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的奖励制度研究：

以英国大学化学家群体为例

@博士生培养

来源

杨佳乐，杨芊芊，王涛利 译

原文出处：Blume, S., & Sinclair, Ruth. (1973). Chemists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a study of the reward system in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No. 1, pp. 126-138.

当前社会学视角下的科学概念强调其群体性，认为只有考察科学共同体才能够揭示科学行为的典型特征(Hagstrom, 1965)，这些特征包括：科学家需要在合适的期刊上发表其研究结果，注重研究问题的原创性等。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1962)对科学方法的哲学阐释则进一步确立了这一科学观的合法性。库恩认为，科学凭借其特殊性，如涉及复杂的价值、理论、技术和问题，形成了一种基本不受外部影响的群体传统。科学组织的基础可以看作是社会认可的交换(Hagstrom, 1965)，或是对创造性成就的社会认可(Storer, 1966)。通过控制奖励的分配，科学界得以维系科学的价值、有效性以及科学家所做出的承诺，并惩戒那些未能遵循共同体规则的人，而科学家能否得到共同体认可则取决于其推动科学进步的程度 (Merton，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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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本研究试图描述英国大学化学家群体中的科学奖励制度，数据来源于一项大型调查 (Blume and Sinclair,1973)。英国大学共有五十八个化学系 (包括伦敦大学和威尔士大学半自治的学院)，全职员工从8人到60余人不等，教职人员(1970年12月)约1537人，博士后750人，研究生3000人。本研究样本仅包括全体教职人员，在对六个化学系50名教师进行预访谈的基础上，调查问卷面向全部1537人发放。问卷回收率为55%，样本中的职称分布与总体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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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构建的问题

为实证考察奖励制度的运行，有必要构建指标实现“功绩”(度量个人对科学进步的贡献)的操作化。诸多文献试图回应这一关键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对科学贡献真正有效的评估必须来自科学界本身，甚至必须来自于某个特定的专业，因为只有一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判断出什么对其领域而言是真正的重要贡献。在实践中，社会学家经常使用论文发表数这一指标(Crane 1965;Gaston 1969)，但显然这并不能很好地表征一个人对科学的贡献。有所改进且近来经常被使用的是“被引指数”。这一指数背后的原理是用某篇论文被他人引用的情况来衡量其对科学的贡献。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出现则进一步促进了“被引指数”的使用。此后，每个人每篇文章的重要性都可以被衡量，其总体贡献因而也可以被评估。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优化“被引指数”，例如科尔兄弟为解决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引用次数不均的问题，提出不计算引用总数而改为关注引用率最高的三篇文章的引用数。(Cole and Cole, 1967) 此外，他们也通过赋予长期高被引论文（即发表很早，但仍被不断引用的文章）额外权重的方式来处理科学贡献的时间性问题。这些改进显然有助于更好地评价个人论文的影响力。使用这一指数衡量科学家学科贡献必须建立在下述前提下：科学贡献能够通过学术发表完全表现出来。而这一前提可能并不成立，因为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做了大量的指导工作，但却没有共同署名。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可能会故意省略他们的名字,以确保其合作者的贡献能够得到充分认可(Zuckerman, 1967)。

因此，只有来自同行直接的、具体的评价才是衡量科学家科研质量的理想指标。克拉克在对美国心理学家科研生产力的研究中使用了上述方法(Clark, 1957:31-40)，不过他也指出，“被引指数”的使用实际上也是对同行评议的一种有益指导。被引次数和同行评价分数之间的相关性(r =0.67)随后被科尔兄弟(1967:379)用来证明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通过比较定量的科研产出与定性的科研质量(用被引次数表示)，科尔兄弟发现调查样本中70%的美国物理学家表现为高产出/高质量或是低产出/低质量，只有30%的样本未呈现此规律。(Cole and Cole, 1967)。在上述面向心理学家的研究中,克拉克发现发表总数与被引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5，且发表总数与同行票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4。

衡量认可度也存在同样的困难，因为对科学成就的奖励有多种方式，从最非正式的奖励(如认可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到更正式的奖励，如约稿或在国外大学授课，以及最正式的奖励(如当选国家科学院或皇家学会会员)，甚至是获得诺贝尔奖，这可能会深刻影响科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Zuckerman, 1967)。科学家们也承认，评价他人的表现也是一种对科研成就的奖励方式，如审阅稿件、担任基金评审专家等方面。

如前所述，这些任务是科学共同体委托精英团队进行的，尽管可能是艰巨且耗时的，但却受到科学家们的欢迎，因为这些都是对科学成就的有力认可。在美国，Cartter(1966)根据科研质量构建了院系排名，在一个顶尖院系任职也被认为是对科学有着真正贡献。

社会学家曾对科学家所取得的正式认可进行了估计，包括：获得奖项、成为荣誉会员、担任基金评审专家，等等。关于科学界奖励制度的实证研究因而也大致分为两套并列的指标：一方面衡量个人贡献，另一方面衡量受到的认可。在这些研究中，科尔兄弟侧重评估当个人贡献与所获认可不同时发生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发表的质量而非数量决定奖励(Cole and Cole, 1967)。而Crane(1965)、Gaston (1969、1970)、Hargens和Hagstrom(1967)则试图评估教育背景、社会背景、机构关系等非普遍性因素是否对科研贡献的认可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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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指标

本研究所搜集的数据既能够同时评估受访者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又可以在每个维度上给出独立分数。出于对化学家群体的极大兴趣，本研究专门考察这一群体的科研成就与奖励。“科研产出的数量”用过去五年发表（含录用）的论文数表示，这样的处理方式能够有效减轻不同年龄段所导致的异质性。借鉴Hagstrom(1967) 和Gaston(1969)的研究，论文数由受访者汇报。由于化学家通常不在书评和著作中呈现原创性成果，因此发表中不包括这两类。“科研产出的质量”取决于同行评议。受访者会被询问以下问题：“在您的研究领域中，您认为（英国/世界上）谁对增进知识作出最重要的贡献？”每个问题可以提名三人。根据得票数便可以得到科研质量的分数。

此外，我们引入了一个至今还未被社会学家提及的指标来反映科研情况。我们曾希望以某种方式评估科研贡献所具有的外在价值或与外界的相关性，从而分析科学界的内部评价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因为找不到实际可操作的方法以估算其成果对全社会产生的价值，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受访者的工业参与度打分。正如我们所定义的，可以说该指标反映了受访者对应用科学问题的偏好，但并不能预测其科研成果应用于工业的潜力。在此我们要补充一点，科学家的成就被认可时会受到这种行业（译者注：在化学界主要指工业）。因素的偏见，虽然这种偏见可能代表着对社会规范行为的背离，但它左右着政府机构或行业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最后，根据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荣誉和表现，我们构建了一个衡量认可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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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和工业参与的“量”和“质”

早期相关的文献，例如我们提到的Coles（1967），提出了科研贡献中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某种关系。我们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发表了大量文章的化学家比发文屈指可数的化学家更有可能对所在领域做出贡献。因此，我们根据科研生产力将受访者分为三组：44％的人在过去五年内发表了10篇或更少的论文（“低产者”），42％的人在过去五年内发表了11到30篇论文（“中产者”），14％的人发表了30多篇论文（“高产者”）。我们发现，有58％的高产者、27％的中产者以及仅9％的低生产者被认为对某一化学分支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科研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并且可以用Goodman-Kruskal相关系数很好地表示，其值为0.63。（给出的数值是列总数的百分比）

我们现在可能会注意到，那些与工厂合作最为密切、回应工业问题最多的化学家，既不是高产者，也并未获得同行的高度认可。工业参与评分与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都很小。然而，无论是由于它无法吸引最高产的化学家的科研兴趣，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英国工业似乎引起了少数学术型化学家的关注，与此同时，这些化学家的科研投入便随之减少。荒谬的是，虽然英国的“校-厂”（大学与工厂）关系通常不太理想（OECD. 1972，Part IV），但在化学领域，它们可能处于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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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的分配

我们现在已经定义了三个指标用以描述个体科学家的科研工作：科研数量，科研质量和行业参与。我们已经发现：前两者相关性较强，但后者实质上却是科研效益的独立维度。哪个应是取得科学界内部认可的最佳保证？通常认为，成果数量至关重要。但与这一观点相反，Cole兄弟（1967）发现，就他们所抽取的美国物理学家样本而言，不同的认可度指标和发表数量之间的相关性，远低于它们与发表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物理学家Gaston（1969）没有引入质量指标，他发现英国高能物理学家获得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生产力成正比。化学界的奖励系统是否符合物理学的这些发现？也就是说，科研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奖励，但后者比前者更多？在分配奖励时，是否考虑外在价值（如行业参与）？表2-表6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给出的值是列总数的百分比。）

首先，我们可能会注意到第三种关系比其他两种关系弱得多。当然，人们一直认为，科研工作的外部导向在分配奖励方面应该没有多大意义：它应该与社会规范行为背道而驰。此外，表6显示当科研生产力保持不变时，认可与工业参与之间的相关性大幅下降。工业导向并非内部奖励的重要来源。科研数量与科研质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正如其他作者在研究其他科学家群体时发现的那样，科研质量似乎是决定认可的更重要因素。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小。不仅在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科研生产力和认可之间相关系数的下降值微乎其微；而且表4证实，在英国，因为科研产出量高或质高而获得高认可的群体占比几乎等额。

许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上述现象。首先，在完成一项研究和得到科学界正式承认之间经常存在滞后。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诺贝尔奖通常是在获奖成果诞生约30年后才颁发的。因此，许多在科学界享有荣誉和影响力的人可能不再是对其科研领域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人。第二，贡献和奖励之间的关系可能取决于学科的结构，即选择研究的学科单位具有同质性。正如Gaston发现理论高能物理学的贡献比实验高能物理学的贡献更受重视一样，很可能在化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分配诸如荣誉勋章、皇家学会奖学金、政府顾问等奖励时，某些化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可能比其他领域的更重要。此外，由于取得成果的难易程度不同，出版物的标准也不同，一门学科（比如化学）的个别科研领域比其他学科的科研领域成果更为丰富。（见表7）

学科的分化程度以及科学家的个人特质同样可能影响奖励制度。前者意味着一个人所选择的科研领域不仅会影响他获得奖励的可能性，而且会影响其成为论文高产者的可能性，以及整个学科对其贡献的重视程度。后者意味着获得认可不仅取决于个人对科学所做贡献的性质和大小，还取决于许多非普遍性（先赋性）因素，如社会出身或教育背景、所属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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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分配中的先赋性因素

科学规范规定，奖励仅根据个人成就分配，即按个人对科学进步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如果不由成就决定，而是受出生、社会、教育、政治或宗教背景等影响，那么这种奖励就是不应得的。同样，应该根据对科学的贡献而非所处地位进行奖励，例如优先引用知名人士的成果（或许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贡献），或是任命知名人士而非成果丰硕的科学家加入官方咨询委员会都是不应得的。此外，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贡献相同但认可不同可能与其他先赋性因素有关。 Diana Crane（1965）比较了特定产出水平的科学家们所获得的认可度，得出的结论是，隶属于一所重点大学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她没有估计产出的质量，该结论可能只反映了顶尖机构中较高的质量标准。Hagstrom（1971）也指出，院系声望与教职人员的科研产出质量高度相关。因此，尚不清楚机构隶属关系是否会影响外界认可。然而Hargens和Hagstrom（1967）发现，在一个重点机构获得过博士学位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个巨大优势。他们引用了Turner（1960）对“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的区分来加以解释。科学的“普遍主义”规范需要一种竞争的流动模式：严格遵照游戏规则的、个人主义的奖励竞争。而凭借教育背景优势实现的晋升可以被视为赞助性流动。如果不考虑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英国的大学通常被认为（至少公立大学）彼此相似。确实，与美国的学位授予机构相比它们更为相似，而且由于它们主要根据办学规模受到国家资助，因此不会像美国机构那样竞争一般的办学经费。这隐含地假设了每所大学在某些领域可能各有优势，因而也从未像美国那样试图将这些机构划分等级次序。通过研究英国高能物理学家对科学贡献的认可情况，Gaston（1969：第7章）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隶属于某所大学或者接受过某所大学的教育带来了不应得的认可。但Halsey和Trow（1971）在对英国学者的研究中否定了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的大学享有极高的声望，不仅作出了诸多奠基性贡献，而且吸引着诸多学者不断慕名而来，因而成为地位和智慧的典范（Halsey和Trow 1971：233）。此外，由于具备更高的地位（Halsey和Trow 1971：216），以及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科学院[1]中的优势（33％的英国皇家学会成员隶属于牛津和剑桥，63%的英国科学院成员隶属于牛津和剑桥），牛津和剑桥的科研人员与其他地方的同事相比更为杰出。如果Halsey和Trow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那么Gaston所得研究结论（即隶属关系对科学奖励的分配没有影响）的可推广性似乎是存疑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是否会优先奖励（包括入选皇家学会）隶属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化学家。

在表8中我们展示了科研成果质量处于同一水平的化学家是如何根据他所隶属的机构来获得认可的。在成果质量相对较低的群体中，（考虑到我们近乎苛刻的质量评判标准，这部分群体占大多数）54％的牛津和剑桥化学家获得了实质性认可，伦敦大学的化学家为17％，而其他机构这一比例只有12％。在成果质量中等的群体中，类似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尽管显著性更低。此外，有证据表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大学（或学院）的科学家可能在认可度分配方面处于劣势。在成果质量水平最高的群体中，尚不确定其隶属关系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人数相当少。

科学家科研工作的质量是他从科学界获得认可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即使在最不知名的大学里开展重要研究的科学家也很有可能比在牛津或者剑桥大学做常规工作的科学家获得更高认可。然而，隶属关系确实显著影响了认可度，与在其他地方做出同样质量成果的化学家相比，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化学家更有可能获得高认可。然而，对于那些研究成果质量最高的人来说，在这些古老机构中工作的好处是微乎其微的。正是对那些科研成果水平不高的人而言，隶属于剑桥或者牛津大学赋予了他们极大的优势。可以假设，至少就外国访问者而言，任何对牛津剑桥的偏好都恰恰反映了隶属机构的作用，而不应简单理解为是不应得的认可。然而即使该假设完全正确，考虑到在隶属机构偏好的影响下，认可度最高只能得3分，并且该因子对认可度得分的平均贡献为15％，那么，牛津和剑桥与其他大学（在质量得分为0的组中）之间的差异仍然无法解释。也有人认为，这些著名机构中的化学家可能会被视为加剧了认可的不合理程度，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因此而不实。然而，如果假设牛津和剑桥化学家的成果质量分数更低的话，表8所示的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最后，我们应该回应如下质疑：即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由于牛津、剑桥化学家与其他大学化学家在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系统性差异，因为毕竟我们也承认在某些领域的科研工作更容易获得认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化学家与我们所有受访者的研究兴趣分布情况只是略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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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报告了对英国化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化学界的奖励制度。介绍了评价化学家科研工作的三个指标：科研数量，科研质量和工业参与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对美国物理学家的研究类似，最高产的化学家总体上也是最重要的（即他们创造了最高质量的成果）。然而，我们发现那些侧重解决工业问题的人并没有发表很多的学术论文，他们也往往没有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这可能意味着化学界只有少数人倾向于回应工业需求，奖励的分配也的确证实了这一预期。但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与所获得的认可高度相关，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在化学界中发生的分化已经导致许多不同的子学科共存，它们的区别不仅仅在于规模（表征其受欢迎程度），也在于领域内个体发文数的均值以及自主性。由于存在相对的自主性，例如某自学科拥有自己的期刊和学术团体，不同子学科可能在获得认可的难易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可能会掩盖科研成果与奖励之间在学科层面的关系。我们已经证明，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机构的隶属关系，即化学家所获得的奖励也取决于他所隶属的机构，尤其是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化学家们似乎更受优待。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与Gaston的研究结论有所分歧，Gaston在英国高能物理学界中没有发现奖励分配与机构隶属之间存在关系的证据。但他们的研究结论与Crane提出的美国存在的制度优势，以及Halsey和Trow提出的牛津和剑桥在英国大学系统中的特殊声望是一致的。这或许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皇家学会会员在这些机构高度集中！

责编 | 汪茹 沈文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