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李震
该书在《文质彬彬》总题之下，以《文与质》《艺与道》为上、下编，分别对“文”“质”“艺”“道”四个观念及形成中国美学中两对最基本的审美范畴，从发生、发展、传承、演变的全过程，进行由微而宏地全面、系统的观照，又从美学、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以及哲学、心理学、伦理观念、社会政治理想等方面，进行论述和评价。
该书是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笠原仲二先生研究中国美学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中国古文字、浩瀚典籍和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考察，从一个新鲜独特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美意识的起源、演变、实体及本质。作者认为，中国人原初美意识起源于味觉，然后依次扩展到嗅、视、触、听诸觉，再扩展到精神性的“心觉”。
2.人们已经能够从美对象所具有的官能美的要素深处，发现精神的或理性美的要素，从而进一步得到美的感受，享受的到新生命的充实感。
3.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刻画了伏生倚机批卷、教授弟子的风貌容姿，伏生四肢枯瘦，面部和胸部有许多深深老皱，嘴角挂着慈祥的微笑。这样一副容姿温颜，正象征着伏生精通一切学问的自信和已经“悟道”的安闲心理，同时使人感受到他老而不衰、好学求道的的坚强意志。
在语文课堂上，如同光的频率与感觉的节奏相合时所引起的快适感一样，文本的美或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教与学的安排所具有的跃动的洋溢着生命感的节律，与师生内部生命的脉搏向谐调、相协和时，师生感觉到满足了自己的嗜好和理想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一种感到自己生命充实的情绪，就美的感受。
该书审视了诗味论这一历史现象，全书共分九章，第一、二章主要探讨诗味论的特质，即说明究竟什么是中国古代的诗味论。作者的结论是：诗味论是具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理论。第三、四、五章主要探讨诗味论产生、发展、衰落的历程。其基本论点是：诗味论滥觞于先秦、汉、魏，胎甲于晋、刘宋，形成于齐、梁至唐代，盛行于宋、元、明、清（前期和中期），衰落于近代（清后期）。在其形成期和盛行期中曾先后出现了十二个理论高峰，它们是诗味论发展史上的十二个光辉的里程碑。第六章主要探讨诗味论之成因。第七、八、九章主要探讨了诗味论所涉及的一些美学范畴。
早在我国的齐梁时代，“味”这个字眼就正式成为了一个文艺美学的概念。这个“味”被引进到语文课的评论中，形成了“语文味”的概念。古人以“味”论诗评诗，我们以“味”论课评课，各得其所。古人认为有“滋味”的诗是最好的诗，是最适合世人欣赏要求的诗。所谓“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实质是描绘有“滋味”的诗作与欣赏者之间发生的相激相荡、相生相感、相应相合的审美活动状况。生命化语文课堂上评价课的质量如何，也需要从生命的感受出发，能够提高生命的认知质量，能够丰富生命的精神空间。
该书上编对中国美学思想中“美”这一重要观念和范畴，从发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程，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索。中编和下编展开描述儒、道、墨、法、玄、佛各家在政事、社会、人格、自然、精神、艺术诸领域的审美创造与接受的不同表现，并作出若干比较性的评价。从总体而观，各家学说中的精华，都成为自古至今中国人“美”意识的有效成分，共同完成了对中国之“美”的塑造。而当“美”的观念和范畴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各个时代、社会上各色人等有了基本的共识之后，人文美的创造者，又对各家思想加之于“美”的种种制约在不同向度实行突破，使“美”获得更多、更大的自由。
生命化语文需要辩证，需要在辩证中创新。对于“美”的训释，许慎训“美”为甘，由此被后人引申出“美味”；徐铉以羊从“大”则美，明确为“美”的初义、本义就是味觉美。而著者对“美”字原义进行辨析，认为“大”不能仅作“躯体庞大”解，应该是人，是男人，从观念上说，是阳性的、刚健的、雄张的。“羊”为女性之征，“大”为男性之征，男女交合，“美始于性”。中国人的原初的美意识就产生于阴阳相交的观念之中。不是“味觉转换”可以尽其意。“羊大合体”的“美”正是神话中姜嫄与巨人配合这一奇迹的符号化浓缩，现实中，则为姬姜两性通婚风俗的符号化凝聚。姜嫄，是崇奉羊图腾的姜姓母神。闻一多有《姜嫄履大人迹考》。“羊大”合体，成为人类繁衍和庄稼繁茂的双重象征，因而它是最美的、最受崇拜的。四时正常运行、万物蓬勃生成，是天地阴阳交合的结果，是天地繁殖力的体现，也是天地之“大美”。“美”带来人口繁衍，植物丰茂，牲畜兴旺，万物有成。
2.从字的内部结构分析再到字与字的组合，“字本位”的特征使汉语的字符与语义结合十分紧密。与印欧语的以语音叠加构成的“语形语法”不同，汉语体现为一种语义语法。徐通锵先生将语形语法比喻为编辫子，可以条分缕析，而语义语法是“和尚头”，只能从总体形式把握中领悟其内在结构。现代汉语确实吸收了印欧语的语法特点，，但只要使用方块字，“字本位”的思维方式就会像语言基因一样保留下来。
3.教师还要注意以语理促语感，注重对学生的语言反思能力的培养，而不能把语感空置在语言学习的所谓“核心”位置。母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语感，新课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纯从语感角度出发来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弊端，而更应注重学生的语理分析能力培养。语理即对语言现象的理性认识，而“语感是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积淀了高级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教养的内容和性质而形成的”，二者共同构成语言能力的感性认知与规律把握，不可偏废。
4.审美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心灵世界-感知物象-生成意象-升华心境”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完成的。美不仅存在于客观事物，也不是完全在人的心灵，而是对心与物互动关系的描述，“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创造”，“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
5.曹明海教授把文学作品的本体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结构”，一是形式层，即文本构成的“语体形态”，如由语言组合而形成的句群、语段到篇章结构及其整体营构的秩序与节奏等；二是再现层，即文本展现的“语象世界”，包括作品以语言构成的气象与画面、意象与境界、“形”采与“神”韵，这和作品的文体相关；三是表现层，即文本的“语义体系”，包括情感与理思、精神与境界、灵魂与风骨、思想与生命，是情思与义理的总和。
能够从学科统整的角度使学生发展素养更具有综合性、整合性和跨领域性。王宁先生把语文核心素养界定为：“学生在积极主动的语言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言语经验和言语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和思维品质，是基于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感受能力的综合体现。”生命化语文教学着眼于学生的生命发展，主要是着眼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顾之川先生提出，学生年龄越小越应该去学科化，随着学生年龄的升高和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应该逐渐细化。这些都是对生命化语文在新的背景下有着重要意义的指导。
1.习惯一旦形成，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而无须你付出过多的努力。只有在你违背习惯行事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的力量。一件事做了一次二次，你就会发现它变得容易，做起来得心应手。在一开始，习惯似乎不会比一张蜘蛛网结实多少，但是，一旦形成，它就像一条铁链牢不可破。人生的琐碎小事，单独来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从天降落的雪花，一瓣接着一瓣，然而，这些雪花积累起来，就形成了雪崩。
2.一个人如果认真考虑过他所担负的人生职责，那么，可以令人信服地说，他会立即付诸行动的。个人的行动是我们唯一有能力支配的东西。这些行动的总和不仅形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而且也决定了我们的品格的高下。
3.注重意志力的培养和磨炼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持之以恒，也就不可能有鲜明的个性。
4.儿童往往是站在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口，他对其中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起先，他只是四处观望，不久，他便开始观察、领悟、分析比较、模仿、把对事物的印象和思想牢记在心。如果能够得到悉心的指导，他所取得的长进是真会让人惊诧和喜悦的。
5.曾经有人说过“劳动中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一个人正是通过劳动来实现自我的完善的。正是通过劳动，肮脏的丛莽被清除了，变成了肥沃的土地和雄伟的城市。因此人本身也就开始了不再是一片丛莽，或者一片龌龊的荒漠。
6.在日常生活或商务活动中，我们判断一个人，更多的是根据他的品格而不是根据他的知识，更多的是根据他的心地而不是根据他的智力，更多的是根据他的自制力、耐心和纪律性而不是根据他的天才。
7.那些品格最为高尚的人，是人类进步的真正的灯塔。他们就像高山之巅的灯光，在自己的周围营造了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围；而且他们的精神之光也继续照耀着一代代后来者的心灵。
8. 与人交流、接触、联系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这可以使一个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只有自由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才能正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没有这种社会生活经历，一个人就会过于自负。就会夜郎自大，就会目空一切。这样，他就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就可能成为孤家寡人。
9.青春时代是生命的春季，在这一生命的季节里，如果没有火热的青春激情，就不会设法去尝试一些事情，更别说成功地完成一些伟业了。这种火热的青春激情对提高工作质量，对激励信心和希望，对引导人们经历枯燥乏味的琐屑事务，对引导人们愉快地承担义务、恪尽职守都很有帮助。
10.那些最伟大的人物无一不是苦难的学徒，无一不是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就辉煌的。苦难往往最能锤炼和磨砺人的品格。苦难也往往激起人们行动的勇气。
这本书不是谈语文教学的，是谈生命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应该看作是生命化语文的生命背景，可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
该书主要写的是“人怎样才能成为人”。不同于那种或从外部，或孤立地探讨人的某种机能和动力的专门研究，该书是从人自身出发来思索人。由此探讨了人的独特性、人的生存以及人的境遇等问题，并指出人之生存危机的关键是由于我们将真理问题与生存问题、认识与人的全部境遇割裂开来的结果。因此，我们应抛弃以往那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而从人的实际遭遇，从人的生存，从做人的艰难性出发来思考人。
1. 人的行为模式不是已经死去的生命的纪念碑，而是充满生命的戏剧。它既是一个系统，也是探索，是犹豫不决，是奋斗；它既是稳定性，也是迸发、离经叛道和非连续性；它不是最后的秩序，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决定、控制、责难、挑战和指导的过程。
2.人处在三岔路口，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决定选择什么方向。因此，他生命的旅程是不可预料的；没有人能够事先写出自传来。
3.存在意味着奋力往前走，奋力前进，奋力向前，奋力持续下去。
4. 正是人的意义照亮了人的存在，也正是人的存在，提出并验证着人的意义。
5. 按照生理的逻辑，“吃、喝、玩、乐”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完全醉心于满足这些要求的生活，最终会使人的存在丧失做人的全部本质。
6.沉思就是对人的全部实存的提炼。思考是对我们自己生存真理的总结。
7.说到底，孤芳自赏式的、沉湎于自我思考是缺乏推动里的。真正的思考是和世界相遇时产生的。我们不仅在概念中思考；我们在世界之中思考。思考反映了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
8.创造性精神的根源是不满足与单纯的存在，不满足于仅仅随遇而安地存在于世。人面临的挑战是：不要屈从于单纯的存在。
对人的思考，对做人的思考，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思考，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赫舍尔从分析人类的困境开始，强调人的思考性，强调人的思想性。这些论述为生命化语文铺展了一个生命的背景，提供了一个生命意义的语境。
生命的流动，人的感性、感受，都会具体的瞬间联系在一起的，生命离不开这一个个“刹那”。在生命化语文课堂上，精心设计这一个个“瞬间”和“刹那”，将会像印象派画家莫奈那样，寻找到“真实”，寻找到“特定时空”的丰富的生命意义。那“特定时空”是语言的，是文字的。
该书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为依据，探讨传统美学思想中一个核心范畴—“虚实”，探讨其流变，分析其意蕴。全书主要取材于古典诗学、小说戏曲理论以及画论和书论，兼及其他艺术理论和相关哲学思想。作者将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理论批评的虚实观念相互勾连，层层推论，兼以中西比较，比较充分地论证了“虚实”这一范畴的精神实质及其在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地位和价值。
1.一件艺术品，其美感的有无和高下，很大程度上就在这“虚”处的有无和深浅。尽管“实”处并非可有可无，它是“虚”处赖以生存并生发的前提条件，但对艺术创作来说，写“实”本身并不是目的，把人心引向“虚”境才是它的指归。
2.《庄子》一书，是先秦诸子里最富有诗意的著作之一，它让后世无数文人为之着迷。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文辞优美，思理玄妙，更是由于它以哲学的方式为人的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作审美和艺术的思考，也给人指点着进入审美和艺术的路径。
3.在许多优秀作品里，一个诗句甚至是诗句里的一个词、一个字所包含的意思，若细细追究，是层出不穷的。其中的奥秘，从形形色色的“笺注”可窥见一斑；而“中国书的‘笺注’所提供的正是笺注者所听到的许多声音的交响，是他认为诗人在创作该诗时整个心灵空间里曾经进进出出的声音、意象、和诗式……”即便如此，笺注家所得仍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还会让人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4.由意象看“比兴”，则“比兴”之说也是从虚实两个层面去体察诗歌艺术的本性。就创作手法而言，“心”为虚而“物”为实；就诗歌作品而言，则“意”为虚而“象”为实。诗歌艺术，正是这种虚实交感并交融的结晶。
5.议论是“理”，经诗人妙笔经营而融化为情与韵并有了味外之味。这样的“理”，在诗中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它已经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成为“不涉理路”的艺术表现。用事之妙，亦可由此类推。要之，用事和议论为诗歌艺术所不可少，但要真正把用事和议论化为诗歌艺术，断不能将事与理如实写来，而须虚实相生，曲尽其妙，因为诗歌艺术的审美本性乃在于“空”、在于“神”。
6.虽说真实可信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准则，甚至有人为了“信史”而甘愿以生命为代价，但要说史书中的一点一滴都有案可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这还不是说那些伪劣产品，而是以最好的历史著作为例。有人就拿被称作史学双壁的《左传》和《史记》是问，说是里面叙写的两人于密室的谈话，作者如何知晓？即便知晓，对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和动作的渲染又有何凭证？这样一问，史书所记之事就难免露出马脚，而我们也不得不用“合理想象”之类的评语去为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伟大史学家开脱。问题是这类掺杂了“合理想象”的叙写，往往是历史著作中最为传神的地方，没有哪一个读者凭自己的阅读经验舍得把这类不真实的叙写给跳过，相反会为这些叙写而心旌神摇，久久回味。
读这本书，我曾想到生命化语文课堂的“虚”与“实”，这是一个非常意义的话题，值得深入思考。
该书主要考察先秦至现代中国文学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和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美并不是文学必不可少的特征，但部分文体却与美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就使得文论与美学呈现出某种交叉状态。作者认为，先秦时期文学美学的特征是文章与道德互文，儒家与道家互补。两汉时期文学美学的特征集中体现为宗经征圣、言志载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转而关注自身的形式之美和情感之美，“缘情”与“绮靡”成为时代标志。隋唐宋元时期，文学在内容上崇尚上古儒家之道，在形式上回归秦汉古文乐府。明清时期的文学美学呈现出走向综合、集其达成的特征。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广义的文学概念开始向狭义的美文学概念转型，文学成为悦人性情的“美”为特征的精神作品，文学理论也演变为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1.“美”的另一特点是“情感性”。西方文艺美学曾从“情感性”方面说明文学的特征。英国学者金蒂雷认为：艺术就是“情感本身”，感情就是“艺术本质”。科林伍德指出：“通过为自己创造一种想象性经验或想象性活动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把艺术界定为通过现实图像这种“形式”去象征“情感”的作品。赫伯恩认为，情感性质是艺术品本身“现象上的客观性质”。如果说“形象”是文学模仿现实的必然产物，那么“情感”则是表现心灵的文学的自然特征。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情感特质说，正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表现主义文学作品美学特点的理论概括。与此相较，中国古代在宗法社会形成的“内重外轻”的思维取向模式与“以心为贵”的价值取向模式作用下，形成了“诗文书画具以精神为主”（方东树）的“中国艺术精神”。
2.文学的单称“文”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后来的金文中也有，是象征交错图纹的象形字。正如《周易·系辞传》所说：“物相杂，故曰‘文’。”又如《国语·郑语》说：“物一无‘文’。”在这个意义上，“文”字通“纹”，泛指一切文饰、文明、文化、文物，自然也包括文章学术。“文学”“文章”也是如此。文饰、文明、文化、文物是“文”或“文学”的广义，文章学术是“文”或“文学”的狭义。《诗·大雅·荡》毛序：“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这里的“文章”是指周代的礼仪制度。《战国策·秦策》：“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这里的“文章”指法律制度。《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杜预注此，“文章”即“车服旌旗”。《墨子·非命中》：“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荀子·大略》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这里的“文学”指道德修养。所以“文学”又被用来指“儒学”。
3.有文字的著作为什么叫“文”或“文章”？是因为汉语文字由交错的笔画构成，有文饰性。《礼记·乐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
4.文字是记录概念的符号，是文学作品用以状物达意的媒介。在文学作品中，文字形体的美丑对于读者本来无关紧要，但在中国古代，情况就不同了。汉字是不同于表音文字的表意文字，因而具有相当的图案性。在繁体字中，文字作为“错画”之“象”，有的笔画繁多，有的笔画稀疏，加之古代文学作品多用毛笔书写，与书法结合得很紧，字体视觉的美丑问题就显得相当突出。有鉴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辟《炼字》篇，对字体的视觉美作出了深刻论述。刘勰在该篇中提出“缀字属篇”的四条原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5.汉字的音节由声、韵、调构成。由字音构成的听觉美，具体体现在声、韵、调三方面。中国古代对声、韵美规律的认识走过一段正、反、合的过程。音节间的声母相同，为双声。韵母相同，为叠韵。音节的双声、叠韵关系，使汉语言具有一种声韵协调的自然美。
6.汉语音节的调分平、上、去、入四声。平声调叫“飞声”，上、去、入、声调叫“沉响”。连用平声字或仄声字，或造成“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而不还”的单调之病。
7.朱熹“赋比兴”论的最大贡献，是将过去纠缠不清的“比”“兴”方法明确区分开来，从此，“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发端。这种观念凭借朱熹在儒学和诗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被确定下来，从而推动了宋人关于赋、比、兴的研究。李仲蒙云：“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对比、兴的区别与朱熹大致相同，但对“赋”的解释则比朱熹全面。朱熹认为赋只是言事，李仲蒙认为赋是通过“叙物”（即陈事）来“言情”。而赋、比、兴都是诗歌言情的方法。这种解释，体现了中国诗歌美学的心灵精神。
8. 明代文学美学的综合特征虽然不如清代文学美学那么明显，但在中国古典美学的起、承、转、合中，它明显地带有转合特征。所谓“转”，即向“合”的过渡和转化。所谓“合”，即综合、总结。这样的著作不只清代有，明代已开始出现，如王士贞的《文苑卮言》、谢榛的《四溟诗话》等，都带有总结意味，体现出综合倾向。
9.王国维的“意境”说，在现代西方美学意识的指导下，综合中国古代“意境”论的思维财富，揭示了“意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抽象与具象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优美与壮美的统一这些丰富的内涵，进而把“意境”提到诗歌剧曲美学特征的最高位置。它既是古代“意境”美学的结晶，又标志着向西方美学、现代美学的转化。
考察先秦至现代中国文学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和时代特征，把生命化语文放在“史”的坐标上进行考察，可以做到言必当理，寻觅法度，即物达情，增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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