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永昌，男，1969年生于内蒙古五原县。公务员，中共党员，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税务局工作。喜爱文字、阅读、书法、体育、旅游，兴趣广泛。偶有作品发表并获奖。
第一章
槐树院
王永昌
在我国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城的东南方向，大约50里的地方，有一个叫赤泥墕的村庄，这是晋北地区一个普通的村庄。
整个村子面南背北依偎在半山坡上，只有一条通村公路从它的背后穿过。从村子北端的路口，进入赤泥墕。
离村口不远处的平台上，有一座古老的戏台。就是这个古老的戏台，这个令人遐思无限的地方，曾经把生命的辉煌或悲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看戏便成了人们无尽的乐趣。人们常常看到的戏曲中有两个剧种特别招当地人喜欢——那便是山西晋剧和二人台了。在二人台的剧目里有部悲情戏曲，脍炙人口，广为传唱，打动过不少人的心。这部戏还有专门的河曲版本，故事的发源地就在当地，很是流行，后来一直流行到内蒙古的整个后套平原。这部戏叫做《走西口》。
就是这部《走西口》，河曲人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能有板有眼的哼上一段或唱上几声。
就是赤泥墕村这个戏场，曾经流下过父老乡亲们不少伤心的泪水；就在赤泥墕村这块不大的土地上，曾经洒落下我爷爷、奶奶及全家人的泪水，这其中当然包括我父亲年少时期的泪水。
人生如戏，戏若人生。
当戏迷们还沉浸在《走西口》的悲情中眼泪未干，戏曲已在人们的哀叹声中徐徐拉上帷幕，曲终人散。然而，父亲人生中走西口的大幕却又被活生生地拉开，平凡的父亲将作为主角登上他人生的舞台，演绎他少年的苦难……
这里的地势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立体感强。
从三岔路口向村庄西南方向走去，前方不远处，伫立着一颗旁逸斜出的大槐树，似乎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整个造型宛若一双巨大的臂膀张开来，将要拥抱走来的你。
大槐树造型特异，树干粗壮，树冠庞大分散，宏伟壮观。那些茂密的枝条吃力地伸展着、蔓延着，似乎在彰显它生命的本色，又仿佛要向人们倾述那久远的历史沧桑。对它而言，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所有故事，它都是见证者。
大槐树远景（2010年）
据说，这颗大槐树伫立在这里，已经有着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槐树的根深深地扎在一户人家大门口的泥土中，于是，当地人把这户人家叫做“槐树院”。
大槐树生长在土崖边缘，为了防止雨水或大风的侵袭，心地善良的槐树院后人们，在土崖外侧，用石头板垒砌了厚厚的加固层，捍卫着大槐树的尊严。
大槐树历史悠久，有一种让人敬畏的神秘感。槐树的枝条上，披挂着许多红布条，枝干上，裹绑着一块红布，红布上“有求必应”的字迹清晰可见。布和布条的红色经过风吹、雨淋、日晒，已经褪色接近于浅浅的粉白色。这颗大槐树，被本族的后人及周边村民视为“神树”供着，以求吉祥平安或风调雨顺。
在这里，枝条纷繁的大槐树吸引着许多鸟儿翻飞争鸣，庞大的树冠也是它们常年聚集、歇憩的乐园。
站在槐树下向南看下去，能够看得到邻居的屋顶瓦片和院落。放眼远眺，沟壑纵横，峰峦起伏，沟壑的表面镶嵌着各种植被，整体景象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优美的画卷。
槐树下远眺景象
槐树院，是一处方整的四合院。槐树院的正房是齐齐整整的四孔窑洞，石底、腰线以上青砖。窑洞的门头和窗沿，用青砖圈成漂亮的圆弧形。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树根杂草蔓延和雨水侵蚀，正房的屋顶已经局部塌陷。
现在看来，残垣断壁的槐树院虽然显得荒凉、破败，但是，如果在村子里走上一遭，你会不难发现，与村里其它古老的窑洞房相比较，这个槐树院，当年无疑是本村里最气派的一处院落了。
无论从整体布局设计，还是建筑用料以及木制门窗的精细工艺而论，在满清时期，在山西省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里，能够住上这么一处接近于豪华、气派的院落，不难想象，这户人家就绝非一般的普通农家了。
槐树院的东厢房，石头根基，砖木结构。整个门面是整体的木制门窗，门窗上雕镂着花纹，做工精细、考究。屋檐的两侧码头分别阳刻着“福”和“禄”，“福禄”两字遥相呼应。
东厢房的屋檐下摆放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积水缸，可积屋顶顺流而下的雨水。由此可见，当年水的珍贵。
东厢房与其它房间相比，古朴且别具一格。室内里外间结构，宽敞明亮。尽管在这处院落里算是最新的房间，距今也有150年的历史了。房屋的顶梁上很漂亮的毛笔字迹清晰可见，写着“同治七年四月”（注：同治七年为1868年）。
这样说来，这处东厢房的建筑历史，要比我曾祖父的年纪还要大上三岁。由此推断，正房的历史年代可谓更加久远。
槐树院东厢房（2010年摄影）
之所以要详细介绍东厢房，是因为东厢房是爷爷和奶奶当年的婚房，父亲就是在这间房屋里出生的。
说来难以置信，爷爷是个疯子，一个不顾家的疯子。
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一个给家族里带不来一丁点正能量的疯子，在这处院子里，居然住着最新、最漂亮、最宽敞的房间，说来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在一个家族里，子女陆续娶娉罢，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习俗，老人往往会留下最小的儿子守护在身边，其他子女就该另立门户，另起炉灶、分灶吃饭。这样，既便于管理，减少家庭中各种关系间的矛盾和摩擦，又可以让子女早早地独立起来，去担当起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在槐树院这个大家族里，一直分家不分灶，吃的是大锅饭。据家族长辈讲，这么多人之所以吃大锅饭，就是为了方便照顾他的疯儿子一家。
一个大家庭，给子女分房子就是个大事情。房屋好坏不一，由好到次怎么来划分？在子多房少的情况下，怎么解决狼多肉少的矛盾？分不到房子的怎么办？哪一个儿子搬出这个院子另立门户较为合适？有没有一个公平公正公道的分房办法呢？等等，这些事情确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难题。
如果房屋划分依据是以年龄长幼来论资排辈，那么另起炉灶的自然会是稚气未脱的小儿子，但这样不通常理。如果儿子里面的老大高风亮节，把分房子的权利让出来去独闯一片天下，作为长子的疯爷爷显然是做不出来。如果以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作为依据，显而易见，爷爷就是个负能量。这就意味着他的那个疯儿子——我的爷爷一家，会被本家族扫地出门，也就意味着爷爷一家的生活因为无人领料而被赶上绝路。
这一系列问题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曾祖父面前。
经过通盘考虑，曾祖父在这件事情上大体是这么做的：
为了公平起见，为了尽可能公道，为了让儿孙们大多满意，曾祖父在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专门组织召开了几次家庭动员会议，征求过家庭成员特别是四个儿子的意见。在推进会议上，由曾祖父主持，四个儿子参会，并且还聘请了当地一位公认的、有权威的老者列席。会议以座谈会的形式举行，与会人员发言踊跃（疯爷爷除外），会议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场上，四个儿子坐到一起，讨论研究，一团和气，相互敬让。会上，权威老者也做了发言，热情洋溢地谈了参会感受。最后曾祖父做了总结，会议最终决定：分划房子采用抓阄的方式——用这种古老的带有十足运气成分的办法来确定。会上还制定了工作方案，包括实施步骤和时间进程表，当场聘请权威老者作为此项工作的公证人，在公证人的指导和监督下具体实施操作，并规定在本次会议结束后，四个儿子要将会议精神和内容尽快传达给各自家庭成员，如果有不同意见或有更好的办法和措施，通过四个儿子迅速反馈上来。如果未按规定时间反馈上来，视同无意见。
此项工作按照实施方案按部就班的进行并圆满完成。
这件事算是尘埃落定了，爷爷分到了东厢房，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应该说，一个疯儿子能够抓阄抓到最好的房间，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个操作流程至少是公平、公正的。但从结果来看，又让人怀疑有一种谦让的成份在里面，这种谦让的成份有没有？那几个参加会议的成员应该心知肚明，也只有疯爷爷才不操这个心，才不去关心其中之奥妙罢了。
说起槐树院，历史久远，可追溯到清朝初期，比门前那颗大槐树的历史还要久远。只可惜，槐树院的建筑历史已找不到半点史料来源了。
这里，只从我的曾祖父那辈说起。
曾祖父，名叫王立本，生于1871年（大清同治10年），卒于1942年，享年71岁。
曾祖父养育五子，分别是王双驹、王二、王三、王四、王富。其中二子早逝，无后。
过去的家族中，家谱作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一般只记男丁，女儿的名字不在家谱里作记载的。
曾祖父次子王二英年早逝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传说是在后套五原城修筑古城墙的时候“压入城墙”了。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就把一条鲜活的生命给描述完了，象划过夜空的一道流星瞬间就消失了，连一点点想象的空间都不给后人留下。为什么叫“压入城墙”？我只能理解为“因公殉职”了。
祖父王双驹（1889-1969）和祖母李拴桃（1898-1952），养育三子一女。分别叫王秃子、王二旺、王亮小，女儿王俊女。
父亲王二旺，在同胞姊妹中排行老二，在槐树院大家族同辈的十一个弟兄中排行老四。
曾祖父王立本，别名王宽小，周边十里八村的都尊称他为宽先生。宽先生自幼好学，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文化人。精于医术，兼躬农耕，聪明过人，名声相当好。据说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
曾祖父救死扶伤的好多事迹名扬当地。一日他出地干活，有患者登门求医，见他不在遂追于田间，他让病人休息片刻，等血气平静后把脉看舌翻眼，心想：“此人活不过今日，走的慢了会死于半路。”他踌躇片刻，开口道：“赶紧回家，卧榻静养。”结果患者回家后不到一日就病亡了。
曾经的槐树院，东把边的窑洞房门头上悬挂着一牌匾，上面写着“医德高尚”四个大字，就是当时民国时期时任县长赠予曾祖父的。几个年长的堂兄都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对槐树院里的这块牌匾都有印象。
可惜的是，宽先生不幸染上了抽大烟（洋烟，鸦片）的恶习。这种恶习的形成，也和当时优越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宽先生行好，习善，积德。据本家族七爹王怀禄说起（宽先生也是七爹的爷爷），在他很小的时候，亲眼看到过这样一番场景：
抗战时期，阎锡山的部队驻守山西，属下一个连队驻扎在赤泥墕村，据说连长姓胡，胡连长就借住在槐树院。有天正午时分，逮回来一个逃兵，用绳索捆绑着，推推搡搡地带回到了槐树院。
排长报告了胡连长，胡连长披着军大衣从窑洞房出来。他面肌僵硬、脸色黯淡地走到逃兵面前，然后拔出手枪，枪口指向逃兵的脑门，准备就地正法，杀一儆百。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的曾祖父王立本，跑上前去跪倒在地，双臂紧紧地抱住胡连长的腿不敢放松，似乎一松手，枪声就会响起来。曾祖父哀声地向这位军官哭诉着、求饶着：
“求求官家，手下留情，宽大为怀！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饶了这个年轻人一命吧！”并且，反复唠叨着这一句话。
胡连长怔住了，被眼前突然冒出来的这个人，感到震惊和意外。曾祖父这一举动，撼动着军官的心。
沉闷的空气在槐树院的上空凝固着，每个人内心惊恐不安。
静寂片刻后，植根于心底的那种人性的善良还是最终占据了上风，军官也不例外。军官无奈地摆了摆手：“看在房东主家的面子上，饶了你这一回,下不为例。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排长！你们排的兵出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去处理！”说罢，军官面无表情地就要返回房间，并迟疑地扭回头去瞅了一眼仍然跪在地上的王立本。能看得出来，军官脸上僵硬的表情此时也缓和了下来。王立本盯着军官的背影缓慢地站了起来，目光中流露出对军官的无限感激和敬意。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跟随着军官的背影移动而移动，目送军官进屋后，人们又将目光齐刷刷地移向了这位宽先生。目光像聚光灯似的笼罩着巨大的热量，当时天气并不暖和，而宽先生感到身上有股暖流在涌动。
事实上，在军官的思想里，逃兵这种现象时有发生，枪毙了这个小伙子和逃掉了没有抓回来是同一个效果，结果都是队伍中少了一个兵。多亏这位宽厚仁慈的宽先生出面解围，使得他就坡下驴，少杀一条命。军人就应该战死在沙场，以这种方式来了结一条生命，唉！实在是发生的太多了。如果没有宽先生，就在刚才，这条年轻的生命果真就会在瞬间消失了。他反倒从内心里对宽先生的这种仗义举动多了几分感动和好感，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罢了。
据传，几天以后，就是这位士兵，在与日军的一次激烈战斗中阵亡了，而且是因为掩护他的排长而死的，死的很悲壮。曾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心痛不已，闷闷不乐。那几日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就在此时此刻，曾祖父是否会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乡，在他的孙子辈里，也出现了一个逃兵，在荒漠里，正在拼命地向着家的方向，向着槐树院日夜奔跑着……那就是我的父亲。
宽先生治病救人，乐善好施，经常给周边十里八村的人们看病，据说，也为好多看不起病的贫苦农民，免费或者减费看过病。宽先生治病所用的中药材大部分是购买的，还有一部分是自己到山沟里采摘的，并亲自加工配制。
当时，槐树院里人丁兴旺，吃大锅饭的家人就有三十来人，他们和谐相处，是个富裕的大户人家。再加上前来看病和陪同看病的人们出出进进，院子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大槐树下，经常拴着一些赶来看病用的驴马牛车。
据本家族长辈讲，祖父王双驹未疯之前，经常走南闯北，是个头脑聪明办事活套的人。一种说法是，祖父经常跑口外帮人种植、收割洋烟。主家给付的工钱一部分是银元，其余部分用洋烟来抵顶。
另一种说法是，祖父经常跑口外，跑到内蒙的包头、临河、五原这些地方往老家贩卖些东西，其中包括洋烟。他把洋烟藏在身上，带回去兑换成银元和粮食，贴补家用。
两个版本说法不一，不论是哪种，爷爷的疯不禁让人叹息，遗憾。
爷爷的疯是惊吓、受气、挨打的结果。
晋商在全国是出了名的，爷爷在经商作买卖方面，也有着很强的头脑和能力。听父亲说过，爷爷20多岁的时候，有一年，在内蒙后套给人种植收割洋烟。秋收下来，爷爷便把挣下的洋烟裹绑在身上，准备带回山西老家。在回往河曲的途中，快要到达黄河岸边的时候，不料遇到一伙骑马的匪帮。土匪们甩着马鞭，横冲直撞，把路上的行人抢了个遍。
爷爷也不例外，遭到了土匪马鞭的狠狠抽打。爷爷主动丢弃行李（包括包裹在行李中的钱财物），弃车保帅脱身逃跑，这才没有遭到土匪的追赶。爷爷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迅速把身上的洋烟解下来，埋在泥土里。随身的行李弃了，命却保住了，洋烟也保住了。掩埋洋烟的这个过程既瞒过了土匪，也没有被路上的同伴发觉。爷爷两手空空，失魂落魄地连夜逃回了槐树院。
隔日，爷爷叫上家人，一起赶到野外，很容易就找到埋洋烟的地方，把洋烟从土里抛了出来，这才带回到家中。
经过这前前后后的惊恐，爷爷大病一场，接连昏睡了几天几夜。更加难以接受的是，爷爷挣回来的洋烟，不但没有变成银元或粮食，反倒被他的父亲全部没收据为己有，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染上了烟瘾，是个大烟鬼。雪上加霜的爷爷病情继而复加，浑身发烧，噩梦不断，魂不守舍。等烧褪尽，爷爷便成了疯子。
爷爷的思维是：我用生命换来的薪水，是用来养活贴补这个家用的。可结果却是，一部分银元已经被土匪掠夺，一部分相当于银元的洋烟，又被亲生父亲掠夺并且用来挥霍享用，糟蹋身体，这种掠夺行为本质上也无异于土匪。这样继续下去，这个家还怎么过呀？我常年出门在外，揽工挣钱，受苦受累又受气，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到头来，一切奋斗结果却化为乌有，实在是想不通啊！大大，你这样做对吗？（过去晋北陕北称呼父亲为“大”，读音dǎ。此种叫法后来沿袭到内蒙后套地区，我们这代人也是如此叫法。）
而曾祖父的思维却是：这个大家庭的收支分配是由我来安排决定的。你小子外出打工挣来的银元也好，大烟也罢，就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收入。至于收入怎么来分配，是用来贴补家用还是我自己享用，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父子俩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孰是孰非又咋能说得清呢？而且古之孝道中，孝顺就应该子从父命，百依百顺。这就导致父子俩无法发生口舌之战，各种想法无法据理力争，只能憋屈在各自的肚子里。如果此时，父子俩针锋相对大战一番，憋在肚子里的委屈一吐为快、就地消化，或许会导致父气愤子不疯的结果，也就好了。
事实上，爷爷果真疯了。爷爷这一疯，族里的家人也很着急，着急的人里包括他的父亲，以为他跟上了鬼神。于是，家人四处求神算卦，烧香拜佛,想尽了一切办法。也请巫婆、神汉上门来做法驱邪，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家人们在巫婆、神汉的授意下，几次用殴打的办法来驱逐附着在爷爷身上的鬼神。这样，用来驱散那些凶神恶煞的鬼神所注入的全部能量，包括吞到肚子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力所带来的负能量，完全由爷爷的肉体和精神来承受，真的被折腾得魂不附体了。
此后，爷爷神神经经，疯疯癫癫，嘟嘟囔囔，说出的话语不知所云，常常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常在村子里胡跑乱窜，在村外四处游荡，很难收留。甚至，还会跑到很远的地方乞讨混日。回到村子里，也不断招惹是非，常常会遭受村里人的嘲讽、戏弄、谩骂和殴打，病情继而加重。
善良的奶奶，也跟着爷爷这种疯病常年受气，四处赔礼道歉，忍气吞声。在村子里，奶奶也渐渐失去了基本的做人尊严和话语权。
在槐树院这个大家庭里，收入和花销是统一管理和分配的。在曾祖父、曾祖母的主持下，老人和子女们一直钱财物共管，分家不分灶。不分灶实质上还算不分家，三十来口人吃的是大锅饭，直到爷爷去世三年后，才把这个大家分成几个小家，各自另起炉灶，分灶吃饭。
此前，之所以没有分家，据说，就是为了照顾爷爷这个小家。也听说，爷爷这个小家在吃喝穿戴方面，暗地里，总是会受到曾祖母的偏心和照顾。在槐树院，这个可怜的疯子并没有遭人嫌弃。按常理，在一个家庭里，受到特殊关爱的，往往总是这个家庭的弱者。
这就是父亲同胞姊妹四人从小的生存环境。
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又是一个灾荒年。整个晋北地区民不聊生，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周边山沟沟里的野果早被捡拾得很干净了，人们开始挖食野菜草根，剥树皮充饥，好多人因此患上了浮肿病，饿死病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有蔓延发展的趋势。
就是这个灾荒年，槐树院也难逃此劫。槐树院里养活的人也多，光景从富裕逐渐滑到了谷底，这一年新粮没有打下几颗，粮仓里存储的陈粮也逐渐见底，生活眼看难以为继。
加之当时内忧外患，日本侵略者正在疯狂地蚕食着中国大地，社会动荡不安，兵荒马乱。各路军队纷纷招兵买马，四处征战。到处有着抓壮丁的场景，父亲和他的哥哥已经达到了强行征兵的条件。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祖父提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由我的五爷爷王富牵头，领上我的大爹王秃子、父亲王二旺、叔伯爹爹王槐生、王榆生（三爷爷的长子和次子），一行五人出走西口外，去逃荒、活命、挣钱，来养家糊口。
那时，走西口的管理办法是这样的：由五爷爷王富带领四个侄子，到口外内蒙后套寻找做长工的地方。一年或半年下来，五爷爷负责分别从四个侄子打工的东家那里，收回挣下的工钱，返回河曲，上交到老家槐树院。然后，用这些工钱，供槐树院这个大家庭统一安排，维持生计。老辈人把这种管理方式称之为“供大家”。
春寒料峭，冷风嗖嗖，大槐树在寒风中呜呜作响，零零星星的残枝败叶被无情的风卷向空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槐树院的这个春节过的很压抑，饥饿的恐慌加上即将到来的骨肉分离，早把节日的气氛驱赶得无影无踪。
正月十五那个寒冷的清晨，槐树院的大门口，父亲一家在大槐树下恋恋不舍。十一岁的弟弟和六岁的妹妹拉扯着妈妈的衣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年幼无知的他们不完全明白眼前倒底发生了什么，两个哥哥这是要到哪里去？父亲和大爹向他们的疯爹和母亲叩过三个响头告别。跪拜过爹妈后，全家互相挽着手，在凛冽的寒风中哭泣着，大槐树被风抽打着发出的呜呜声几乎盖过了他们的哭泣声……
“大、妈，天冷，回去哇！人家我五爹他们几个还在路口等着了。妈，你把我大照看好，不要让他再乱跑了。弟弟、妹妹，你们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父亲红着眼睛说。
父亲和大爹走向那条三岔路口，他们擦抹着眼泪，几步一回头，别离了槐树院，别离了这个家。两个瘦弱的背影踏着残雪渐行渐远，依次消失在路口的拐弯处，迈上了走西口的漫漫征程……
大槐树几近光秃秃的枝头仍被风无情地抽打着，在寒风中呼呼作响飘摆不定，似乎吹不垮那最后一片枝叶决不罢休。大槐树在寒风中见证着眼前这一幕。
有道是：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
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
(待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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