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故事】孙传海‖ 再访上海孤儿

作者简介

  孙传海，男，山东平度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87年独闯内蒙古后，先后在乌拉特前旗蓿亥中学、大佘太中学、旭日中学从教十余年。2003年考入乌拉特中旗委宣传部并工作至今。曾任《临河晚报》《巴彦淖尔晚报》《巴彦淖尔日报》记者，《乌拉特中旗周刊》主编，乌拉特中旗电视台《今日视点》栏目制片人。在《巴彦淖尔日报》《内蒙古日报》等地市级以上媒体发表新闻作品1500余篇，著有新闻作品集《梦回草原》。2017年创办自媒体平台《纪实纵横》，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会员、巴彦淖尔市网络与新文艺群体协会副主席。 

再访上海孤儿

孙传海

2004年，我兼任《临河晚报》驻乌拉特中旗记者站记者时，曾经在《巴彦淖尔报》蒙文版记者毕力格巴特尔的带领下，在海流图镇采访过两名上海孤儿。

这两名上海孤儿一个叫苏和巴特尔，一个叫花儿。

时光如梭，转眼间快20年过去了。这两位上海孤儿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真的不得而知。

说实话，虽然我不当记者有很多年了，但是心里还真的很挂念他们。

真的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不但回访了这两位上海孤儿，还又采访了一位“国家的孩子”。

上海孤儿张健：

  “我们应该感恩这个好时代，应该帮助那些不如我们的人”

“传海哥，有一个上海孤儿的故事，他原来是我们单位的干部，叫张健，现在退休了。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他的DNA和江苏盐城几个人比对上了，这是个好新闻，我想你会感兴趣的。我已经给他推荐了你，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

5月3日上午，在国税局工作的老朋友王永昌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给我推荐一位叫张健的上海孤儿。

和永昌通完电话后，我立马给张健打通了电话：“你好，我是孙传海，刚才永昌打来电话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你的情况。这样吧，我星期六有时间，我去你那儿，如果能联系上我以前采访过的上海孤儿苏和巴特尔和花儿，那就更好了，我顺便能作个回访。”

“行，没问题，孙老师。你说的花儿叫花拉，她现在就在我家里，苏和巴特尔，我打一个电话，他就过来了。”张健在电话里这样说。

张健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

2022年12月14日，女儿小惠和她的同事张文竞，曾以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的身份采访过他，并当天就在公众号《乌拉特中旗发布》上以《乌拉特中旗成立“国家的孩子”工作站》为题作了报道。

“张健这个人了不起！”

看了女儿的报道后，我这样称赞张健。

今年2月24日，当我读完乌拉特中旗作家协会副主席、乌拉特中旗诗词学会会长陈跃国在旗文联的公众号上发表的《“国家的孩子”工作站概述》后 ，我对张健有了更深的了解。

“孙老师，您几点过来？我已经给苏和巴特尔打电话了，他很快就过来。花拉一直在我家里。”

5月13日一早，张健就给我打来电话。

“我很快就过来。”

我挂了电话后，从书柜里拿出三本我的新闻作品集《梦回草原》。

在这本书里，有我对苏和巴特尔和花拉两位上海孤儿的通讯报道。我想把这三本书赠送给他们。

上午八点半，我驱车来到张健家里。

虽然从新闻报道中，我了解到张健退休后热心公益活动的事迹，知道他在2022年就筹资将自家南房进行改造，建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青少年教育的“国家的孩子展室”，并任“国家的孩子”五老工作站站长，但我们俩从未谋面。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张健家里。他住的是平房，还没进家门，我就看见在小巷的外墙上有对“国家的孩子”详细介绍；在他家门道的两墙上，一面设计成民族团结文化墙，一面贴有领导关怀的照片，看上去大气漂亮。

“你好，孙老师，你早早过来了。”

张健一见到我就热情和打招呼。

没见面以前，总老觉得张健是一位身材魁梧、气宇不凡的英武汉子，没想到他和我一样，身材并不高大，也就是一米六左右的样子。我发现，岁月已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

“走，咱们去工作站里吧。”张健领上我来到工作站里。

我看见工作站的门上挂着上面写有“'国家的孩子’五老工作站”牌匾，落款是“中共乌拉特中旗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时间是“二O二二年十一月”。

一进工作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墙上“国家孩子”在乌拉特草原上的图片资料介绍，左面墙上贴有“国家孩子”在近年来的风采瞬间。沙发后面墙上有三块宣传展板特别引人注目，一块上面写有“向都贵玛额吉学习”，一块上面写有“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另一块上面写有“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看来，张健在工作站的装修上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

“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的在中旗的上海孤儿，我们都是'国家的孩子’。”张健指着北墙上一个个的“国家孩子”给我说。

正在采访时，张健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江苏盐城公安人员给他打来的电话，听得出，对方在询问有关他的信息。

“现在连续上多少个国家的孩子？”我问张健。

“现在是13个。”张健说。

“除了做这些公益事业，你还具体帮助过其中的一些上海孤儿吗？”我继续问张健。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前不久，也就是上个月，苏和巴特尔给我说，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穿过蒙古袍，从来没有穿过皮靴。我听了他的话后，心里真的非常难受。我立马带上他去了海流图一家卖蒙古袍和皮靴的商店，给他说：'这家店里的蒙古袍和皮靴，你随便挑，我给你买’。”张健说这话时语气有点沉重，“我真的给他买了蒙古袍和皮靴。”

“花拉，你们早就认识了吗？”我问。

“以前不认识，是这么一回事。我老母亲今年85岁了，我儿子想给他奶奶雇一个护工，就从网络就联系上了她。我事先不知道儿子已经联系她了，就想她现在67岁的人了，谁也不想雇佣她了，就想帮帮她，便给她打电话，让她来伺候我的老母亲。我一个月给她2000块钱。”张健说。

很快就到了中午时间。

张健很好客，不但留下我吃饭，还专门请上王永昌和刘凤奇作陪。

“孙老师，我是外地人，你也是外地人，我们应该感恩这个好时代，应该帮助那些不如我们的人。”

吃完中午饭回家时，张健一边送我，一边拉着我的手说。

上海孤儿苏和巴特尔：

  “我现在惟一的愿望是能找到点轻巧的活儿干，好挣点钱补贴家用”

苏和巴特尔，是我2004年当记者时采访过的一名上海孤儿。

当年4月9日，我在《临河晚报》上以《我的惟一愿望就是能见到上海的亲人》为题，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通讯报道。

我记得很清楚，我采访苏和巴特尔那年，他47岁。他没有念过一天书，20岁时，他给队里开拖拉机，有一次拖拉机翻了，他的髋骨被碰断了，便成了三级残疾人。他3岁那年被分给川井苏木的一户牧民家里，8岁时举家迁到了巴音哈太苏木。他的养母额登朝鲁当时不但是一名老共产党员，还是队里的妇联会主任。 苏和巴特尔38岁才结婚，妻子叫苏布达，是一名小学教师。

刚来到张健家的时候，我看见一位60多岁的老年人坐在沙发上。

“你是不是苏和巴特尔？”我猜测他就是我2004年采访过的上海孤儿。

“是的。”

“你记得我不？2004年我采访过你。我和市报社的蒙语记者毕力格巴特尔一块去的。”

“毕力格巴特尔我知道，我们从小就在川井一块玩得长大的，我不记得你了。我记得他曾经带过一个女记者采访过我。”

“记者一共采访过你几次？”

“五六次吧。”

苏和巴特尔给我说，他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都是他的养父养母抱养的。

“这些年你收入情况怎么样？”我问苏和巴特尔。

“我们家一共有2290亩草场，都承包出去了，一年的承包费是18000元。”苏和巴特尔说。

“还有其他收入吗？你的老伴呢？”我问。

“我老伴儿今年73了，她的退休工资有4000多，但是她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现在走路都困难。她常年吃药，那点退休工资连买药都不够。”

“你现在有什么愿望吗？”我问道。

“唉，我现在这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愿望？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能找到点轻巧的活儿干，好挣点钱补贴家用。”

上海孤儿花拉：

  “现在活儿不好找，干硬活儿谁也不想要”

“你好，你还认得我吗？”

“认得，我一看见你就认出你来了。”

“你的模样也基本上没变。”

“唉，老了。那年你采访我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悲催的时候。”

“你是叫花儿，还是花日？我采访你的时候写的你的名字是花儿。”

“我叫花拉，因为我这名字，派出所的人也找过我好几次了。”

这是5月13日，我在张健的家里和上海孤儿花拉的一段对话，没想到，快20年过去了，她还记得我。

2004年，我在巴彦淖尔报社蒙语记者毕力格巴特尔的带领下，采访了这位上海孤儿花拉。 当年5月21日，我在《临河晚报》以《“我的命咋就这么苦？”》为题，对她进行了报道。

但是我采访她的时候，我把她的姓名写成了花儿。

“你看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花拉，拉下来的拉。”花拉边说边给我掏出了她的身份证。

我记得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身份证因为还没有办下来，想结婚也没有结成。

我看见，她的身份证上写的姓名是花拉，1957年7月24日生，是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希热嘎查人。

花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被送到内蒙古的3000名上海孤儿之一，被送到内蒙古时只有四五岁。当时她和另外15名孤儿一起被分到了乌拉特中旗后联合旗。花拉从小就放羊放牛，没念一天书。 她19岁结婚，有三子一女。我第一次采访她的时候，她正遭遇婚姻危急。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候，她当时虽然只有48岁，但满脸沧桑，头发也大都花白。

但是这次采访花拉，我发现她比48岁时候的气色好多了。

“你现在家里收入怎么样？”我问花拉。

“就是有点社保，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

“老伴儿呢？”

“我老伴儿今年72岁了，也就是这点社保的收入。”

“你们没有草场吗？”

“没有，全分给儿子了。”

“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们现在住在宝润园，住的是公租房。”

“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还有4万来块钱的饥荒没打完。”

“你的儿女也能帮上你们忙吧？”

“唉，我的儿女的生活条件也一般，基本上指望不上。现在家里生活真的比较困难。”

“现在你出去找活不好找吧？”

“现在活儿不好找，干硬活儿谁也不想要，只能找点伺候老人的活儿。”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我看见你身体挺”

“身体不错，神赐予我的身体挺好，没有什么毛病。”

“你是不是信教了？”

“是的，我信仰基督教。”

“你觉得信仰基督教好吗？”

“好。”

“好在哪儿？”

“哈哈，哪儿也好。”

“你老伴儿身体也不错吧。”

“我老伴儿今年72岁了，身体真的不错。”

“身体好就是最大的幸福。”我给花拉说。

“我们俩身体真的挺好，能干活了，就是不好找活儿。”

花拉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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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