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本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创作中心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东西作品集》（8卷）等。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悔录》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2005年度小说家”奖，《篡改的命》获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部分作品翻译为英、法、俄、瑞典、韩、越南、德、丹麦、日、意大利、希腊、泰等多种文字出版。
创作谈
现实与回声
东 西
四年前的春天，我构思这个小说并开始写它，以为乘着一股冲劲儿会很快把它完成。但是，只写了几千字我便遇到了阻力，才发现写这个题材我还没准备好。从家庭或从案件写起？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它亦真亦假地折磨了我好一阵子。于是我不得不写了两个开头，试图二选一。我认为有两个开头对得起这个小说了，却不料这仅仅是开头的开头。从2017年初春到2019年夏末，我都在写这个小说的开头，一边写一边否定，一边否定一边思考，好像患了“五千字梗阻”，即每次开头写到五千字左右，就怀疑这不是最好的开头，便习惯性地想要从头再来，以至于怀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不是他故意要那样写，而是因为写不下去了才不停地只写开头部分。当然，他有漂亮的借口：“我很想写一部实质上只不过是'引言’的小说，它自始至终保持着作品开始部分所具有的那种潜力，以及始终未能落到实处的那种期待。”可是，我找不到借口，而且我还不能重复别人的借口。
下笔如此之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小说涉及的两个领域（推理和心理）比较陌生。之前，我从来没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但这次我想同时使用。显然，这两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储备都不够，必须抓紧恶补。2017年下学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请我为驻校作家，我在校园里一边写小说的开头一边构思，一边构思一边利用空余时间阅读和聆听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学习心理学对我是一次拓展，虽然那半年小说创作的进度约等于零，可我的一些观点却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尤其对他人对自己都有了比从前稍微准确的认识。这一认知的提升，让我写人物时多了一份理解，特别是对人物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包容。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但这一次似乎做得更彻底。主人公冉咚咚不仅要追问疑犯、丈夫，最终还要追问自己。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吗？世界上每天都有奇事发生，和奇事比起来，作家们不仅写得不够快，而且还写得不够稀奇。因此，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心灵难以琢磨，因为它比天空还要浩瀚。
其次，难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现实丰富多彩，信息浩如烟海。我纠结的不是没有素材可写，而是素材多到无所适从，仅仅在选择写什么这个环节，往往就能让作家们拉开距离。敏锐的，聪明的写作者轻而易举就能找到好题材，好题材就像高端的食材，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解说词：“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加工，一勺清水足矣。”又让我想起另一句广告词，并产生戏仿的冲动：“我不是在写作，而只是现实的搬运工。”但现实充足的养料加上题材优生学，难免会让人滋生惰性。如果仅仅做好写作的搬运工就能获得好处，那谁都会出于趋利的本能而不知不觉地降低写作难度。因此，每一次写作之前我都要提醒自己别省心，加一点难度，再加一点难度。本次写作的难度是心理推理，即对案犯、主人公以及爱情的心理推理，而这样的题材又如何与现实、与阅读者产生共鸣呢？既不能写成猎奇剧，又不能写成简单的感情戏。为了找到平衡点以及有机的结合方式，我把案件部分生活化，把生活部分案件化。有了这个想法，我就着手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在犹犹豫豫地写第一章的时候，我忽然得到灵感：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这么一路写下来，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疚与爱等等。李叔同先生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由此引申，小说的奇数章便是主人公的“念念不忘”，偶数章就是她的“必有回响”。心灵是现实的回音，善恶爱憎都有呼应。当以上灵感渐渐浮现后，我的写作自信心才得以确立。
再次，难在如何突破心理暗示。卡夫卡说：“巴尔扎克带着一根手杖，上面有这样一句格言：'我冲破每个障碍’，而我的格言宁肯这样：'每一个障碍都使我屈服’。”这是卡夫卡的自我心理暗示，他认为自己是个弱者，没有巴尔扎克那么强悍。有人喜欢巴尔扎克，有人喜欢卡夫卡，但他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们的小说，而是因为找到了同类。强者的心理暗示是“我冲破每个障碍”，弱者的心理暗示是“每一个障碍都使我屈服”。两种心态如果自我认识不足，都会给写作带来负面影响。强者的写作心态会被自我捧杀，容易让写作变得简单粗暴；弱者的写作心态容易自我沉沦，会让写作变得犹疑徘徊。但每一种心态的形成都不是天生的，它跟家庭、现实和经历均有关系。他者的心理暗示也会影响自我的心理暗示，比如，当你的写作被他者一次次否定之后，你就会确立自己不行的弱者心态，尽管你行，但也会被自己心理暗示不行，才华如卡夫卡者也不能幸免。了解这样的心理，我们才理解卡夫卡临终时为什么交代好友布洛德毁掉自己所有的手稿。我一直是弱者心态，犹疑徘徊如影随形，甚至经常怀疑写作的意义。为了克服这种心理，我在写作过程中重读了四部经典名著，一方面是吸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是通过阅读它们树立信心。阅读中，我既找到了与它们的差距，也为在某些地方战胜它们而沾沾自喜。由于过多的自我怀疑，我身体里形成了写作的自我预警，每天超过一千字便会停下来重读，找错误缺点，补细节。有时写着写着突然不想写了，停下来思考两天，发现排斥的原因要么是人物把握不够准确，要么是情节推进不对。总之，一旦产生排斥情绪，我就知道困难降临，必须让障碍屈服。卡夫卡的写作心态有利于作品构思，巴尔扎克的写作状态有利于小说的推进。
在2021年的钟声敲响之前，小说终于完成。我分别找了文学的、刑侦的、心理学的几位专家阅读，他们反映不错，其中文学方面的专家说这个小说不太像我过去的小说。这让我欣慰，因为我是多么想战胜自己。
《回响》赏读
第一章 大 坑
1
冉咚咚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西江大坑段，看见她漂在离岸边两米远的水面，像做俯卧撑做累了再也起不来似的。但经过观察，冉咚咚觉得刚才的比喻欠妥，因为死者已经做不了这项运动。她的右手掌不见了，手腕处被利器切断。冉咚咚的头皮一麻，想，谁这么暴虐？
岸边站着六个人，他们是从附近聚拢的垂钓者。报警的走过来，说他是看着她从上游慢慢漂下来的。早晨，他以为她是一截树干。中午，他以为她是一只死掉的猫狗。下午，他才看清楚她是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冉咚咚朝他指着的五百米开外的上游看去，江面平坦，平坦得就像水在倒流。岸边密密麻麻的树绵延，一直绵延到河流的拐弯处。她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钓鱼，他说退休以后，差不多两年了。她说我问的是今天。他说九点。
“有没有看见可疑的人在这一带闲逛？”
“在这一带闲逛的人就是我。”
他们正说着，邵天伟、法医和两位刑侦综合大队的技术员赶到。他们边跟冉咚咚打招呼边脱皮鞋，然后一步一试探地走进水里勘查。冉咚咚分别询问六位垂钓者，该问的都问了才让他们离开。
勘查一个多小时，法医把尸体拉走了。冉咚咚回到局里，被王副局长指定为该案负责人。王副局长相信从受害者的角度来寻找凶手更有把握，而且女性之间容易产生共情或同理心。虽然冉咚咚认可这一说法，但心里一直有不适感。她不适应一个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丝不挂，更不适应一只好端端的手被人砍掉，有那么几个瞬间她的脑海竟不合时宜地闪过女儿和丈夫的面容。总是这样，每当遇到危险或压力陡增，她高速运转的大脑就会闪现他们，生怕他们跌倒或磕断牙齿或发生什么更为严重的坏事。于是，她赶紧转移注意力，让不祥的念头一闪即灭。投入工作是转移念头的最好办法，她用地点“大坑”命名本案。助理邵天伟举手反对，说坑太大会填不平。她说填不平就跳进去，我们不能为了好听而更改地名吧，假如取个“一帆风顺”你不觉得别扭吗？说完，她的脑海迅速浮现一个巨大的坑口，深不见底。
媒体发布了“大坑案”消息，寻求知情者提供线索。安静了几分钟，刑侦大队的座机便断断续续地响起来，时而像遥远的自行车的铃铛声，时而像近在耳畔的手机闹铃，有时急促有时缓慢，一会儿让人身心收缩，一会儿又让人浑浑噩噩，总之，除了嘈杂都没响出什么名堂，它们像一根根慌乱的手指戳着她的脑门。五个小时了，她还不知道死者是谁。她突然想抽烟，但立即为这个想法感到惭愧。等到二十二点，她忽地坐直，听到话筒里传来一个男声：“也许是她……”
她和邵天伟赶到半山小区，找到打电话的房东。房东说三年前我把房子租给她，对我来讲她就是每月十五号手机上的那声“叮咚”。只要这天一“叮咚”，十有八九就是她把租金打到我卡上了。但是今天已经十七号，我的卡上一直没进钱。我拨她的电话，电话不通。我按门铃，没人开门。我想，难道她死了吗？没想到她真的……房东抹了一把眼眶，仿佛在为自己不善良的心理活动自责。冉咚咚让他把门打开。这是一套八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每间房都很干净整洁，没一点儿好像要出事了的迹象。冉咚咚叫来技术员勘查一遍，未发现可疑物或可疑处，但他们带走了办公桌上那台红色笔记本电脑和书架上那本《草叶集》。《草叶集》的扉页上写着赠送者的名字——徐山川。
综合各方信息，得知遇害人叫夏冰清，二十八岁，无固定职业。法医发现尸体的后脑勺处有钝器击打的痕迹，附近的头发里夹着细小的木头碎片。但解剖调查后发现，死者大脑没有受到致命损伤，但肺部进水，喉咙处发现细小的沙子和藻类，真正的死亡原因应该是溺亡。根据尸体出现的尸斑推测死亡时间大约是在四十小时之前。冉咚咚想象：她被敲晕了，被丢进江里，水把她泡醒，可她没有力气从水里爬起来，哪怕是把头抬起来。她耷拉着脑袋浮沉于水面，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被水一口一口地呛死。而凶手就站在一旁看着，直到看不见水里冒泡才将她拉到岸边，砍下她的右手……难道她手上戴着什么贵重饰品？冉咚咚从手提电脑里调看她不同时期的照片，她的手腕子分别出现过手表和不同材质的腕链，但都不是奢侈品。那么，凶手为什么要砍掉她的右手呢？
2
当冉咚咚把夏冰清遇害的消息告诉他们时，他们都来不及反应，好几秒钟面无表情。他们是夏冰清的父母，住在江北路十号第二医院宿舍区。他们都退休了，退休前她父亲是二医院工会干部，母亲是二医院妇产科医生。几天前，他们曾听旁人说过江边出现浮尸，甚至为无辜的生命叹过长气，但万万没想到他们为之叹息的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儿。这很残酷，分明是在为自己叹息却以为是在叹息别人，明明是在悲伤自己却还以为是在悲伤别人，好像看见危险已从头顶掠过，不料几天后又飞回来砸到自己头上。他们被砸蒙了，认为冉咚咚百分之百搞错。
冉咚咚带他们去认尸。他们看了看，脸色沉下来却摇头，似乎摇头就能改变事实。夏母背过身掏出手机戳了戳，手机里传来“该用户已关机”。她不服气，又戳，每戳一次就传来一声“该用户已关机”，仿佛她的手机只会这一句。“看看你的设备，就是一个摆设，信号从来都没满格过。”夏父说着，掏出一部新手机，“这是冰清从北京给我寄来的。”他用冰清买的手机拨冰清的号码，连续拨了三下也没拨通。他的双手开始微颤，眼看着就要颤抖不止了，手掌立刻变成拳头紧紧地攥着，就像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紧紧地攥住扶手，直到飞机平稳为止。
“这里信号不好，”他说，“怎么可能呢？一星期前我还跟她通过电话。”
一星期多长呀，冉咚咚想，许多大事情发生都不过几分钟而已。她想安慰他们，却担心不恰当的安慰反而会变成伤害。每次办案她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受害方，好像他们的痛苦是她造成的。她说要不你们先回吧，等DNA检测结果出来再签字不迟。他们转身走去，脚步越走越涩，甚至变成恋恋不舍。到了门口，他们都走不动了，仿佛有人死死地拉住他们的双腿。他们不约而同地蹲下。
“到底是或不是？”他说。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她说。
“你说呢？”
“你说呢？”
他们相互问着就像相互责备，又像相互安慰或壮胆，最后再也蹲不稳了，都坐到冰冷的地板上。
在他们眼里女儿是这样的：她漂亮聪明听话，四年前从本市医科大护理系毕业，在二医院妇产科，也就是她母亲所在的科室做护理。她不喜欢这份工作，从选择读这个专业时开始。她喜欢唱歌跳舞，幻想将来做演员，哪怕做个配角也行，所以读表演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父母认为靠脸吃饭不可靠，而且那未必是人人都能抢得到、人人都能端得稳的饭碗。于是她读什么科、填什么志愿父母连意见都不征求便代替她做了决定，甚至母亲还帮她决定每天穿什么衣服和鞋袜。她曾经抵触过，比如在房门贴“闲人免进”，故意考低分，假装早恋……可她所有的抵触情绪都被父母打包，统统称之为青春期叛逆，仿佛错的是她而不是剥夺她选择权的他们。“我没离家出走是还想做你们的女儿。”这是她说得最重的一句话，但也仅仅跟他们说了一次。在父母的思维里只说一次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必须说N次，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爱唠叨的原因。她不想跟母亲待在一个单位，更何况还在一个科室。三年前，在她一再坚持并扬言断绝关系的情况下，父母才不得不抹着眼泪同意她辞职北漂，仿佛这是她对他们多年来代替她选择命运的一次总报复。这一漂，只有重大节假日她才从北京飞回来，而平时代替她问候父母的是每月寄回来的工资，以及各式各样的物品。物品每周都寄，有吃的穿的用的，但本周暂时还没寄……
他们坐在西江分局的询问室里，一边讲述一边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说这是她上班的连锁酒店，这是她的住房，这是她的同事。冉咚咚一边听一边点头，一边点头一边责怪自己不应该点头，因为她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事实，事实是他们的女儿就住在离他们不到五公里远的半山小区，却假装人在北京。“她有男朋友吗？”“她平时跟什么人交往？”貌似了解她的他们一问三不知，好像把她交给首都后就不需要他们再为她操心了。
“那么，你们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冉咚咚问。
“清明节，她回家待了三天。”夏母回答。
“她的情绪有什么不对吗？”
“和平时一样，有说有笑还唱歌。”
再往下问，他们又摇头了，好像他们只懂得这个动作。他们生活在她的虚构中，凡是发生在北京的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凡是发生在本市的他们基本懵圈。他们似乎患了心理远视症。心理远视就是现实盲视，他们再次证明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徐山川吗？”
“不知道。”他们异口同声，就像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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