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尚贤与举贤
孔子和墨子都认为一个国家要达到政通人和、民心所归,就得把正直的仁人贤者选拔上来。因为有了贤才才能更好地维持国家政治秩序,才能更好地治国安邦,国家政权才能稳定。
孔子举了“舜有五人而天下治”（《论语 泰伯》），通过舜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舜能治理好国家，就是因为恭恭敬敬地依靠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位贤臣来帮助其治理国家。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 宪问》）他特别强调的“为政在人”、“政在选臣” 等理论，是他审视前史得出的至理。所以当哀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讲“政在选贤”（《韩非子 难三》）。孟子作为儒学的继承和发扬者，也是反反复复宣传任用贤才的重要意义，他在《孟子 告子》中以百里奚为例讲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而霸”，来强调选贤使能的重要性。
孔子在提出人才对于治理国家重要性时，对于不任用贤才的人都给予了批评。《论语 卫灵公》中讲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臧文仲虽然具有一定的政绩，但是如果有贤德的人没有因你举荐而出来做官，那么你是不称职的，那就叫做“窃位”。
孔子的学生仲弓在季氏那里做了总管，孔子便把举贤才作为为政的三条法则告诫他，同时还教他举贤人的办法。正是因为孔子如此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才把“尊贤”列为治国安邦的“九经”之一，曰：“尊贤则不惑”（《礼记 中庸》）。
墨子：贤为何不举
墨子提出的“尚贤为政之本也”（《墨子 尚贤上》）与孔子提出的“政在选贤”观点和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墨子列举了晋文公重耳在做国君之前在外国流亡19年，回国后重用贤才，把晋国治理得很富强，他自己则成为诸侯的盟主。齐桓公小白在做国君之前也被迫出走，即位后重用管仲等贤才，使齐国日益兴旺，他也成为有名的春秋霸主。
墨子在《尚贤上》中讲“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也得出了“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的结论。
墨子认为，当时各国的王公大人在主观上都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客观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得其人。“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何故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使能为政也。”（《墨子 尚贤上》）
墨子还进一步探索了王公大夫为何不举贤的原因。墨子说：“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於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於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墨子 尚贤下》）墨子认为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上，王公大人们都懂得尚贤使能，而不去任用那些“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是为了避免“败财也”。但是，“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墨子 尚贤下》）。为什么王公大人们只要一涉及到自己的财物，就知道任用贤能的人以避免自己的经济损失，而涉及到治理国家就做不到呢？墨子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后，立即回答那是因为：“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
墨子还讲到不任用贤才的后果，他认为如果国君不尚贤，而使不肖者左右，就会造成恶劣影响，“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背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 墨子 尚贤中》），甚至最后会导致“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墨子 尚贤中》）的严重后果。
墨子：贤才如丝染
儒墨两家在强调贤才对于治理国家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在强调贤才对于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敝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墨子 所染》）。
墨子认为，丝织品的颜色是随染料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用染料时就要慎重。治理国家政务，选拔任用贤德士人也如同丝染一个道理，同样应该慎之又慎。只有选拔任用好德才兼备的能人贤士，才会感染熏陶更多的人走正道做正事，才能促进社会健康地向前推进。就像古代虞舜受到贤人许由、伯阳的熏陶，夏禹受到皋陶、伯益的感染，商汤受到伊尹、仲虺的感染，周武王受到姜尚、周公旦的熏陶一样，这四位君王获得的熏染正当，就给社会带来积极正面的效应，取得了非凡的功绩和声誉，最终，称王于天下，受到人民的拥戴。这种以重用的优秀人才为榜样，来引导和影响社会其他人员，起到一个积极的社会道德教化作用，在儒家那里也有体现，孟子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 尽心上》）这也是肯定了重用人才以及人才在社会活动中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榜样作用。
儒墨尚贤思想之后人评说
虽然儒墨两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相互对立、相互反驳，势如水火，但是对人才的重要性却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两家均肯定了“尚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述了人才在治理国家和对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作用。
关于儒墨的尚贤思想，目前大多数学者都给予了积极地肯定，例如侯外庐就说过：“尚贤论富有科学精神，富有破坏氏族遗制的威力。”
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如刘泽华说：“墨子的尚贤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人民的要求。但是墨子的尚贤是由‘上’来尚贤，而不是由人民来选贤。因此他本质上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他把墨子的尚贤主张称为“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
“改良主义思想”的说法也遭到质疑，谭家健说：“如果认为只有主张人民来选举贤才值得肯定，那么中国历史上值得肯定的思想家恐怕很少了。至于尚贤会约束人民的行动云云，不禁令人想起清官比贪官更坏的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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