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底，浦东六里桥南原本广阔的三十亩田地上，几栋兼具中西风格的两层砖木楼房拔地而起，建筑之宏伟雅致，使得这十里洋场对面的浦东人也能洋洋自得一番，逢人便会自豪地问“格是啥人造的，依晓得伐”，答曰“晓得啊，格是阿毛造的学堂”，两个人相视而笑。他们自豪不仅是因为建筑座落在浦东，还因为楼房建造者一一阿毛（即杨斯盛）是地道的浦东川沙人。
杨斯盛少时贫贱，早失父母，为讨生活，渡江而来上海，业圬十余年，渐有积蓄，少时大字不识，后渐渐能操英语，且为人急公好义。
1904年，黄炎培、顾次英、张伯初三人回国后，与杨斯盛讨论国家前途与民族出路，常言“教育为救时唯一方法”。夏天某日，杨斯盛与顾次英畅聊正酣时，杨斯盛之子杨蹇放学归来，大步流星、鞋声塔塔走过正堂，引得杨斯盛一番感慨：“今日之学校何为者，以吾观之，一草帽、一革履，学校之能事尽于此矣，非特此也，一切人事全无所知，使吾国童子将来悉入学校者，则家家天翻地覆，永无宁日矣。”顾次英遂向杨斯盛解释，责不在学校，而在办学者，办学者不懂教育原理，不懂学校本旨，遂至流弊如此。
杨斯盛因此决定兴办学校，先办小学，于是租借蔓盘路办广明小学，积累经验，后办中学。因思造福桑梓，遂定建校浦东，校舍由黄炎培设计草图，杨斯盛以专家身份亲自督工。中间大礼堂容千人以上座位，东西各建匡字形的两层楼，楼上下各容十几个教室，两个匡字形向大礼堂对抱着。一边是小学，容量较小，一边是中学，容量较大。再后是两座雨中操场。礼堂前是很大的运动场，设备着各种运动器具。校舍北是杨先生的别墅，花木满庭，下临白莲泾，清幽绝俗。
勤朴克己互助
1907年2月8日，站在大礼堂之上的杨斯盛感慨万分，开口便言：“天下事无论为个人谋自立，为一社会谋自立，非有坚忍刻苦功夫，必不能达其希望。”而坚忍刻苦功夫有二，曰“勤”曰“朴”。“勤”强调学生作为未来中国事业担当者，应具有“精神上之担当”和“体魄上之担当”，分别对应智育和体育；而“朴”则要求学生不要被繁华靡丽和爱玩嗜好扰乱心神，“人心无两用、无中立不趋于实，必趋于虚；不托于真，必引诸假”。
杨斯盛早年营生上海时，看惯了年轻学子出入于歌舞厅与大烟馆，与洋人交往时，也听惯了洋人动辄称呼中国少年为“阔少“，根源都在于年轻学生的道德堕落。因此，杨斯盛在宣布“朴”为教育宗旨时，诚恳切责今日学生“耳目所习，为凡事外观断不可少，衣服必求趋时，器具必求上等，牺牲其宝贵之时间，日营营于形式，而无满志之一日”，因此提倡学生竞趋于“朴”。
或许有人说“朴”实为旧道德，似与新道德不甚相符，浦东中学“朴”作为学生道德教育的目标还合适吗？其实不然，1913年，蔡元培在浦东中学演讲时就曾明言：“旧道德曰义、曰恕、曰仁等，皆足与勤、朴、公三字互相发挥；新道德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亦赖勤、朴、公而圆满。或疑自由、平等于勤、朴不相容，此误解也。”
及至1924年，校长沈第斋将杨斯盛“朴”之道德意涵进一步明确为“克己”与“互助”，一从传统道德论，一从西方文化谈。“克己”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吾人享受自由，不妨碍他人之自由为限作“克己”之范围，不可因一己之私欲、一己之冲动，而令人群组成之社会、学校遭受损害；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为自然界天演之公理，但不足训人类生活，人类生活无时无刻都要相互维系、相互合作，“强扶弱，长慈幼，才者辅不才，能者济不能，殆为人群共存之原则”。“互助”为人类生存进化之本，因此想要谋一己之幸福，必须先要促进团体之发达，社会如此，学校亦然。正是因为在不同阶段为“朴”注入不同内涵，浦东中学的道德教育才得以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学校在通告录要中明文规定学生布衣清洁胜于华服，学校操衣也一律通用元色土布，洗面之牙粉香皂能省则省，减轻家庭一份负担，而在食物方面，劝学生勿带食物来校，即使要带也只允许充饥一类的糕饼等，对于需用水调或者糖拌的牛奶米粉等坚决不准带入校内。
衣食朴素只是浦东中学学生道德修养的一部分，对于礼仪，浦东中学同样要求严格，“到校相见必行礼，有事相见必行礼，临别相见必行礼，校外相见必行礼，行道相值必让避”。但是，条令规定毕竟不是道德教育的主体，真正有效的道德教育犹如春雨化物、润物无声，因此浦东中学更为重视隐性课程的作用，将道德教育渗透在智育与体育中，于课堂上，于无形处，将新道德化入学生心中。修身课学习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经义课感知中国经典之博大精深，历史课重温中国士子文人之气节与大义，地理课了解国耻之深痛，公民课学习新旧道德之别，理化课明白世界科学之发达，哲学课形塑最初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体育课培养团结合作意识。
1908年学生自主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共进会（1910年改名励进会），“基教育之趣旨，炼生徒之身心”，正会员由学生充任，特别会员邀请校内教职员，共分为道德、言语、美术、卫生、音乐、运动、远足、涉猎、赛船、树艺、贩卖、新闻、会计共十三部，“三育之首，立身之基，颜子四勿，曾子三省，当仁不让也，论道德部之益”。浦东中学的道德教育就这样走入了学生的脑中、心中。
课程之外的活动与课堂教学之外的活动
1907年浦东中学开办时，即为完全中学模式，一共五个年级。学程分国文、外国语、数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育等七大门，除艺术外，另六大门又分为必修与选修两大块。
以社会科学门为例：必修学程为《公民学及时事》《世界通史》《本国近史》；选修学程有《本国历史》《本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近史》
《东亚史》《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概论》《普通教育法》《学校行政及组织》《哲学概论》《伦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法学通论》《社会学》《经济学》《商业概论》《商业实践》《簿记学》《银行学》。
类型 |
与课内活动的关系 |
课外活动的主体 |
具体活动 |
课程之外的活动 |
作为课内活动的补偿 |
学生自治，学校自主 |
学生会、足球队、管乐队等 |
课堂教学之外的活动 |
作为课内活动的延伸 |
学校安排，学生参加 |
远足、演讲、幻术等 |
在必修和选修课程中，有严格的选习程序，从而确保课程结构的梯度和学生的接受度。
浦东中学课程设置中，音乐、体育课时数相对较少，但是学生的体育成绩、音乐表现依然能够享誉沪上甚至苏省，原因就在于浦东中学的体育与音乐课外活动之多，完全弥补了课程时数的不足，而且学生自主，更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得学生真正融入课外活动中。
浦东中学的课外活动分为两种类型：课程之外的活动与课堂教学之外的活动，对应“课”所具有的课程与课堂教学两种不同内涵。（两种类型的课外活动比较如上表）
1923年4月1日学校组织学生70余人包定沪杭南铁路三等客车一辆，赴杭州远足3日，对于一所中学来说确属难能可贵，远足作为课堂教学的实地勘察，具有学以致用的重要效果，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明白“纸上谈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考察中获得新知、巩固旧知。学生黄克绍《徐汇博物院记》一文，讲述自己“周观院中模型，大者小者，生者死者，无不详备”，参观之后，对于《山海经》《诗经》和《尔雅》的记载有了更形象的认识，也更加明了物竞天择之理，“既念博物学之重要如此，更思博院之有功于研究者又如彼”。
组织学生观看幻术表演更是浦东中学的一大创举，学校在1913年邀请美哈佛大学电机铁路学硕李松泉试演，“先取纸牌在手中绫弄，蓝点者忽变为红点，红点者忽变为白色”，观者大为惊叹，学校以此来使学生获得学习化学之乐趣，加深对于化学应用之理解，以促诸同学研究科学之必。
诸校长各有所长，但又风格迴异
浦东中学虽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校董会并不直接干涉学校行政事务，学校一应事务仍由校长处理，从这一层面讲，浦东中学的崛起与校长的自身能力息息相关。而校长的专业基础、教育理念和个性特质等因素都会对其胜任校长职务的能力产生影响。诸校长各有所长，但又风格迴异。
黄炎培与秦锡田两位举人是前两任校长，此时的黄炎培在日本亡命一年之后归来，思想更加成熟，行事也更加稳健，流亡日本前的书生意气已经收敛许多，从小跟随祖父接受的传统教育依然深入骨髓，而曾以松江府第一名取中秀才更是证明了其不俗的中学功底。而作为陈行士门大家之子的秦锡田，受家风影响，熟读经史典籍，并坚守传统士人之“清、慎、勤”。
两位传统烙印深厚的举人出任学校的校长，吸纳新式思想但并不冒进，融汇新式教育但并不盲目，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为浦东中学把稳了风帆，做实了学校发展基础，而黄、秦两人在出任校长之前都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基础教育经验，既有在中小学教学的经验，又有创办学校的经历，既了解教师教与学生学，也懂得学校办与学校管，对于该如何运行一所中学已然心中有数，因此行事循序渐进、不急不躁，体现了办学之初明显的务实主义风格，而其后继任的校长，也是校董会在考虑学校办学宗旨的基础。
沈弗斋是心理学与教育学专业出身，专业理论背景使他更多地从学生角度考虑问题，顺应学生心理，指导学生择业，而秦、朱、顾、沈四位校长在来浦东中学之前，多在大学任教，对于中学情况并不熟悉，所可依赖者无非专业知识与大学执教经验，但是美、日的学习经历开阔了其眼界，活跃了其思想，因此四位校长更多是在按照自己所想进行改革，软硬兼顾，启用新法，大胆而无畏，勇往而直前，具有一种明显的理想主义风格。
而浦东中学校长对于教育也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并在管理学校过程中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形成独特的校长个性特征。黄炎培从人性喜动不喜静的本质出发，直指教育界多年奔走一事无成，正在于朝东暮西，认为从事教育要有耐心，而且号召教师不要过多兼职，每日能以一二小时研习学问，每年能有一回参观各校，则于教授及办事上易有进步，因此黄炎培掌校期间教师兼职率极低，而且提高教师待遇，并经常相约外出，游明孝陵，观莫愁湖，看华严庵，访澄衷中学。
黄炎培稳健的领导风格，被秦锡田所继承，“黄规秦随”，保证了浦东中学的平稳过渡。而朱叔源具有开拓力量。1918年主持修建景园，为师生提供散步休闲的场所，1919年筹款建设雨操室，并改建弹子房与跑冰场，使得师生不出校口即得沪上时髦之娱乐活动，而为学生“以养成良好读书之习惯，増进研究学术之兴味”，朱校长多方呼吁，终筹得款项千余元，于1920年建成浦东中学图书馆，内设有阅览室，先派章以欣奔赴南京听讲图书馆学，回校后即聘为图书馆长，分类编目图书，馆初藏书虽仅两千余册，仍“赋学生以自动的研究学术之机会，俾不致囿于课本之范围”。
为学生提供优渥的学习环境，并不意味着朱叔源对学生持放纵态度，留学日本的经历使其认识到“日本学生之优点，曰刻苦、曰勤劳、曰尚武、曰好学”，朱叔源在任时制定严格的学生管理条例，“每餐有四肴或六肴，尚不能下咽之势”必须杜绝，减少学校校役人数，清洁打扫之事交由学生负责，一年开春秋两次运动会，使运动成为学生心之所愿，削弱“于运动一事，似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学生心理，增加课程时数，勿使学生浪费时间于无关学习的小说。
沈菊斋执校期间，认为学校需要了解学生。他认为中学教育有七大目标：继续小学所授之学业，増进身心之健康，养成良好习惯，施行公民锻炼，培养对于家庭生活之正当观念，养成领略文化之能力，施行职业之准备及锻炼。而各中学升学人数远不及总数一半，倾向于工商职业者大有人在，学校却忽略职业指导一节，造成不能升学者不知如何就业，于是沈在1924年推出浦东中学职业指导办法，指导学生职业准备。
于风雨飘摇的清末建校，崛起于军阀混战的北洋时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发生转折，在日军炮火中，勉力维持，浦东中学的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裹挟，身负时代的烙印，回首浦东中学的历史，中国近代私立学校发展脉络如在眼前。而身处时代之中的浦东中学，坚持自己的办学宗旨，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时代共舞，却舞出了自己的天地，为时代书写了属于浦东中学的教育篇章。
来源：《優教育》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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