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子孙皆才俊
这位父亲是怎么做到的？
来源 | 中国教育报、上海古籍出版社
思礼2岁那年，梁启超曾给正在海外留学的次女思庄写信说：“我想你们兄弟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的憾事。”
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的“老白鼻”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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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左）和梁启超长相酷似，以至于曾见过梁启超的周恩来，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一时竟有恍惚之感
父亲逝世后，年幼的梁思礼和母亲住在天津。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梁思礼亲身体会到当“亡国奴”和“顺民”的耻辱，见到百姓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生活，从此下定了救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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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梁思礼（前）和五哥梁思达（左一）等在天津饮冰室院门前
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和五姐思懿一起赴美国，到达美国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17岁的梁思礼与亲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在异国他乡苦读了8年。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为了能够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五花马、千金裘”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他选择了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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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梁思礼（左一）与留美学生参加CSCA小组会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一如往常，驶出旧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礼，刚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和船上同样学成归国的20多位留学生一样，游子心念，归心似箭，千里之遥，快马一鞭。
天津的码头上，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角噙泪的老母亲迎接自己，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几个月后，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6年后，钱学森回国，乘坐的也是这艘船。有人说，“克利夫兰总统号”为中国的“驯火史”带来了最初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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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梁思礼与妻子
归国后，梁思礼面临极为窘迫的局面：没有资料，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
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驯火人”一样，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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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5名中国航天员合影
在六七十年代，梁思礼也曾遭遇过磨难，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而是1979年回国，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1993年，梁思礼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家的兄弟姐妹，堪称一门才俊，除了梁思礼以外，他的哥哥梁思成、梁思永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其他的哥哥姐姐，也都事业有成，学养深厚，允为人中龙凤。
这种家教和门风，还延续到家族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常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新会梁氏家族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堪称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
梁思庄（1908－1986）：次女，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2001）：四子，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梁思懿（1914－1988）：三女，著名社会活动家；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
梁思礼（1924－2016）：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梁氏家族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也多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如第三代的梁从诫（梁思成之子），北京大学毕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第四代的杨念群（梁思庄外孙），著名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等等。
除此之外，梁启超的大弟梁启勋（1879-1965），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先后在交通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还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词人；幼弟梁启雄（1900-1965），南开大学毕业，先后在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1955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梁启超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又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不仅自身成就非凡，而且教子有方，如此“群星璀璨”，历世不衰的家族文风，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虽不至“凤毛麟角”，但也可称罕见。梁启超的培育子女晚辈的经验是什么呢？从他写给儿女的大量书信中，可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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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一度避居日本。这是1908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与亲友的孩子在神户怡和山庄“双涛园”留影，这是他们童年美好的记忆
现存梁启超家书650余通，其中给儿女的信就有400多封，照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刚发出，就写下一封，并且与居住在各地的儿女分别写——来看，当远远不止这些。
他在信中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他对儿女常用昵称、戏称，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二女儿思庄为“小宝贝”，三女儿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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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摄于日本东京，梁启超（左二）、思顺（右一）、思成（左一）和思永（右二）
在子女专业的选择上，他既考虑学科的发展，又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如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国内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一段时间后，对生物学不感兴趣。他得知后，不仅没有责骂女儿，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得到父亲的支持后，思庄改换了专业，后来成了一代图书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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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梁思庄与女儿吴荔明（北京大学教授）、女婿杨友麒（近现代名人杨度之孙，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
对子女的爱情婚姻，梁启超也心细入微，如思成与徽因的爱情，就是他有心促成的。徽音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是梁启超先留心观察看定后，再介绍给儿子，然后由他们自己去交往、决定。
思顺和周希哲（马来西亚华侨，也是梁启超的学生）的结合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促成的。这是梁启超“发明”的方法，对此很是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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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顺与子女
儒家学问的核心是修身，目的是指成就人格境界（君子、圣贤）。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无不是一代人格典范。梁启超以这些人物为榜样，以他们的修身原则来要求自己，成就了现代君子人格。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称赞其人格云：“此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矣。”
梁启超注重以自己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他在信中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一起讨伐袁世凯时，写有《从军日记》，目的是以自己的经历来激励子女。他对大女儿思顺说：“此《记》（即《从军日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所谓“最有力之精神教育”，就是指人格的典范教育，即以自己这一时段的经历来教导子女如何面临困境、处理家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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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写给梁思顺的家书
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立榜样和参照以外，还经常就着孩子们的亲身经历，随机点化，让他们借机反省体察。
例如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两个孩子都受了伤，一家人颇受惊吓。梁启超连续写信告知思顺，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俩的相互救助，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牵挂，细致入微，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说此次能够“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真是徼天之幸”；在结尾处轻轻说道“这回小小飞灾，狠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狠喜欢”。
思成因车祸骨折，入院治疗两个月，梁启超要他借机温习读诵《论语》《孟子》，“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思成原定的出国留学计划因此事受到影响，梁启超又开导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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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思庄、思忠
因为思成的未婚妻林徽因与思顺产生矛盾，给思成造成很大的心理波动，思成反省自己，“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梁启超借机说了一大段自己理解的佛教“因果业报”和“随业轮回”的道理。这几乎是梁启超家信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系统论述自己的观念，但也是借着儿女的自我反省机会适时加以引导，在说完这番道理之后，又不忘加一句：“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因思成那封信像是看见一点这种真理，所以顺便给你们谈谈。”
梁启超平时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随时述说自己的经历，倾诉情感，平等交流；遇到紧急时刻也会施以当头棒喝，往往收到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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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思忠结交了一个女孩子，梁启超知道她父亲为人卑劣，了解到她也受到家庭的熏习品行不好，因此很怕思忠受其蒙蔽，就拿出父亲的威严，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他。
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轰动一时的发言，则可作为注脚。徐志摩是梁启超很看重的弟子，徐志摩对这位老师也非常尊敬，所以请他作证婚人，梁启超禁不住胡适等人的一再敦请，勉强应允。结果，在盛大的婚礼现场，当着许多社会名流的面，梁启超毫不留情痛斥二人，最后徐志摩面红耳赤地乞求：“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
梁启超只活了56岁了，却留下了4000万字的著作，此外还有大量革命工作与社会事务。按理说他是最忙的父亲，可是，他对九个子女却倾注了大量的关心和呵护，一个突出的体现，是他给子女们留下成百上千封家书，通过这些家书，他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春风化雨的告诉孩子们，还由此成为孩子们的知心伙伴。如果说，梁氏满门才俊有什么“秘诀”，这些可能就是最大的“秘诀”。
如今的母亲，常抱怨家庭里里父亲缺位的“丧偶式育儿”，当然父亲们也有苦衷：养家的重任，他们常常承担了大半。不过，父亲们再忙，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当年更忙，压力再大，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更大（他一大家子十几二十口人），那么梁启超的育儿经验，今天的父亲们是不是也可以吸取一些呢？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家庭教育的书信文章，精心编校。
内容包括给孩子们的信120余通，梁启超的自传、对父母和妻子的追忆等，给孩子们讲孟子的完整讲稿、指定儿女读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讲演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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