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汐溟
基于契约神圣和合同严守的原则,合同一经生效,便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此即为合同的法律约束力。该约束力的表现,一为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为任何一方无权单方变更合同,三为任何一方无权擅自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八条对该原则予以准确地概括,“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我国《民法总则》第136条第二款也规定:“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但是,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又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变更合同自当受严格的限制,协商一致是其条件之一。既然是协商一致,自然有协商沟通的过程,也自有一方先行提出变更的意向,此时的变更意向是否违反“不得擅自变更”的规定?“不得擅自变更”应当作何解?
如下的案例可以给我们启发和答案:A是某部影片的第一出品方,受全体出品方的授权,代表该片全体出品方与B签订《联合发行协议》。依据该协议,A授权B为该片的发行推广方,负责该片在中国大陆地区宣传发行事宜,B享有影片的独占性院线发行权授权。以院线发行权作为对价,B同意向A支付院线保底收益2800万元,并投入不少于1500万元的宣发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B通过微信向A发送消息,内容大意包含建议对原协议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应约定原协议相关条款暂缓执行。此后,B向A发送《意见征询函》,内容大意为:根据我司前期就影片项目签订的《联合发行协议》,结合我司目前实际面临的情况,现就我司保底发行项目一事提出商榷。我司正式提出,在不影响该项目正常发行、营销、放映工作的前提下,放弃该项目保底发行的权责义务。请贵司予以考虑斟酌,相关事项的协调处理,我公司可参与协助支持。且我公司再次郑重承诺,该项目正在进行的发行、营销事项将不受此商议之影响,顺利正常发行。据此,A认为B存在要求变更合同、免除其保底义务的行为,该行为让A有理由相信B将拒付剩余保底收益款,并认定B的行为构成违约。
法院在裁判中指出:B确曾向A提出解除保底发行模式,但也仅是通过微信聊天等非正式途径提出“建议”。后B虽应A的要求向A发送了《意见征询函》,正式提出取消保底发行模式,但也仅仅是与A商榷,且一直表示在等待A的回复。故该《意见征询函》充其量属于B要求取消保底义务的建议,不具有B强行单方取消保底义务的意思表示。
基于该案事实及裁判理由,本文认为,“不得擅自变更”视情境、语境不同,应有如下层次的含义:
第一,合同一旦成立便应该严格遵守,在合同履行层面看,对于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法》第六十条)。换言之,当事人必须依据债务(义务)之本旨履行。当事人对债务之履行并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债权人的利益,而债权人的利益系通过以合同的方式约定债务人的给付实现的,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可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理想圆满状态,若对其变更,势必造成与圆满状态的偏差,会导致一种差强的状态,该状态通常会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故此,依据债之本旨考虑,债务人的义务是既定的,债务人自己不得对其变更,从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第二,按表现形式不同,债务可分为合意和给付两种状态。存在于合同约定中属于当事人对债务的合意阶段,此阶段债务尚未被履行,但确是履行的法律根据和前提,属于静的债务;给付状态是债务人按约定实施给付行为,即实际履行债务,属于动的债务。
债务之变更,也可按两个阶段划分。首先,合意不变,但在履行时不按约定给付,如当保底收益支付条件成就时应支付1000万元,但却支付800万元,此为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变更了合意;其次,未及履行期,债务人单方改变合意、作出明确的变更意思表示,虽未落于书面协议,但其单方的意思表示将该项债务之合意予以实际变更,例如,合同约定在2个月后支付授权金1000万元,双方就债务人在约定时间内给付约定金额的授权金已经形成合意,现债务人通知债权人,其将在2个月后支付授权金500万元。无关债权人的意志,无需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将按自己通知之内容履行债务,其以自己的单方意思表示改变与债权人先前合意。
显而易见,无论是静的状态的变更还是动的状态的变更,债务人单方改变给付内容,都会损害债权人利益。所谓“不得擅自变更”亦就前述两种情形而言。而该两种情形具有一相同点,即债务人对债务之变更具有确定力,无论是履行还是通知,其内容都有不可商榷、不再商议的确定性。履行阶段之变更的确定力自不待言,合意阶段之变更的确定力也是固定、明晰的,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的变更债务的意思表示具有确定性,并无模糊的空间,债权人可依据其意思表示判断其未来确定的给付内容。抛开债务人单方变更合同的合法性,双方之间现有及未来的交易关系是确定的。
然而,前述论断的逻辑前提是变更的指向者系债务人自己,“擅自”一词即包含有单一个体的意味。若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二者协商后形成合意,则“不得擅自变更”便失去适用的条件。经过协商后的合意变更,其实是以新的合意取代了先前合意,通常可将其视为新的合同。而合同需要经历要约、承诺及反复磋商的过程。此时的变更意愿是订立新合同的要约,非经对方承诺不会形成新的合同,则单方的变更意愿不生效力;若经对方承诺,则基于新的合同诞生,则该单方的变更意愿又不具备非法性。
本文认为,确定性是判断变更是否合法的重要标准,提出变更合同的要约,就其自己的意思表示而言,因等待对方的承诺,是否成立欠缺确定性;从合同形成过程而言,若无对方承诺,新的合同若不产生,要约无法被合意吸纳,仍然不具备确定性。故而,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的请求变更合同的建议,仅仅是一种协商意愿,并非正式变更的通知,并不违反“不得擅自变更合同”的规定,不构成违约。
在本文的案例中,B在《意见征询函》中明确表述为“商榷”、“考虑斟酌”及“商议”,属典型的协商性建议,仅提出单方意见,从其内容中无法得出B会变更债务的决定,而法院也认为其性质为建议,并非强行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A以此认定B违约并无法律依据。
本文根据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9948号判决书改编、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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