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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萨埵（读史专栏作者）
苏东坡虽然身处困厄，犹能以乐天的心态回应种种不幸。面对人生逆旅，他将更多的生命活力倾注到对快乐生活的追求上去，而且居然真的成功。
当敬佩他、喜爱他、同情他的人们，为他的坎坷遭遇叹息垂泪的时候，他却已然在明月银辉的轻抚下，抱着东坡肉坛子呼呼大睡了。
1097年，被贬在惠州的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准备在这个南方温暖的城市中安度晚年。在和煦的春风里，他从甜美的酣睡中醒来，伸了个懒腰。
每当心情极其愉快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写诗的激情。于是，一首描写春睡之美的《纵笔》很快又在天下的士人口中传诵了。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麻烦总是由他的诗带来，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乌台诗案”，那次他几乎丢掉性命。老前辈文彦博曾好心地劝他不要再写，那时他正骑在马上，哈哈大笑道：“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等着作注疏呢。”
现在旧事重演，两个月后，他的老友兼仇敌章惇，签署了对他的新一轮贬谪命令。
得幸于宋朝不杀大臣的祖训，苏东坡从章惇手中逃得一线生机，但是他的运气实在有限，受到了一个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流放儋州。
章惇自信地认为，没有人可以在儋州这个地方继续笑出声来，苏东坡也不会例外。
公文到达后，苏东坡必须立即出发。惠州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现在却又被驱赶，不得有多余的安宁。这样的事在他一生中多次重复，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他始终没能实现。
在苏东坡以往的生活中，无论是顺境逆流，总有朝云在身边相随，给予他不少宽慰。不幸的是，这位“维摩天女”，在两年前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夺走生命。
这或许也可以称作为一种幸运，因为她不必再到儋州去受活罪了。
儋州位于今日的海南，在当时被认为是域外的穷荒之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尤其对老年人的身体折磨最大。
六十岁的苏东坡，是抱着必死之心前去的，他将家室留在惠州，只带着三子苏过前往。
他的弟弟苏辙这时也被贬去广西雷州。路过藤州时，苏东坡听到这个消息，于是作诗“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派人追上交给子由，兄弟俩得以结伴同行。
原本十几天的路程，兄弟俩将近一个月才走完。苏东坡尽可能地放慢脚步，希望时间可以多宽容一些，因为一到雷州，他就必须立即登船了。
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在船上整夜对坐，他们都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人，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儋州的艰苦条件极其容易吞噬人的生命力，因此这难保不是最后一面。真个是生离死别，令人黯然神伤，但他仍以坚强的姿态站立起来，不希望有人为他担心。
在给好友王古的信里，他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六月十一日，按照当地的惯例，苏东坡在出海前参拜征南二将军的神像，接着在“眩怀丧魄”中登船出发。
面对起伏浩瀚、福祸不知的大海，苏东坡只觉得心灰意冷，四顾回首已经是穷途末路，真不知“此生当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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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坐北方朝堂的皇帝心中，苏东坡是个“恃才傲物，讥讽朝政”的恶臣。相比于易受小人蒙蔽的君王，远离政治漩涡的下层官员和心地纯良的百姓，对待苏东坡的态度，才更能反映出他的本来面貌。
对于流放过程中与他交往过的不少官员，苏东坡是心怀感激之情的。多位太守和县令出于对他的钦佩，慷慨地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后来全都因此受到主政者的处分。
苏东坡在儋州虽然实为流放，但象征性地保留了“琼州别驾”的虚衔，至少在明面上，他还算是个公职人员。然而，政敌们却又给他下达了与此矛盾的三条禁令：不得住官舍、不得食官粮、不得签署公事。
不再参与公事是苏东坡十分乐意的，如此他可以真正逍遥自在而不被繁琐的政务干扰，优哉游哉地享受“无案牍之劳形”的快乐。但衣食住行这些问题，却实实在在地让他受了一番痛苦。
首先是住房问题。最初到儋州时，东坡父子险些流落荒野，好在仰慕他的县令张中帮忙，得以栖身在一处老旧的官舍里。此地偏僻贫穷，房屋大多破顶，每到下雨时屋内就泥泞一片，苏东坡只好把东西搬来搬去。张中动用公款为他修缮一番后，他才得以稍稍喘了口气。
可是当局并不愿意他有片刻的好日子过，在次年派出酷吏董必南下巡察，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派人将苏东坡从公舍中逐出，并革了张中的职，传讯进京接受处分。
胸襟宽大如苏东坡，这时也稍稍有些动怒了，不过他表达不快的方式是幽默且高明的。他在一则寓言中提到了东海龙宫中经常捣乱的鳖相公，以此借指董必并加以讽刺。
“鳖”与“必”的读音相近，但并不相同，即便董必读到了这则寓言，气得满面通红，也拿苏东坡无可奈何了。
政敌小人们对苏东坡的狰狞面目，正好反衬出穷苦百姓们的善良淳朴，尤其是那些仰慕他的穷读书人的子弟，纷纷赶来帮他修建房屋。一位叫王介石的士人带领家丁前来相助，而他本人出力甚至超过家丁，“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特别令苏东坡感动。
新居建成后，颇具当地土著风格，苏东坡说这是“疍坞獠洞”，可想而知十分简陋。房子的后面是一片桄榔林，于是题新居名为“桄榔庵”。
他望着这座也许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处房子，不由得顿发感慨，决心生住于此，死葬于此，心情愈发沉重起来。但这种沉重的心境只持续了片刻，很快就被生活的喜悦冲散了。
桄榔庵的生活虽然清苦，也别有一番闲趣。苏东坡夜里睡在床上，可以听到林中猎鹿的声音，有时天还未亮，就有猎人叩门，向他赠送鹿肉。
朝阳的光芒洒入竹林，颀长的树影直延伸至他脚下。美景当前，他忽然觉得桄榔庵的生活也是超然的享受。陶潜的门前不过有五棵柳树，而他的屋后却有一整片树林。“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这三间茅屋在他眼中已经是大如天地了。
居住问题总算解决，美食家、老饕客苏东坡要捧着肚子发愁了。当年在黄州闲置时，他曾摇身一变成为农夫，在黄泥坂附近的东坡上开垦了十余亩地，通过几年辛勤劳作，得以丰衣足食。现在的局面比那时更为艰难，因为他已经六十岁，不复当年的体力了。
不过好在人口不多，向县令张中借的几亩薄田，足以供养他和苏过生活一段时间。“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苏东坡显然是以自食其力为乐的。我们读白居易的《观刈麦》，知道他因自己不事农桑而终日愧疚，苏东坡没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他已经戴上草帽在田中插秧种苗了。
苏东坡虽然是手无缚鸡之力文人，但并没有懒惰的毛病。不过即便他努力营生，仍然常有断炊之虞。
海南岛上的居住者多为当地黎民，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生活所需的许多物品包括粮米都要由广东来的官船运输。
1098年冬天，海上风暴频发，运粮船只无法到达，加上当年的庄稼收成不好，苏东坡父子的生活几乎无以为继，真个一筹莫展。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形容自己父子在断炊中相对而坐，“如两苦行僧耳”。
不过，他仍然开得出玩笑来，听说在雷州的弟弟子由也因粮米不济而日渐消瘦，于是作诗一首，
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
相看会做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鹤。
托人寄去。海康别驾即指子由，他在雷州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境况愈发艰难，但当他读到这首诗时，面上应该也会露出微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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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米作炊的日子里，苏东坡就到乡野中采摘药草，如苍耳、蔓菁、芦箙和苦荠等下锅煮食，他称这些是“葛天氏之民”才能享受的美味。
葛天氏在传说中是上古贤明的帝王，治下的百姓生活安乐且富足。陶渊明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生活状态下也曾以此自诩。很明显，苏陶二人所指的都是精神层面。
苏东坡形容自己在儋州的生活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只有一条好处，“无甚瘴也”。
中国古代由于对南方的探索不够，北方人误以为那里存在大量瘴气，常人无法居住。
好友参廖对他如今的处境牵挂不已，尤其担心他的身体会日益衰弱，打算亲自动身去看望他。
苏东坡心领了参廖的好意，不愿意老友为他忧愁劳累，于是回了一封极其轻松诙谐的信。他说自己现在退隐在一处小院里，悠然自得好似天竺高僧。“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廖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在读苏东坡写给友人的信时，我们可以发现他近似于庄子的心境。以他现在“四顾真途穷”的遭遇，他完全可以在信中发发牢骚，获取一些言语上的安慰，至少可以有个倾诉的对象。
但苏东坡不愧为苏东坡，竟然将情况完全扭转，在信里宽慰起状况比他好得多的朋友们来：“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煎”。
这当然是超出实际情况的话，特别是联想到在那种艰难的处境中还能作此轻松之语，也就无怪乎苏东坡受人爱戴了。
无论苏东坡到了哪里，他那种温和友善的个性，都不会允许他没有朋友。他曾对弟弟子由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所见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无论身处何种艰难局面，那种对人类深深的热爱，总是能使他忘掉自身痛楚，急切地关心起他人的状况来。人道主义精神在苏东坡年轻时就已经表现出来，直至今日，光芒依旧不减。
岛上生活的黎族人民，因为长期受汉族官吏的压迫和欺骗，与外来移民相处得并不融洽。朝廷派出军队前来围剿，黎民就退进山林里，官军也无可奈何。
苏东坡认为这些居民都是善良淳朴的土著百姓，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才被迫与汉民发生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抛弃原有的偏见，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劝农诗》，鼓励黎民从事农业生产，以带来长久的福利。
苏东坡跟他的邻居们同样相处得十分和睦。《纵笔三首》中记载了邻居经常送烤肉给他吃的经历，“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一位住在山上的黎族樵夫背着柴到市集去卖，看到苏东坡一身儒服，觉得奇怪又好笑。苏东坡尝试与他交谈，因语言不通作罢，不过樵夫似乎也看出苏东坡是陷于草莽的贵人。冬天海风肆虐，寒冷刺骨，他竟然直接送了一匹木棉布给苏东坡制衣御寒。
在海南期间，苏东坡养了一条名叫“乌嘴”的大狗，闲来无事时就带着它到处闲逛，和村民们在树下席地而坐，畅谈起来，而且尤其爱听人讲鬼故事。
有时拜访朋友归来，天降大雨，他向农妇借来斗笠蓑衣和木屐，在泥水中蹚浪着走过，乌嘴摇着尾巴紧随其后，丝毫不顾忌所谓读书人的庄重。小孩子们见到他的这副怪模样都哈哈大笑，口吹葱叶送他离开。
而他这时已经略带酒意，开始飘然起来，不觉得有一丝不快，随口吟出一句“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晃悠悠地回桄榔庵去了。
往昔的荣耀和官位，现在在苏东坡看来已经如同一场春梦，他认为在贬谪生活中有以前做官时无法享受的乐趣。
这种快乐在组诗《谪居三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旦起理发，二是午窗坐睡，三是夜卧濯足。
他庆幸自己不用再早起上朝，风尘仆仆地来回奔波，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中午饭后，他就盘坐蒲团，靠着竹几，轻车熟路地进入梦乡，直至物我两空的境界。
儋州虽然物资短缺，但有的是柴火和干净的泉水，可以舒舒服服的泡脚。他拿大都市的人开玩笑，说城里柴贵水贵，同情他们享受不到自在濯足的乐趣。
苏东坡也许真是穷开心，又或者是乐于自嘲，但总是让人喜爱得不得了。
许多人在牙齿松动掉落时，会为年华逝去忧叹不已，苏东坡却没有一点难过，因为他终于可以“齿疏含清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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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认为，苏东坡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都是在他不得意时达到的，是他人生哲学的高度体现，而顺境中写就的诗篇未免有些落入俗套。例如被贬在黄州时的两篇《赤壁赋》，直至今日仍受人推崇。
现在他在海南忍受着身体上的折磨，但诗情并没有丝毫消减。公认的苏东坡最好的五言诗《儋耳山》在此期间写就，他计划的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也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十五首。
他庆幸自己再不用去管凡尘俗世，于是潜心著书，修订了从前作的《东坡易传》和《论语说》，又为《尚书》做了十三卷注释，《志林》也有五卷。这些资料都保存流传到今日，很有研究价值，只是在他诗词散文那太过耀眼的光芒下，声名不显。
在为陶诗作和诗的过程中，他愈发觉得自己与陶渊明心性接近，甚至认为陶渊明是自己的前世身。这样的话如果由一个小诗人说出，必然贻笑大方，但出自苏东坡之口就令人确有几分信服。
不过，苏东坡也有陶渊明所不能及的地方。在读陶诗时，我们所见的陶渊明是一个内心恬淡，面色悠然平静的隐士，苏东坡则不同，他是时常开怀大笑的。
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对当地的文化和教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这里讲学三年，身边有不少潜心好学的青年跟随，其中的姜唐佐和符确两人在他北归之后相继中榜，成为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
同时他还致力于当地一些恶劣风俗的改变，热衷于教导黎族人辨识药草，使用医药。《琼台纪事录》记载“苏文公之谪儋尔，讲学释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直到今天，儋州仍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东坡书院，为历代以来儋州的最高学府。
在苏东坡最后的几年里，一直是孝顺的三子苏过陪伴在身旁，另外两个儿子已经成家立业，无需他操心了。在他的悉心教导下，虽然生活极为艰苦，但聪颖好学的苏过已经颇有文才，后来也成了极有影响力的文人。
完成了这些事后，他已经了无牵挂。在对人生的体验上，他到达过权力的高峰，也在泥泞的田地里流过汗水，升沉荣辱，世事变迁，他是见惯了的。
当初章惇蔡京之流将他流放海南，本意是要让他死在这里，结果他不仅没死，反而将这里当做第二故乡，准备终老于此。
可命运却不容许他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
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死去，朝政暂由皇太后主持，决定召回之前被迫害和流放的元祐大臣们，苏东坡也名列其中，新的漂泊即将开始，而他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不剩下多少体力了。
在获赦后即将离去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内心百味杂陈，其中种种，无法一一细数，交织着一生的唏嘘感叹，劫后余生的片刻喜悦，对儋州黎民的不舍和前途茫茫的无奈……
登船渡海的那天晚上，他写了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概括他此刻的心境，其中最后一句，读起来真是令人心生敬佩，又忍不住为他垂泪：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余光中说，苏东坡是一个“中国人一提到就会引起亲切敬佩微笑的人”。
他最令人钦佩之处，并不在于诗文画作方面的成就，而是他那时刻充满喜悦的心灵，总能给予痛苦中的人们以鼓励和安慰，正如林语堂《苏东坡传》结尾说的那样：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精神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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