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我国通称为东洋车，上海则叫做黄包车，北平、南京叫做洋车，天津叫做胶皮，杭州单叫做车子。从日本引进我国之后，因初仅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租给车夫包拉，故又有“包车”之名。人力车在日本发明后，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传入了中国，也就随之产生了人力车夫。
这篇文章，以成都人力车夫的生活境况为例加以分析。
由于成都人力车夫收入极少，每天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在吃的上面，加上文化教育水平低，因此，他们“于休息之时，无合宜之娱乐场所住处，光阴多消磨于不正当之场合”。
所以，他们的杂费支出也就主要用于诸如抽鸦片等各种消费上。“他们有的是抽鸦片烟的人，不拉车时便要到那人间地狱的烟馆去黑化——吸烟。”“他们不会使用，不知积蓄。有了钱就去吃酒，赌餐，或者就去耍”。
据邓士华的调查，成都人力车夫“他们的嗜好以鸦片烟的人数占总数二分之一强”。在总数309人力车夫中，无“嗜好”的有30人，只占车夫总数的9. 71；而有各种“嗜好”的车夫却有288人，占车夫总数的93. 21，其中吸食鸦片的竟然有168人，占车夫总数的54. 37 %。
另外，据泳莫的调查，成都人力车夫中有嗜好的车夫占车夫总数的59%，其中食鸦片的也占了车夫总数的42%。虽然这一调查与邓士华的调查有较大出入，但是，通过比较二者的调查，我们发现，成都人力车夫中有嗜好的占车夫总数的大多数是事实。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成都人力车夫吸食鸦片的比重是相当高的，换句话说，即成都人力车夫抽鸦片的人数是相当普遍的。这么多车夫吸食鸦片，不光对车夫本人身体伤害极大，甚至对于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前途也影响极大。
所以，当时泳莫就不无担忧地说，“嗜雅片者有一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百分之四二，换言之车夫中几有二分之一是黑化了，他们的身体不特说是失掉了些原有机能而衰弱，一日的收入主要的便是烟费之支付，平均一人一天的烟钱为一角那么嗜烟的车夫如果为六千人（万二千之二分之一）一天全体车夫之烟钱则为六百元了，金钱无益的耗费自然是很可惜的，但那健康的损害为民族前途的危机更为一椿最可怕的事”。
正是由于吸食鸦片的缘故，在车夫身上发生的悲剧也就很多。有的是小偷趁车夫正在吸食鸦片的时候，将车夫所租的车子偷去，而车夫又不能赔偿车行车子，从而被迫走上轻生之路。
1932年10月22日《新新新闻》就载有这样的消息。消息称，10月21日午后，有一车夫，将车停于门外，入成都市干槐树街云芳售店烧烟。不料，将烟烧毕出外，见车子己杳无踪迹。大惊，跟即追赶，仍无形影，遂大哭不已。突然，车夫从身上拔出一把小刀，向头部便刺。当为观众睹见，急忙挡住施救。“殊喉管已经戳断，登时倒地毙命”。
有的是车夫因抽鸦片时间太久，等过足烟瘾后，已是夜深人静时，而当时成都的社会治安很乱，所以，车夫只身一人行走街头巷尾时，经常会遇到打抢情事发生，轻则受伤，重则丧命。
如1932年10月5日《新新新闻》就曾经载有这样的新闻，说的是一车夫因烟瘾发作去抽烟，出来时已经很晚，走在街上遇到被抢之事。报道说，10月2日，有一嗜好鸦片名叫夏云武的车夫，因当天接拉下班，约得铜元二千余文，即往太平街“吸食鸦片”，直至下午后四点钟左右，才过瘾而出。
当时因天雨路泞，街面行人己渐绝迹，故至晚上二更时，他还未将车租拉足。虽然这夜街面已静，但是他还在拉车沿街应雇。不料，刚行至和尚街中段，突来各持连枪马刀匪徒数人，将他所拉之车劫去，并“由马家巷而遁”。他正想出声呼救求援时，却“被匪徒饱以刀背”，于是他“立即晕倒在地”。等他醒过来后去追赶匪徒，但“己杳然不见矣，夏只得丧气而回云”。
再有就是，车夫因为长期抽鸦片，致使常有欠车行车租之事，为了拉足车租被迫延长拉车时间至夜晚，从而也遭至匪徒抢劫情事发生。1932年9月5日《新新新闻》曾载过这方面的消息。
报道称，有一嗜好鸦片名叫罗兴光的车夫，因嗜好鸦片，素性懒惰，常有欠车租情事。9月4日这天又未将车租筹足，故深夜二更时还在街面周旋，待雇客人，以便得资缴纳车租。不料行走爵板街时，突来各持马刀匪徒数人，将他击倒在地，“饱以拳头刀背后，劫车而去”。匪徒们走后，他马上忍痛起身追赶，“殊追至新巷子，而匪徒己杳不见亦”。他见车已失，又无力赔偿，于是，“亦乘机潜逃，向他处而去，以免公司索其赔偿云”。
上述发生的种种悲剧，都是与抽鸦片有关。因此，当时的成都市政当局曾下令禁止车夫吸烟。“此间市政府陈鼎劝市长，近以本市一般人力车夫，黑化实居多数，每每将所推之车，横置售店门首，己则入内吸烟，防范偶疏，车即被盗，因与公司大起纠纷。咎由自取，姑且勿论。尤以妨碍人行道上交通，夜间屡使行人跌扑，与市场之规定不合。昨（按：1932年3月23日）特令行公安局，对于以上各事，严行取缔，以维市政云”。
但是，由于鸦片是当时四川省的主要税源，因此，种植鸦片在四川较普遍。政府虽三番五次的发布禁烟令，可是由于当时政治败坏，有令不行，鸦片在社会上的流通还是很活跃的。“到一九一七年护法战争后，防区制盛行，鸦片种、运、售、吸，又复弥漫全省，大小军阀以此作为公开甚至合法的财政收入”。
车夫们生活单调，无奈之下，就只有去烟馆打发消磨时间了。这正如车夫自己所言的，“‘先生，不抽不得了，抽了便拉得起走，我们明知道鸦片烟有害，可是我们下力人拉没有了力气，怕会饿死；只要走进了这行，不抽烟的少得很；若我们不抽烟，我们不会拉车子的’！”。
所以，邓士华无可奈何地说，“鸦片烟是一种兴奋剂，他们疲乏了，用它们来刺激，虽是‘饮鸩止渴’，他们愿意干，有甚办法！我想改良车夫的待遇，比较上又办法，惟有车夫的嗜好深成，欲谋根本治疗，困难万分”。
由于长期抽鸦片，导致了人力车夫体质的下降。“车夫的健康，由他们的鸦片嗜好来说，可以证明他们是瘦弱的，病态的”，从而也就影响他们的拉车收入。正如邓士华所说的，车夫收入减少原因“约有数种：冬季天寒人们多居家中少出街游玩，此其一，冬季昼短夜长，半班车夫多受时间分配不均之苦，此其二。治安当局无定时的戒严，街上行人无几，此其三，鸦片烟癖太深或力气不足，此其四……”
因此，他强烈呼吁当局要严行禁烟。“车夫深染鸦片烟嗜好，固应严加禁止，不过为正本清源计须从禁种植，禁贩卖始，若尚以烟税为可靠收入，不能毅然革除，请将眼光放远大看！车夫抽烟，固妨害健康，若以其他职业的人来说，染烟癖者，怕比车夫多千万倍！”
除烟以外，车夫们还参与赌博。他们“多数染有阿芙蓉癖，近年（按：指1940年左右）烟毒绝迹，已赌代替”。俗话说，“烟赌毒不分家”。当时赌博之风遍及四川城乡，而整个四川到处都是赌场。“民国鼎元至成都解放的三十几年间，赌博就像十二级台风，席卷市区及附近城镇每个角落”。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成都地区，“约有大大小小的赌场近两千个，其中由袍哥开设者有1500多个，约占赌场总数的80 %。”置身于这样的大染缸里，人力车夫未能幸免。
车夫除了上述之嗜好外，还有一共同的嗜好，即饮茶，因为茶馆是普通民众唯一的聚集处，休息处，及娱乐处，所以车夫在未拉车时，多系在茶馆里饮茶。但是，当他们拉车疲倦后到茶馆中去休息消遣的时候，“如有服装较好的人也来吃茶，他们先占的好位置是要让那自命为阔人的去享受”。由此可见成都人力车夫社会地位之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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