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个既动荡不安又自由潇洒的时代。魏晋的诗文清峻通脱、华丽、壮硕，魏晋文士慷慨、激昂、悲壮，譬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这些共同构成了通常所说的魏晋风流。
说到魏晋风流，又不得不提到酒。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作代表。难怪鲁迅要以“魏晋风度及之章与及之关系”为题，来阐述当时的文坛状况与文人心态。
魏晋时期的文人们，大多喜欢谈佛论道、归园田居等，这些场合可是都少不了酒的，以文会友、以酒会友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天灾人祸使人们对生命的脆弱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不仅仅是人生苦短，更激起了人们对生的渴望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而酒水，便成为了人们缓解精神压力的绝佳好药。
《世说新语任诞》写到“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句话清晰的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在阵阵竹林的浪涛下，人们聚集在竹林下，酣畅饮酒，忘却尘世间的烦劳。
东晋的张翰更近一步，因听闻步兵营的厨师善酿酒，自愿提请参营，以求日日皆能痛饮美酒，山涛之子山简，在任职荆州刺史之时，常常流连于山阳池，时有歌谣“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在这些沉迷于美酒的背后，是对当时社会的离散无声的哭诉，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景，无缘身在其中，只能酩酊大醉，在那无边梦境中探寻。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追求“虚无”的至上境界，那缥缈无踪的境界与酒后的微醺状态，莫名的相似，因而更是激起了人们的热情。
《世说新语任诞》王蕴论酒，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点明了追求那虚无的境界，只能依靠饮酒才能做到。王卫军也称：酒正自弓人著胜地，意在酒能够引导人们走向那忘我的境界，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而王佛大更言：三日不饮酒，觉神不复形相亲。
更是将饮酒提升到了日常饮食的地步，足可见当时人们对酒的喜爱已经深入骨髓，而这一切的起源不正是那战乱不休的尘世，致使人们追求那虚无逍遥的精神境界。
文士对酒水的渴求，那是刚需。寒石散，这个在当今有着毒品之称的药物，在当时非常的流行，何晏，嵇康等文人名士，竞相服药。而复寒石散是大热之物，需要行散，酒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亦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
据史料记载，东晋时一郡，酒一年便可省米百余万斛，极大的超过了本郡的田租数。介于这种状况，在灾年的时候，各地禁酒的诏令屡见不鲜。
这一时期实行的是榷酤制度，当然绝大多数时间允许百姓酿酒自用或出售。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曾“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以便酿酒。
在这段酒文化盛行的时期，名酒也是层出不穷，这段时间的名酒，首推酃酒，左思在《吴都赋》言到：飞轻轩而酌绿酃，放双辔而赋珍馐，描述得生动形象。
天灾人祸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反而对沉迷于耗费粮食的美酒，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借酒发泄的到底是对盛世的渴望，还是对生不逢时的怨恨，今人早已不得而知。
所谓的魏晋风流也只能从那满纸荒唐言中探寻一二，无缘再见其盛景。今日之言，到此为此，诸位看客，就此散去。
竹林七贤之首
嵇康自幼聪颖，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尤为喜爱老庄学说。早年迎娶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拜官郎中，授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司马氏掌权后，隐居不仕，拒绝出仕。景元四年（263年），因受司隶校尉钟会构陷，而遭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
嵇康与阮籍等人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名列“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嵇康工诗善文，其作品风格清峻，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又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今有《嵇康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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