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封闭：山里的老头说整个山都是我的
这是两年前的一篇随感，题目太正式，还是改成“极度封闭”好。
其中最满意的是电脑手工临绘《山海经》中的帝江图
时空一体：一种科学与宗教的探讨
摘要：本文侧重对一种科学方法论的探究，从论证无限大、时间静止、时空一体开始，转向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从时空一体的角度思考空间和运动的关系，并给出经验层次的解释，最后转向科学与宗教意义的探讨。
关键词：无限大 无限小时间静止 时空一体 运动 相对论 科学与宗教
[中图分类号] B80-0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时间是存在的，就像空间是存在的一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按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形而上学是关于实体存在及其性质的理论科学，与数学、物理学并列，称作“第一哲学”。它是“后物理学的”，探讨经验现象背后实体及其存在的根本依据。通俗而言，就是探讨“日常”背后的“神性”、“可知性”背后的“不可知性”、“经验”背后的“抽象”。作为系统的哲学形式，形而上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没有基础和地位，相应地，也没有成熟的发展，但有只言片语相似的表述，比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宋、明两代盛行的理学和心学不是形而上学，因为它们与科学和物理学没有丝毫的联系，即使其思辨性很强。
在西方思想史上，科学思潮是反形而上学的。科学和科学哲学学者普遍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比如上述的“时间是存在的”、“空间是存在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它们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真实有用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科学的发展却正是从这些问题或命题开始的，只不过走了一条与形而上学相反的路线，即——前者立足于提出此类问题，并相信提出的问题是真的，进而相信能为之提供合理可靠的证明；科学则立足于知道有此一说——仅作为一种假设，然后从这种假设出发，去证明它与内（数学和逻辑的）外部（物理和化学的）世界的联系，并通过证实的程度确定这种联系的真实性。这种先把问题假设化随后探求关系证明的路线，描绘出整个西方科学史的进程，表现在纯科学方面，是数学、逻辑学的发展；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是物理学（包括语言学）、生物学、化学的进步；表现在应用科学方面，是技术工程学的创新。之所以先论列形而上学，是因为其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论证和解说，能提供一种新颖的方法论视角。换言之，没有一种新的角度和路线，问题的重要性就无法得到充分而恰当的证明。
“把时间问题几何化”是本文的方法论基础。
“时间是静止的”及其证明
由“时间是存在的”这一形而上学的命题，我提出另一个命题：“时间是静止不动的”。这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第一，该命题本身是可证明的。第二，该命题中“静止”的概念是一个关系概念，它表明事物属性间的一种关系，比如，相对于——“运动”；它具有物理学的意义。下面我提出自己的证明。
假设（1）我们把时间视为一具体事物，且（2）该事物是无限大的；注意，是“无限大”而不是“很长远”和“看不见”的，又（3）忽略“相对距离”这一变量，这一无限大的事物相对于非常小的地球，再相对于更非常小的地球上的某一区域，最后相对于这一区域某一接近无限小的人，都是“可见的”，则有（4）这种“可见的”必然是“部分的”，因为（5）“可见”本身，如果抛开时间的过程，仅从空间着眼，那它是“对等呈现”的，简而言之，就是多大的视力范围看到多大的东西，所以（6）一个小的视力范围要容下一个极大的物体，此物体必然是一部分一部分进入的，则有（7）这种分部呈现于视力范围的过程，对人而言，或者，任何人只要愿意，也可以认为对于地球的某一区域或地球本身而言，就是时间，所以（8）时间是对人的存在及其视力感知的过程而存在的，它是一种“时间感”。
由（9）时间仅仅是一种“感受”，而不能说是确实的存在，再假设（10）有一个“足够大”的物体，且（11）该物体大到与前此假设的“时间”物体无限接近，其大小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则有（12）该物体必然是与“时间”同时的，因为（13）就“可见性”而言，该物体的足够大使之“看到”“时间”的“整体”而不需要“时间”，退一步说，它所需要的时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或看到一所不大的
房子（在距离适中的前提下），所以（14）该物体与“时间”同时，在它“眼里”没有时间，因而也没有我们“人”所具有的“时间感”，如果（15）把“时间”再定义一下，说它是“大小悬殊的两个事物对等呈现所造成的不对等的视力感受”，则（16）“时间”就是一种“延误”或“误差”，而（17）与“时间”几乎同样大小的物体没有这种“延误”或“误差”，它一下子全看到了，仅此而已。到这里，我们也许立刻想到了，在西方宗教哲学中或有关宗教信仰的证明中，这个物体是被定义为“上帝”的。我的上述论证没有参考宗教哲学家圣·奥古斯都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基于假设的一种探讨时间的方法。
既然在“人”之外可以设想（18）一种物体与“时间”“同大”，且（19）与“时间”“同时”，则（20）“时间”无疑是相对的，仅仅相对于“人”有限的视力范围而存在并造成前后相继单向流动的假象，换言之，如果说“昨天”是你已经“看到”的；“今天”是你正在“看到”的；而“明天”是你将要“看到”的，这是很合理的也是你认为确定的。但说你“同时”看到了“昨天”、“今天”和“明天”则不合理也不确定。但说——假设的那个接近无限大的物体——姑且称之为“上帝”，能同时看到昨天、今天和明天则容易理解和确定，因为，还是那句话，它足够大到“眼里”根本没有“时间”。由此（21）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时间”在它那里是静物。
时空一体、相对论和量子物理
至此，我对“时间是静止的”所作的证明引出了另一个推论——时空是一体的，由于这种一体性具有相当的非经验的抽象性，不太容易想象，我们最好还是给它找个抽象的形象物，比如说——上帝，我们说上帝是时空一体的（前提是忽略上帝大小与时间大小的差别）。上帝是时空一体，决定了“时间”没有存在的独立性和运动的必然性。这很容易说明。在上帝那里，时间——一种事物的呈现方式，与空间——一种事物的存在方式，是统一的。它是空间，也是时间，因为二者在我们可以经验感受的意义上，构成一个事件（爱因斯坦的术语），“同占一个空间和一个时间的存在”就是一个事件。它定格在“此时此地”，宇宙起源和“大爆炸”（理论上的）同样可以定义为某种事件（仅作为存在的某件事，没有单纯的“时间”意义——比如在什么时间或从何时开始）。很显然，提出一个非宗教意义的上帝，不是数学和逻辑的纯形式论证，而更接近于物理学经验的描述性解释，但其结论给人的印象，却是形而上学的。如果换一个角度，就宗教立场而言，这一结论似乎也能为宗教神秘主义和启示论神学提供某种科学的基础，这一点很有意思。我后面还要提到。
时间的“动”是“人”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心理现象，是由“人”本身的相对于无限大造成的一种能力局限所致。那么，为了摆脱这种局限给我们的心理和生活带来的不便，人们就习惯于把时间和空间分开来说。比如，“昨天我在滨州买了一本书”、“今天我在北京吃了一吨饭”、或者“明天我要到美国去开会”。其实，我们不说这样的话，而说，“买了一本书”、“吃了一吨饭”、“要开会”，自己也明白，是“昨天在滨州”、“今天在北京”、“明天在美国”，同样的事实依然存在，即——昨天的我在滨州买书、今天的我在北京吃饭、和明天的我在美国开会这三个事件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心理学和物理学的事实。进一步分析，它们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空间”和“事件”，即——滨州买书、北京吃饭、美国开会。而——昨天的我、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是不变的（因为其不变，“空间”和“事件”才成为决定性和可理解的物理学存在），换言之，事件和空间完全可以分离于人和时间而得到解释和论证，但前者本身却不能彼此分离，“动”必然是“空间的”和“位置的”。另一方面，“动”的程度—速度，也必然是某一“空间”内部的事。离开“空间”这一参照和依托，单独谈论运动和速度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事件的空间以及没有空间的事件都是不可想象的。黎曼在论真实空间的物理特性时，对此有过精短但却是预言式的论述，这是相对论空间坐标几何建立的源头。
回到时空一体上来。可不可以说前面提到的那三句话的事实是“同时”而又“同在”的呢？可以。它们都同时同在于那个“无限大”之中。是我们能力的局限和为了生活的方便让我们分离了“整体”，并认为这种分离就是真实存在本身。日常经验的诱惑是巨大的，即便伟大的康德和牛顿也难于抵制。他们采用时空分离的科学方法来解释眼前的世界，时间被当作独立运动的因素加以处理，造成了其体系面对“大”和“小”两极解释的不充分性和无力性。但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是：四维空间中时间的一维，是否在多维空间中仍然真实有效，哪怕仅仅作为数学意义上纯粹空间坐标几何的一种手段？多维空间的难度（其可想象的程度），在于它基本是一种解析方程的数的构想和论证，而空间不可能纯粹是数的，这缺乏物理学的合理性和依据。如果问题转到“多维空间是否还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或者“可经验的物理空间是否会复杂到完全不可经验的程度”这一问题上，那高斯的怀疑就再次出现了：数学的先验性与物理几何学的后验性是否都是合理可靠的？他的天才的学生黎曼正是从这一怀疑开始构造了椭圆几何。
“时间静止”、“空间不空”与“时空一体“作为一种结论在方法上是很有用的，尤其就物理学所关注的问题而言。在一种物理几何空间中，我们可以想象并承认，第一，时空复合；第二，复合的不同形式不仅造成空间形式的差异，而且直接造成了“时间”作为一个“点”在空间中的位置；从而，第三，事件因此具有不同的空间差异性（而不是时间差异性）。对大尺度的宇宙而言，“时间之点”是无限大的，因而事件从中无法逃逸，且不同的事件不仅拥有不同的空间，也拥有不同的时间，这构成了很难以物理经验合理想象，同时也很难用数学方程充分解析的所谓的“维”。但它包涵所有的事件，每一事件都是时空一体。相信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更多的相信永远期待着天体和实验物理学革命性的进展结果。
“时空一体”是相对论和量子物理认识论的基础之一。爱因斯坦认为，“两个事件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是不可能的，要对这种经验上的合理做出逻辑和物理学的解释存在矛盾。因为“同时”是不能脱离空间——位置和相对运动来定义和说明的。“异点”之间不存在“同时”。他引入了一个观察者，并通过对观察者的时间换算来论证这种不可能。在这里，我如果引入另一个观察者，就是那个“无限大”，那两个事件是否就是“同时”的了呢？起码依照非形式论证的逻辑它们是“同时”的。这相应地支持了“时间”的相对性和静止性的证明。玻尔认为，要准确测量粒子的即时速度和相对位置是不可能的，这似乎又在强调“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我们是否可以从“时空”不可分离的复杂性来理解即时速度和相对位置“同准”的不可测定性？为了使玻尔的“不可能”变得“可能”，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原子中有一个粒子静止于某一点这个事件”，但其前提至少是“这个粒子既是原来的又不是原来的那个粒子”。许多粒子在产生的一刻“同时”变成了“另一个”，因为它们太“小”了，小到本身容不下我们能捕捉到的那一点“时间”。因此它们也像“无限大”一样，在其空间的范围内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只有“此地”和“瞬间”（这只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表述）。区别在于，“无限大”在“此地”和“瞬间”随时把万物“吸”入了自身；而粒子及其以下序列在“此地”和“瞬间” 随时把自身 “散”入了万物。但不能以为粒子及其以下序列消失或不存在了，那只是一种“时间逃逸”（在无限小的空间里时间随时逃逸是不难理解的）——瞬间与另一空间结合（其迅速不可想象），在微观的尺度上完成一次时空短暂到无可想象的统一。
物理学的事实是，物质会发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比如变大变小、变旧变坏；生物学的事实是，人也会发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比如疾病、衰老和死亡。如果时间是静止的且仅仅是一种感觉，上述事实的存在和发生又如何解释呢？如果时间是静止的且仅仅是一种感觉，那人的长生不老为什么仍是梦想而未变成现实呢？我从“时空一体”的认识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
人作为“时空一体”之存在物，在自身的空间单元之外没有“时间”。人的时间的“量”（大小和多少），是由人的“空间”形式决定的。不同的人由于空间的形式不同而“表现”出“时间”特性——事件的不同。所以，人有出生的早晚和死亡的先后。精子卵子和胚胎作为空间单元，包含着“封闭”的时间，其“时间量”（空间意义上的），形象地说，其大小形状是各异的，这就是“生育”这一“事件”不依赖于“时间”的描述性解释。与之互证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依据是：基因图谱是空间和结构性的。当我们说，基因为何物，基因如何变的时候，总是从其空间和结构性开始的。这样做之所以必要和有效，是因为它为实践和结果所证实是最好的认识手段。“最好”之“前”的问题，是不合理和无法圆满解答的问题。我们还是不提为好。“之前”怎样，也就是问“开始呢？”、“时间过程呢？”，是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它与“空间”的假设无关，而且远远超出了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前提范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推动力”问题，通俗而言，就是“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为什么这样开始而不那样开始？” 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处于猜测和尝试性解决阶段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只能无限逼近的问题。因为它也是“自然”本身“最初”和“最后”的问题，就“空间”而言，它是“无限大”。就“时间”而言，它完全是由于人认识能力的局限而自设的一个圈套。钻进“时间”这个圈套里，认识的方法和手段立刻变得麻烦和不经济。对科学探索而言，麻烦和不经济是大敌。这一点留待最后讨论。
再说衰老和死亡。从微观角度看，基因遗传和细胞结构都是极微小的独立的“空间”单元。在人体的整体空间中，存在无数量的假设中的“无限小”空间。衰老和死亡就从这些“无限小”开始。不是随着所谓外部时间的变化，人逐渐地衰老并死亡了。而是“无限小”“开始”（一种勉强的用法）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人的衰老和寿命。换言之，在人体内“随时”（不严格的用法）发生的量子变化，即，“无限小”的粒子随时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的状态，使“时间”作为一种“相互空间的游离”的复杂的“真空”，遍布于人的整体中，复杂的“真空”就是衰老，复杂的“真空”达到一定程度（不会是人整体的完全真空），就是死亡。复杂的“真空”化，就是从衰老到死亡的过程。它不外在依赖于所谓“时间”的长短。而由“无限小”空间的数量和精微程度决定。这一生命的秘密，中国的祖先极富智慧且精炼地将之命名为“气”，对于人，是“元气”；对于自然，是“正气”。自然因其博大精微而永在；人因其博大精微而长生。正是出于对自然及命运伟大的思考和体验，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头上众星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先贤孔子也很少从正面谈自然和命运，他说，仁者寿。而我们相信，有德者长生。中国历来有“万法归宗”的信念，这应该是科学真理的总纲。
空间和运动
应该有“时间封闭于一定空间这样的事件”，否则物质的相对稳定性无法解释；同时也应该有“时间逃逸于一定空间这样的事件”，否则物质的绝对变化性也没有理由。问题是：正如“无限大”拥有“无限静止”的时间——等同于“无限静止”的空间；“无限小”拥有“无限不静止”的时间——等同于“无限不静止”的空间，那么，一种“极限的静”和“极限的动”就都是由空间决定的。“运动取决于空间的形式”这一命题是成立的，其与广义相对论是一致的。
运动和空间的关系让我想到了古希腊哲学爱利亚学派的大师芝诺（生于约公元前515年）。他的“运动悖论”非常著名，其论证问题的方法提出了“微分”和“极限”这两个近现代数学和科学所倍加关注的问题，即便其论证的前提和依据（运动的定义以及“无限物——空间和时间”与“无限”本身的区别）是不正确的。他想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方案，我举其中的一个——运动不能开始。他说，运动不可能开始，因为运动的定义是“事物在单位时间里经过的距离”（牛顿式的定义），他论证，要经过A点到B点的一段距离，必须先经过AB的中点C；而要经过AC之间的距离，又必须先经过AC的中点D；而要经过AD之间的距离，又必须先经过AD的中点E……由此类推，这一过程是可以“无限”分下去的，因此，运动不可能开始。
我们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几何化”的论证。在此，西方哲学，包括其形而上学和自然物理学，思维和方法中“数学”的基因是显而易见的。古希腊哲学——作为整个西方哲学（中古和近现代的）源头及其主流航道和支流脉络，是首先建立在数学，进而建立在自然物理学基础之上的。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周易》象数学在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像《易经》经学那样的显学，与孔子伦理政治本位思维与方法的解说直接有关，这种思维与方法的解说是从经学、儒学—汉学、道学、玄学、中国世俗佛学—主要是禅宗到理学、心学宋学—再到明清至近代的朴学—实学和考据学一路发展变化的线索，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史、文化史和哲学史的概貌）。所以，从思维和方法上，欧洲近代的哲学家和思想界有一种“中国没有哲学”的偏见。而这一偏见并不难理解。即便就宗教的伦理和人文追求而言，圣?奥古斯都构造其《上帝之城》的思维和方法也与孔子、陶渊明和康有为截然不同，那是得自于柏拉图和欧几里德的数学世界和几何空间的构想。康德不同于朱熹、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亨利·摩尔不同于孔学道德家孟子，也是由于其思维和方法的根本差别。前者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像数学和几何学那样严密自洽的公理和公设体系，然后通过严格的数学定理和公式的证明方法，将其理论和设想逐次推
演出来。他们认为，惟有如此，一种哲学或伦理才是合理可靠且令人信服的。不管他们成功的程度有多大，我们应该认为，第一，他们的思维和方法本身的优秀程度和认真程度不该受到怀疑；第二，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应该如此“想”问题，而在于他们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即“问题”涉及和要解决的是什么？以及靠什么“手段”和“工具”才能更好地和更大程度地解决之？因为哲学并不等同于数学，大部分哲学问题不同于数学问题，仅仅或主要依靠数学“手段”和“工具”来解决是不够的和勉为其难的。比如，最突出和最敏感的——“真理”问题，它既是哲学认识论的“问题”，又是数学认识论、逻辑学认识论、物理学认识论、语言学认识论甚至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认识论的“问题”，数学的纯人工和形式化的语言以及逻辑准人工和准形式化的语言是否是面对上述一切领域和各自的“问题”都适用和最好的“手段”和“工具”呢？显然不是。“问题”不会总是“1+1是否=2”或“1+1是否<3”或者“在非欧几何空间中，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否小于180°”或者“若‘A’是假的或者‘B’是真的，则‘A→B’是真的，是否是逻辑有效的”等等。伯兰特?罗素曾明智地指出：数学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又不幸的。确实，因为他个人在创建自己整个数学化的“逻辑实证主义”或称“分析哲学” 体系的时候，也未能更好和更合理地避免这种“不幸”。在“真实”之外，“合理”与“好”是另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这另一问题做出回答，与对“真”做出回答同样重要，这难道不需要另外的思维和方法吗？这难道能离开其它的手段和工具吗？你问我“上帝存在是不是真的？”我基本无法回答，因为它不是严肃的科学所能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思维和方法、手段和工具；而你问我“信仰上帝是不是合理的或者好的？”我则完全可以回答，因为这是严肃的科学所能提出和回答的问题。第一，因为假设的存在，它是可以合理提出的；第二，因为我所信仰和坚持的理由存在，它是可以合理回答的。我有与之对应的思维和方法、手段和工具。说到这里，一种科学和宗教相交织的情景露出了端倪。“真”与“信仰”和“好”是可以互证的，互证是“合理性”的有力保证；但如果不能充分互证，它们是否可以并行不悖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留待最后展开。
再回到芝诺“运动不可能开始”的结论上来。我想说的是，运动与时间一样，是相对的，它不是独立的事件，只是事件的属性。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空间的运动，也无法想象运动不随空间的特性而随时改变。在空间中，运动可表现为时间和事件一组坐标的方程式；在日常物理经验中，运动却常常像时间一样，脱离具体物而存在——当我们知道“动”这一特性本身时，不需要知道“有没有”或“是什么”在“动”。它似乎是既高度具体又极度神秘的一种心理感受。但是经验之后的表述似乎应该是这样：运动的物理性是和其空间性紧紧“贴”在一起的。在空间中说明一种运动，同时必然是对空间本身的说明。比如，假设在空间某“点”上，运动由于其无任何“向量”而无形，它表现为可想象的静止，在空间的某“线”上，情况则无限复杂，因为这种“线”在不同空间中的形态是不可估测的——不规则几何体的“面”和“线”是不可用数学方程整体描述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一种运动具体在某空间的某“线”上怎样呈现。用“事件的形状”来比喻也许更好：我们说在某一空间中有“扭结运动”、“椭圆运动”、“螺旋运动”、或同时有上述几种运动的复合以及无限多的复合的复合。“事件的形状”——作为空间，在哪里？这一问题，是关于物质如何构成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和运动的问题。“什么是运动”比“运动是不可能的”复杂得多。如果我们不定义““什么是运动”，而直接试图对“运动“作出某种也许是不充分的猜测，这样可能更方便于理解：假设空间中有“光”这一事件，它是静止的，它拥有最大的“时间”，所以它也是“无限大”的。但我们同时把空间设定为“无限小”，“光”拥有最小的“时间”，它同样是静止的，因为“光速”在“无限小”中不需要“时间”。如此，从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统一的角度，我们把“运动”问题通过“静止”置换成“事件的形状”——作为空间——是一种变化发生的整体场景的问题，下面的疑问就变得很有意义：有没有时间隧道？有没有假定中的可以穿越过去和未来的奇点？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当然不是在宗教的意义上），有没有神或上帝的存在？
科学和宗教的探讨
我们不能忽视提出上述疑问的背景。这一背景就是，人类作为外部世界的对应者，和这一世界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人类的命运是可随意追求的呢？还是被既定安排的呢？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知道，立足于这一背景是不分民族与国界，也不依赖于历史分期的。
因为需要活得更好、更明白和更有意义而提出了共同的问题。但提法却并不一样，解答更是大相异趣。中国古代提出的是“天道人伦”的问题，以“天人合一”为解答，结论是“天”是真、善、美的大全，是好生活和好人生的导师和榜样，人要“尊天法道”、“顺应自然”。活得更明白与更好和更有意义是同一个问题，并有一致的答案。这是一个世俗伦理的结论。古代西方则分别提出了三个问题，即——（1）外部世界是存在的吗？如果是，它又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2）我们能可靠和有效地认识这个世界吗？（3）有一个比现实的世界更好的世界吗？与三个问题对应，分别有三种解答方式：科学、哲学和宗教；对应着三种类型的知识：数学、逻辑和信仰；对应着三种思想和方法：推理的、理性的和启示的（神秘主义的）。解答方式、知识类型和思想方法的复杂决定了结论的多样，产生了至少三个源头性的结论：实体存在，精神存在，上帝存在；产生了一元论、二元论、机械论、决定论、目的论、物活论、泛神论、怀疑论等众多的理论原型；产生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而且上述种种又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总的说来，科学是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一元论、机械论、决定论的；哲学是理性主义、二元论、目的论、物活论、泛神论的；宗教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目的论、物活论、怀疑论的。如此复杂的局面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中没有出现过。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不仅科学的一面薄弱，而且更缺乏宗教的一面。似乎中国的先民活得更为单纯和统一，而西方的同类则分散而多样化。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单纯地比较谁活得更明白、更好和更有意义不仅困难，而且笼统，而找出双方思想和方法的特征，并反思背后的原则和依据则是经济且明智的。解决认识世界和定位人生的课题，科学和宗教的力量应该更扎实一些。这引向本文最后的一个问题：就相信的真诚度而言，科学与宗教又分别能给我们多少充分而可靠的保证呢？
宗教对上帝存在“语焉难详”的论述或许并不是方法的不当，而是问题不对。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在让我们重新观察、思考和论证一个原来意义上的世界时，借助其新的思维方法和实验发现，把许多曾经是非常明白和容易经验的事实或现象，弄得“不太明白”或“似是而非”了。大有“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的感觉。但这也决不是论证和说明本身不足或无力所造成的，而是“自然的深层妙理”不能一下子全部显现所带来的遗憾。如前所述，是“人”的“大”和“小”同时面对“无限大”和“无限小”的一种局限。不断突破这种局限所带来困惑的渴望和努力，让西方科学和宗教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一种难分难解的微妙关系。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一方面激烈而持久；另一方面又相安无事，彼此深存内在的惊奇与敬畏。当代新托马斯主义宗教哲学家的杰出代表马里坦，其宗教哲学中浓厚的科学和现代物理学思想，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科学研究思想方法传统的延续。欧洲中世纪直到近代的许多神学家本身就是某一科学领域杰出的学者专家。划时代的物理学家、科学思想家爱因斯坦，不仅坚信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宇宙是数的和谐”这一朴素的哲学信仰，而且在其终生的科学物理学的论证和探讨中，尤其在晚年，坚信“上帝不掷骰子”，认为“不和谐、不可知的宇宙是不合理和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在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数学论证中不惜引进一个令物理学家怀疑的“宇宙常数”。他与20世纪最玄妙和不可思议的量子物理保持距离，并始终对量子无序和混沌的实验物理学结果及其解释存有怀疑，表现出一个科学家对所谓“纯科学”的游离态度。爱因斯坦在社会活动中明显的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立场与其科学实践中强烈的“上帝和谐论”的朴素宗教立场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一个有着深刻而真诚宗教信仰的人。牛顿也一样。许多堪称伟大的科学工作者似乎都与“好的宗教”有着难分难舍的联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骨子里都是人文学者。区别在于，纯粹人文学者更多的是从人出发，来说明世界；科学人文学者则由对世界的解释，返回到人本身。在严肃的科学和人文探索事业中，每个求取“真善美”的“人”，在其心灵的最深处，都必然有一层相当牢固的“好的宗教”的底色。虽然他们嘴上往往并不承认，那也不过是出于对科学传统血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尊重而已。
哲学是一门思维训练的好课程，将之归于逻辑语言学似乎更恰当。以之为方法论的依据便不充分；欲作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总纲更是勉为其难。孔子说，“辞达而已”。话能说明白就好。哲学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哲学里的话多数是“同语反复”，少数是“循环论证”。换言之，问题不明确；依据不确定；方法不得当。所以，或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这一点受到数学的轻视；或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这一点又受到物理学的怀疑。因此，科学（主要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往往视哲学为有意思的奇怪之物。爱因斯坦说得很有意思：“整部哲学不像在用蜜写吗？乍看很奇妙，再看消失殆尽，只剩下粘稠的污痕。”这是实话。问题就在于哲学提出了自己解决不了或很难解决的问题。问题不是太大就是太深、太精，而解决的手段和方法却简陋得可怜。宗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它是根源性的，其本身就是问题。“我们的世界如果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那在此之外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如果有，即便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我们也愿意相信并追求。”这就是宗教。教义往往借助于哲学，这种哲学就是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对宗教系统的严密的异化。这种异化有助于信服和推广，但相对于宗教与生俱来的自然而深刻的人性内涵而言，是不幸的。
“我们的处境和这样一个人相似：他有一串钥匙，曾连续打开了几扇门，而且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尝试时碰巧就选中了合适的钥匙，对于钥匙和门之对应的唯一性，他开始怀疑了。”数学家奥伊格纳·维格纳的这段话同时说出了科学与宗教的真谛。
自然、人性如果真是神圣造化的结果，那科学必然会真实地反映出这种结果的明确性和合理性。自然的整体个性与每个人唯一的个性是统一的，常识也完全支持这一点。人人都知道，“自然界没有一片树叶是相同的”，这难道不是钥匙和门之对应的唯一性的翻版吗？自然与科学，科学与人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科学的使命不过是对自然与人性神圣、博大、深奥与纯粹的不懈探求而已。它的动机除了善意的好奇之外，还有“自然崇拜”，后者的意义更大，因为真正严肃的科学是爱自然、敬生灵、亲社会的。当然，恨自然、害生灵、反社会的科学也一直存在，从世界的近代开始，这一科学的倾向甚至愈演愈烈，“克隆人”也许是最后的底线。宗教的动机是人对自身生命提升和命运掌握的内在需求，与科学相比，它与每个人唯一的生命历程乃至于血脉传统联系更为亲近和密切。宗教的底线是邪教。邪教是恨自然、害生灵、反社会的宗教。
如前所述，西方的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的对立与割裂，天然凸显出了宗教铺垫于两者之间的独特作用，这种作用至今也不可替代。甚至在西方，越是科学进步、哲学思潮繁荣、生活现代化，宗教的力量也愈见强化，而不是相反。这也说明，人和社会的问题，并非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等所能单独有效论证和解释的，更毋论有效解决。任何的迷信和狭隘都缺乏说服力。
东方，尤其是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人不但于传统上轻视科学，而且也天然地缺少宗教需求。轻视科学，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一面，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可谓惨痛；但缺少宗教需求似乎影响不大。我们没有原罪感、没有拯救情结、没有上帝之城和千年王国、更没有末日。这等于给世俗生活解除了诸多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摆脱了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精神负担和道德负担。这是其有利的、积极地一面。儒道两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通过历代的教育传习、口身相授，通过《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完全替代了纯粹意义上的宗教而有效地发挥世俗作用。但这一世俗作用也可能天然缺乏某些重要功能。此点留待最后讨论。
佛教在中国是特例。经儒道两家的改造，它在民间生活中，实际的作用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比如，打坐为养生（道家）而非参禅；拜佛为消灾（儒道）而非觉悟；请观音为得子得福(儒)而非慈航普渡。这与本来意义上的佛教几乎是两种面貌。
儒道互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造就了中国人入世、乐观、恬淡、重生、实际、实惠、守业、爱家、爱乡、爱国以及面子、排场、礼仪、虚荣、保守、自私、势力、坐而论道、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等等反差与矛盾交织的相当复杂的民族心理和生活史。但中国人就整体而言，没有沉重的精神负担和道德负担。“乐天知命”的民族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天人合一”非常有效地化解了西方苦苦纠缠的科学与哲学、宗教的矛盾。应该说，这是科学的爱因斯坦所信奉的“宇宙和谐论”的中国世俗版。中国人整体的宇宙观以及相应的综合思维的方法论是独特的，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史的一大贡献。
结 论
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概念，虽然其问题的提法和命题的依据是“成问题的”，但其内涵，即思想目的却是“理论物理学的”，因此更接近于现代物理概念，而非欧洲哲学传统中的“实在论”和一般理解的“机械方法论”。
形而上学在中国既无基础也无发展。 “空间”和“无限大”是理解和解释时间现象的前提。“无限大”、“无限小”是一种假设。“事件”表现为“空间中包含时间的存在坐标”。
“没有事件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同样，“没有空间的运动也是不存在的”。空间不空。
没有参照系，任何运动都是不可观察和测定的。“光”是“事件”，同时是“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空间”。以“光”为参照，任何单元空间内的运动都是静止。从“无限小”的角度更容易理解“运动”，它体现为“同时的”（不严格的用法）极速运动和极端的位置不确定。
“时空一体”的方法，可以合理解释宏观宇宙和量子物理两极现象。
“无限小”空间的数量和精微程度决定人的衰老和寿命。
“广义相对论”的物理几何学是有关“空间形状”决定“运动”的几何学。数学中的“高维空间”与真实的物理“高维空间”不同，后者应该是可经验的。
科学方法的关键特征是：真实合理地提出问题；恰当有效地选择工具和手段；理性和逻辑地运用程序论证问题；得出结论并检验其真实合理性。简便和经济是科学方法的精髓。
宗教、科学和哲学在西方的基础背景是分立的，均有成熟发展；三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并得出各自独立的结论。其表现相当复杂；相对于哲学，科学与宗教的关联更为密切。中国完全不同，首先是对科学的轻视，尤其是对科学技术操作的轻视；其次，“天人合一”是其整体综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化解了西方科学、哲学和宗教之间天然的矛盾。另外，中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神圣宗教”，以“政教合一”的世俗伦理学代之，并发挥了有效作用。
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有悠久传统，通过宗教得以缓解和妥协，伟大的科学家往往葆有宗教情怀；伟大的神学家也同样热衷于科学探索。
“天人合一”是中国对世界理论和思想宝库的独特贡献。
讨 论
如果存在的话，那真实地经验或曰体验“高维物理空间”的条件是什么？
“空间”与“空间”是怎样区分的？如何经验空间的“场作用”？“空间”本身可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力”，一种结构和功能复合封闭的“几何力”，正是这种“力”构成了物质？
“奇点”仅仅是理论物理学的一个假设之点吗？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数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同时失效。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奇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推动力”，“空间”与“空间”在此开始区分，“时空一体”在此构成物质。如果把“奇点”看成是所有物质—所有空间的交汇点，那它在可想象的意义上，就像“一束四面开放的立体变形的球花的中心”，应该是“无限小”和“无限复杂”的。极速的运动和极端的位置不确定同在。因此，即使“光”在“找到”它的瞬间也可能同时“丢失”它。中国的“太极图”如果快速旋转起来，阴阳鱼就会融合在一起，黑白两种对立色都变得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这是对量子物理原理的直观说明，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奇点”的意义。如果说有一个最
幸福的人能找到奇点，那他在“豁然开朗”的同时（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渔夫经过的那个“山洞”，对理解“奇点”也有启发性）可能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了，因为它已经在“无意间”穿越了时空，一下子全部看到了“无限大”和“无限静止”—全息的宇宙以及个人全部的过去和未来。这个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的人在穿越“奇点”的一瞬永生了。最美好的神话和理想在这一点上变成了现实。
“无中生有”与“有无相生”真的是不合理和不可思议的吗？中国道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无”。世界从“无”而来，而且“有”“无”可以相生，这在整个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看来都是错误和不可思议的。“无”怎么可能生“有”呢？“有”只能从“有”中来。物质是“有”，那叫“实体”；精神是“有”，那叫“意识”；信仰是“有”，那叫“上帝”，这一切都只能是从“有”到“有”或者从“无”到“无”的。
那“混沌”又是什么呢？《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山海经第二·西山经》中提到天山之神：……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帝江，即帝鸿氏，传说中的黄帝。如下图
两处文献中的“道”和“帝江”，都是“混沌”，只不过后者是“形象化”的“混沌”而已。
“混沌”是“有”吗？似乎不那么简单。中国古代把“混沌”称为“无极”。“无极”是“无维”的，它没有维度。没有维度的具体真实的物理存在可以合理观察和想象吗？不可以。它也不是数学中“零”的概念，它是几何学中的“点”。正是在这个点上，“无”变成了“有”。“有”用《易经》的概念说就是“太极”，它负阴抱阳，是数学的“壹”。“无极”生“太极”，“阴阳”生万物，这就是“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之中国解释。与数学的推理论证和物理学的实验解释相比，这一中国解释更能说明问题，也更好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一切为什么是这样开始而不是那样开始”，“无极”的说服力则更强。因为“无极”同时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是通俗而言的“怎么都行”。这种“怎么都行”，中国人称其为“自然”。它是纯“统一”，相对于“太极”阴阳对立的统一，“无极”是大小、多少、动静、远近绝对的统一，是不能“前推”的“极限”。
在数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以数论数”的难题：先是发现“零”这一数字的必要性而引进之；后来又发现，“零”左边的问题，引入“负数”；再后来又发现，为了避免二次方程的不可解，需要引进一个这样的数：i?=-1,称作“复数”。引进固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无”这个像“数”又“不是数”的非数学概念，在说明复杂的物理现象时，却同时达到了“零”、“负数”和“复数”三者合起来也难达到的目的，这无疑是一个简便而经济的科学概念，虽然它并不属于数学。
用“有无相生”来解释量子物理是方便好用的。粒子现象可归结为一句话：物质既有也无，既存在又消失，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这不就是“有无相生”吗？它仿佛就是为生动概括和说明微观到极致的世界而准备的。对于这种概括和说明能否转化成理想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我是怀疑的。我宁可相信那条中外共奉的艺术真理：形象永远大于思想。
科学从假设开始，假设的作用是方便和经济。彭加勒将数学的公理和公设归入一种“约定俗成”。且这种约定俗成的前提和结论都只能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内验证和互证。数学体系封闭的抽象纯粹以及严格定义与物理世界开放的具象和复杂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的对应关系？如果不完全，其程度又如何？
宗教和道德之间的真实联系是什么？中国人家亲之德、血缘之德的凸显与公共道德和公民意识的相对弱化，是否与我们宗教传统的缺失有关？
Space-Time C TYPE="audio/m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