马,使他得以逃离桂林回到新化。
对于同盟会以粤、桂为重点的西南边境武装起义,蔡锷也暗中响应并给予积极配合。1905年11月,蔡锷等人购运枪支到桂,密谋乘藩司余诚格母寿日起事,因势格未果,遂派岳森、谭人凤以招募委员名义将所购短枪一百支密送宝庆交党人藏用。
1906年1月,黄兴以广西桂林的清军军营和军校有蔡锷、郭人漳等一批朋友兼湖湘志士,便化名张守正由日本到桂林活动,“说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黄兴到桂后,住在新军林虎营本部。蔡锷闻讯后,即前去相见,“黄(兴)以在桂林成立同盟分会相告,征其同意,松坡允之,并择学生中的意志坚强者介之加入”。蔡锷对于黄兴的诚笃果毅,“倾心悦服,订为生死交,终身无间言”。据林虎回忆,黄兴在桂期间,曾“召集其平日所常注意的同志九人加入同盟会,由黄兴主盟,按各人年龄为序填写誓书,当众焚誓。人名次序为:黄兴、郭人漳、蔡锷、赵声、杨祖时、雷飙、胡毅生、卢镜寰、杨尊任、林虎”。但经学者考证,黄兴在桂林发展入同盟会的是卢镜寰、曾广轼、梅尉南三人,而发展蔡锷、郭人漳、赵声等人加入的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其原因是,“在黄兴看来,大量发展兴汉会会员,比大量发展同盟会会员更适合桂林郭、蔡军营的情况”。
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兴(1874--1916)
这次黄兴的广西之行最后却是无功而返。其原因,学界以前多根据冯自由“人漳方因事与蔡锷大生意见,各不相下,经克强多方调解,仍无法合作”的说法而将之归于蔡锷与郭人漳失和,但从前引蔡锷致杨度信中所言“葆兄去后,此间愈形孤寂”一句分析则为不然,说明蔡、郭之间并无不和。其真正的原因,林虎后来在《往事片断》一文中作了明确的交代:“赵声(二营营长)则因每饮必醉,每醉必畅谈洪、杨故事,为旧派军人告密中伤,使李抚对续练新军事,迟疑不决,致成无期的停顿。当时黄兴已由日本潜到桂林,住在南门外大校场我的营本部。见情况日恶,恐影响前途,决定各自散开,各立基础。”
1907年春,苏鹏因在湘参与组织陈天华、姚宏业公葬岳麓山活动而遭清政府悬赏通缉,转赴广西投奔蔡锷。蔡锷对他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对于这段经历,苏鹏在《柳溪忆语》中有详细的记载:“予于丁未(1907年)春,出奔桂林,应曾叔式君(即曾广轼——引者)之聘,充当高等巡警学校理化教习。旋因抚院与藩司意见龃龋,警校停闭,……当此蔡君松坡在桂,办理广西陆军小学,兼办随营学堂,所延用教职员,多湘籍旧雨,如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卓如辈,整饬严肃。于学科之外,尤重精神教育,为国家将来蔚成有用之材。予朝夕过从。松坡得粤东电,悉需聘教员,乃缄荐予与邵阳刘君五典偕往,刘应陆军速成学堂之聘,予应陆军小学聘。”
对于思想激进的老师樊锥,蔡锷尤为关心,到桂后即托人邀请其来广西办理法政学堂。正在南京军校任教的樊锥接信后欣然就道,于1907年春抵桂,投入法政学堂筹办事宜,但不久因心急事繁,劳累过度,导致肺病复发。樊锥病后,蔡锷心急如焚,一面亲自照料老师的起居和医药,一面准备送老师去日本治疗。他不仅为老师筹措了银600多两医疗费,还委托广东的刘五典为其调查汇兑医疗费的办法,以解决老师后续医疗费的问题。由于樊锥患的是肺病,持续高热,蔡锷就将其安排在陆军小学后面叠彩山的风洞养病。当时在陆军小学就读的唐希抃见证了蔡锷对老师精心照料的情景。他说:“那时,松坡先生在桂,身兼数职,非常忙碌,但每天必于百忙中抽空到风洞山一二次,每每是深夜始离去,有时还邀同我叔唐巘和雷飙协助护理。我叔间或要我同去作些杂事。我总是碰到松坡先生在那里殷勤侍奉。由于松坡先生自己并邀同朋友轮流侍奉,使得樊先生经常看到有亲人在其左右,不感寂寞。”在蔡锷的精心照料下,樊锥的病有所好转,他在风洞的石刻上读到袁枚游风洞诗后,还诗兴大发,步其原韵赋《叠彩山和随园诗》一首。然而,不久樊锥之病又趋恶化。蔡锷见状又多方筹集资金,欲送樊锥去日本医疗,但樊锥自知病入膏肓,坚决要回邵阳。蔡锷不敢有违师命,于是年冬派毕春深护送樊锥回邵阳养病。次年春,樊锥因病重不治,在邵阳病逝。蔡锷闻噩耗后不胜悲痛,“深以未及亲视含殓为憾”。
桂林叠彩山
1907年冬,同盟会决定在广西镇南关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前夕,黄兴派邓家彦带信给蔡锷,请求协助。邓家彦后来忆述了转信蔡锷的情况:“镇南关一役,克强原欲邀余参加,因余已计划回广西,阳则谋借官费资遣美国留学,阴则由克强亲笔致书蔡松坡,而嘱余转交。松坡方执教于广西讲武堂,克强嘱彼于镇南关起事成功后,在桂策应也。张鸣岐时为署理广西巡抚。鸣岐在清末以开通大吏自诩,喜引用留学生。余与陈启修相偕返桂,即往谒张,颇获礼遇,盖未尝知余等已加入革命团体也。蔡松坡亦在张处,身材短矮,此为余初次识蔡,余于辞出时即以克强密函袖交之。”蔡锷接到黄兴的信后,即命岳森秘密运送一批武器交与革命党使用。
1908年春,张鸣岐组建广西新常备军一标(团),委蔡锷为统带(团长)。蔡锷领命后,即制定章程,组织征兵。经蔡锷精心挑选,新兵素质较高,蔡锷对此十分满意,在致曾广轼的信中说:“征兵于日昨到百人,多读书种子,询其当兵之责任维何,莫不以‘为国家’三字对。气象俱淳朴耐苦(现被服未到,夜惟草席一床,不畏冷),即其中有二三学生,亦无流行之国民气习,差足慰也。”显然,蔡锷不是要把他们忠君的工具,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军人和革命的骨干力量。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练兵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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