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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活动的中国经验 读《温儒敏谈读书》

                         唐晓敏

《温儒敏谈读书》,作者所谈的是自己的经验体会,这些经验又凝聚了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可以说,这本书中所表达的,是中国的“读书智慧”。

温儒敏提出:“语文教学通常讲‘听说读写’,哪一样最重要?‘读’最重要。应当把阅读放在首位。”这与多年来语文教育界中所说“听说读写都重要”是不同的。但温儒敏这样讲,却正是语文学习的“中国经验”。中国数千年来,语文教育所重视的首先是阅读,在阅读基础之上,也重视写作能力的培养。从来没有将“听说读写”同等看待。

温儒敏特别重视读“闲书”,提出,引导孩子读书,提高孩子的读书能力,首先需要的是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而阅读兴趣的培养,需要允许和提倡孩子读“闲书”。他温儒敏指出:学生看书少,一个相当普遍的原因,就是家长老师不让孩子“看闲书”。所谓“闲书”大都是课外书,是学生自己选择的书。事实上,不让看闲书就意味着扼杀读书的兴趣。他讲:“读‘闲书’是自主选择的阅读,是目的性不那么强的阅读,甚至是漫不经心、带有娱乐性的阅读。放手让学生读‘闲书’,就等于把他们送到浩瀚的书海之中,让他们自由穿梭‘历险’,这是引发阅读兴趣的最好方法。”(温儒敏著:《温儒敏谈读书》,第60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这是非常对的。显然,温儒敏这样讲,是有自己的经历与体会的,他说:“应当给学生一点选择的自由。要求太严格就适得其反。记得我上初中时也没有什么课外阅读要求,当然那是考试也不像现在这样要命,所以我们阅读是比较随意的、散漫的,主要按照自己兴趣选择,那时我读了大量小说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包龙图断案》之类,结果阅读习惯于兴趣都培养起来了,也不见得就受到多少不好的影响。所以对学生阅读的目标不能太功利,让他们少读教辅,多读一些‘闲书’,课外书。(温儒敏著:《温儒敏谈读书》,第7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 温儒敏通过读闲书而培养了阅读兴趣,许许多多的读书人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如季羡林讲:“在我读小学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仿佛就在我跟前晃动,我似乎也参与其间,乐不可支。”(季羡林:《谈写作》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乐不可支”即是培养了读书的浓厚兴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到了读书而能“乐不可支”的程度,你想让孩子不读书都不可能了。由看闲书而激发了阅读的强烈兴趣,最终可能影响孩子日后一生的发展。作家贾植芳讲到自己小学读书的情形时说:“在进入高小时,一位同学从家里拿来一本石印本的绣像本的《封神榜》给我看,书里的字虽然许多都不认识,但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却大体看得懂,并且使我入了迷。也可以说,以此为契机,书开始对我具有吸引力,因此把读书变成一种生活需要,最终由一个山野的顽童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多年来,学生读闲书太少,甚至不读,这也早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范敬宜就讲过:“现在学校培养的学生,在教科书之外,‘闲书’‘杂书’看得太少,因而文史的知识面越来越窄。拿我们六七十岁的这一代人来说,在中学时代至少已经读过十几部中外文学名著;到儿子、女儿那一代,多少还读过一点《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之类的现代文学作品。到了第三代,中学毕业连一本中外名著还没有读过的不在少数。基础如此,他们的文史知识如何丰富得起来?因此我常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光吃维生素丸(教科书),而不吃五谷杂粮(课外读物)。靠浓缩的维生素丸只能维持生命,却绝对长不成健壮的体质’。”(范敬宜:《敬宜笔记集萃》第81页,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但教育界对读闲书仍然是不过重视,甚至是有所怀疑。以此,温儒敏以他的身份地位,再次倡导读“闲书”,这是是非常有意义的。

温儒敏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鼓励孩子“连滚带爬”地读。“不要每一本书都那么抠字眼,不一定全都要精读,要容许有相当部分的书是‘连滚带爬’地读的,否则就很难有阅读面,也很难培养起阅读兴趣来。”这一说法,很有价值。显然,这里也处于温儒敏自己的读书经历。他讲:“我们小时候读书,很多情况下都是‘连滚带爬’地读的,老师不怎么管,我们自己也读得不错。”(温儒敏著:《温儒敏谈读书》,第30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连滚带爬”地读,包括“猜读”,即读书时先不去查字典,而是通过字词的上下文猜测这个字词的意思。温儒敏讲:“小学生认字还不多时,要读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不能碰到生字生词就查字典,可以根据前后文意思猜着那生字生词读下去,只要大致能读,就不要中断,最好一鼓作气读下去。这样才有读书的兴趣,也才读得快,读得多。想想,我们小时候读《西游记》等小说,不就是这样跳读、猜读的?”,这是温儒敏的经验,也是中国学人读书的共同经验。如作家冰心回忆童年读书生活时,讲过她读《三国演义》的情形:“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月感到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冰心:“《冰心全集》自序”,见《记事珠》,第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这种体会,很值得注意。阅读确实是一个不断“猜测”的过程,凭借自己猜测到一个字的意思,会有喜悦之情,有成就感。人做一件事情,往往是不完全会做的时候更有兴趣,这就是李白说的“似能未能最有情”。(《示金陵子》)一本图书,待书中所有的字都认识之后再读,这已经是晚了!允许读错,不计较错读几个字,以求取阅读的高速度、大数量,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种阅读经验,很值得重视。孩子读书,可以通过字词的上下文而认识这个字词,但有一些时候,读不出整个字,其实也没有关系。据杨绛说,钱钟书小时候酷爱小说:“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经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獃子’读如‘岂子’,也不知道《西游记》里的‘獃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后来,钱钟书成为大学者,自然不会再把‘獃子’读如‘岂子’。细想想,他当时这样读错了字,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有的字错了,但他读得多,不因为一、两个字影响“阅读进度”,这实际上是很好的读书方法。

    温儒敏谈读书,还提到一种重要的经验,即“检视阅读”。温儒敏说:“阅读一本书有方法,还可以训练。拿起一本书,要教给学生先要看书名扉页、提要简介、前言,等等,再翻一翻目录,或者挑选一两个与主旨联系密切的章节重点看看,跳着读,读几段,或者几页,最后要比较认真看看书的结尾部分,往往是对全书提要性的总结,或者还可以看看后记,很快就可以大致了解一本书的大致内容,甚至能判断写得怎么样,决定是否值得再细读精读。这叫‘检视阅读’,或者叫‘检索阅读’,是迅速读一本书的办法。”(温儒敏著:《温儒敏谈读书》,第25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 这种阅读方式,温儒敏的文章注释中写的是“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读一本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0.”但这种经验,首先是中国读书的经验。考古学家李济回忆他在美国留学时,讲到他与老师的一段交谈:“有一次我与一位教社会学的老师随便谈天,讲到一本新出的书。他很惊异地问道:‘这本书你都念过了吗?’我答道:‘我没有全看过,不过我把这书的序文全部看过了。这书的章回目录我也看过了,所以对于这本书,我已经很可以了解得一个大概了。’我的这位老师又问我:‘你的这种读书的方法是到美国学的?还是早就知道了?’我就微笑了一下,答道:‘我父亲是个老教书的;他和早就教我,凡是读一本书,在开始的时候,先把序文详细地阅读一遍;如此开始,大半就可以把这书的要点先领会到了,所以我读中国书就是这么读法。’我的这位老师听了我的这一次谈话,就大为钦佩。在短短的几句话之间,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重新估量了一下,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美国人对于你们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太浅陋了。不凭别的,即凭你这短短的几句话,不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是不会有这样的文化修养的’。”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不虞之誉,因为我在那时只是随便谈天提了几句;而文我的这位老师却是个细心的人,他在小的地方看到了大的问题。(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见《大师们的大学生活》,第17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 语文教育家夏丏尊也讲过这种读书经验,他说:“书籍到了我的手里,我的习惯是先看序文,次看目录。页数不多的文物立刻通读,篇幅大的,只把正文任择一二章节略加翻阅,就插在书架上。”(夏丏尊:“我之于书”,见邓九平《谈读书》,第36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

    温儒敏还提出,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需要背诵。温儒敏讲:“怎样教好古诗文?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复诵读,读得滚瓜烂熟,而不必过度阐释,也不要设计太多活动,宁可引导学生多读几遍。小学生学古诗文是比较难的,要降低难度,不必在所谓主题思想、意义价值等方面讲太多。给一年级学生上《春晓》(春眠不觉晓),讲讲春天到来的感觉和发现,让孩子大致懂得写了什么,能发挥一些想象,就可以了。不要让孩子去记什么‘抒发了诗人热爱春天、珍惜春光的美好心情’之类。”“古诗词教学要注重让学生感受诗词音韵之美、汉语之美,也许一时说不清楚美在哪里,总之是积淀下来,有所感觉了。”(温儒敏著:《温儒敏谈读书》,第92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小学生阅读古诗词,不需要给孩子做很多的讲解,但需要孩子有感受,并且能够背诵下来,这也是中国读书智慧的体现。中国学人一直强调,学习古诗文一定要背诵。程千帆讲:“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在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而才可能由于对它们非常熟悉,而懂得非常深透。光看不行。”(《詹詹录》)(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5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童庆炳讲:“少年时期背诵一些名篇佳作,是非常必要的。少年时期是人的记忆力最佳的时期,要是在这个时期背诵一些作品,那么,那些作品就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你的脑海,不但终生不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地发现那些作品的意义和意味。”(童庆炳:“课内与课外——我的语文学习之路”,见《教育,整个生命的投入——童庆炳教育思想文萃》,吴子林编,第9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这些话,已经说得非常好了。温儒敏强调读古诗文需要“读得滚瓜烂熟”,这正是中国教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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