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居然会有领导不要人民群众爱戴这种事情吗？确实还真有，战国时候就有一位。当然，我不是说后来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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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讲的故事
《韩非子》曾经引用一段历史，先看看现代汉语的表述：战国时期，秦国百姓听说秦王病了，买牛献祭，祈祷神灵保佑秦王早日康复；秦王痊愈后，百姓又宰牛献祭向神灵还愿。此事被外出的郎中（是一种官名，属于国王的近臣，能够掌握国家机密和参与国家重大决策那种）阎遏、公孙衍遇上，觉得是件可遇不可求的大好事，也是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于是兴冲冲地赶回宫中道喜:“恭贺大王，您的功德已超过先贤尧、舜了。”突如其来的马屁，拍得秦王一头雾水，就问他们此话从何说起。阎遏、公孙衍回答说:“尧舜之时，还没听说过百姓为其健康而祈祷。如今大王生病了，百姓为下许品您向神灵祈祷；病好了，百姓又为您向神灵还愿。正是这样让我们认为您的功德超过了尧舜。”
这位秦王姓赢名稷，就是企图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秦昭王，就是《芈月传》里面女主角的儿子。他在位长达56年之久，为人开明，求贤若渴，富有远见，励精图治，政绩、战绩均佳，吏治、民风清明，是秦国统一中国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倘若他是个昏君、暴君，秦国的百姓就会像夏代子民咒骂夏桀那样（盍日之丧，吾与汝偕亡），哪里还会为他祈受福？
听了报告，秦昭王思忖了后，派人实地探访。阎遏、公孙衍见秦王如此认真，还以为要对那里的父母官行赏。谁知昭王问明情况后不仅没提赏赐的事，反而要对那里的村长、乡绅进行责罚，传令让他们准备两副铠甲。在秦汉以前，这是一种罚款的性质；那时候罚款经常不收货币，而是收取实物，这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不发达时代的产物；西周时期就有民事诉讼裁决败诉方赔偿铠甲或者责令铠甲交公的案例，更不要说这是战国末期，战争更为频繁和残酷（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战国时代的战争极其残酷
阎遏、公孙衍见状，心中好生奇怪，但见秦王一脸严肃，也没敢多嘴。数月后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王喝酒喝到了兴头上，就壮着胆子向前讨教:“前些日子，臣下说大王之德超过尧、舜，并不是我们故意奉承讨好，而是百姓真的爱您。可您查明之后，不仅不高兴、不领情、不奖赏，反而要责罚他们，其中的奥妙，为臣很不理解。”秦王说:“你们都是国家重臣，怎么会不知其中的道理呢？百姓之所以会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我有权势。我如果放弃了权势，与百姓相互接纳，王法就会失去权威。那样的话，一旦我不爱他们了，他们也就不会为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仁爱之道，强化王法的威严。”
秦法以严苛细密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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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是残酷而现实的政治逻辑
秦昭王的话明白地告诉我们，君王与臣民讲仁爱是很危险的。百姓爱君王而不遵法令，君王也越过法令响应他们，谁还会把王法放在眼里呢？法不立，国家就会走上乱亡之道。从根本上讲，就是所谓君王或者法律的尊严和合法性从哪里来？在朕即天下的时代，君王也就是法律，所以这是同一个问题，也即君王统治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如果这个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爱戴和认可，那么如果有一天人民不爱戴和认可了怎么办呢？而秦昭王认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自己的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镇压和恐吓，不是基于别人的爱戴，所以一定要不断强化这个权力基础。
弘毅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直男癌晚期、政治错误
韩非子还有一句话，明确点出了权力基础到底靠爱戴还是威吓，“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这句话用于人民也是一样的，人民听从君王的指令也是“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权力基础和来源，决定了这样的政权不仅与人民处于对立状态，他还要保持这种对立状态，没有矛盾要挑拨矛盾，没有问题要制造问题。
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为了避免权力来自人民的认可，法家不只有镇压，还有无形中消弭民权意识的办法。我们都看到，西方近代革命，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都起源于收税问题，或者说是直接财产税问题；“无代表不纳税”就体现了，征收看得见的财产税，就会触发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参政欲望，这会严重冲击旧的政治秩序。
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三级会议，就是财税问题引起的
不得不承认，法家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深切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避免民权意识觉醒，《管子》主张国家垄断盐业。到了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成为后来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其核心就是，不征收直接财产税，而是垄断人人必须的“刚需”产业，打造成国家财政的“支柱产业”；这样钱收上来了，收的还更多了，但是人民一时之间没有痛苦感，因为他们只觉得国家是在和盐商们争利，与自己无关。而比起远在帝都的皇帝，自己看得见的富豪们，当然更可恶，更值得自己嫉妒；皇帝打击他们，“均贫富”，当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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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权力必然导致独裁和腐败
所以，法家思维治国是很高明和深邃的，绝不是无脑黑们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要认识到真相和严峻性。
本文引用的故事出自《韩非子》：
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见之，曰：“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怪而问之。百姓曰：“人主病，为之祷；今病愈，杀牛塞祷。”阎遏、公孙衍说，见王，拜贺曰：“过尧、舜矣。”王惊曰：“何谓也？”对曰：“尧、舜，其民未至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祷，故臣窃以王为过治、舜也。”王因使人问之，何里为之，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阎遏、公孙衍愧不敢言。居数月，王饮酒酣乐，阎遏、公孙衍谓王曰：“前时臣窃以王为过尧、舜，非直敢谀也。尧、舜病，且其民未至为之祷也；分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涛。今乃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臣窃怪之。”王曰：“于何故不知于此？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若是，吾适不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故遂绝爱道也。”
此外，《韩非子》还有这么一段：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清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秦国饥荒，宰相范睢请开仓放粮。还是这位秦昭王说，我秦法赏罚分明，国家粮仓的粮食那是准备赏赐给军功卓著的战士们的，受灾怎么了？受灾就有功了？无功的却和有功的一样被赏赐，法律不就乱套了吗？我以后还怎么治国？
百代两千年，皆行商君法
然而这一套，在乱世还是真的有点管用。本质上说，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体制，就是一种“先军政治”，是一种全面服务于集权和战争的体制。根本上讲，还是有没有限政，有没有权力制衡的问题，没有权力制衡，权力服务于一个人，就一定会发生这种，宁可粮食烂掉，也不救济人民的事情；因为这是“弱民”的需要，人民是他的敌人。当然在战国时代，矛盾不甚明显，因为秦国在疯狂兼并，秦人可以对外输出矛盾，转嫁压迫，并以此获得爵位、田宅，这个军功阶层，会爱上这个体制。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可以针对，那么内部爆炸就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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