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宗孝成皇帝绥和元年（癸丑、西元前8年）
匈奴车牙单于死；弟囊知牙斯立，为乌珠留若单于。乌珠留单于立，以弟乐为左贤王，舆为右贤王，漢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使匈奴。
匈奴车牙单（chan二声）于（匈奴的最高首领）死，弟弟囊知牙斯继位，为乌珠留若单于。乌珠留单于继位后，任命弟弟乐为左贤王，舆为右贤王。漢朝派遣中郎将（禁卫军高级将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出使匈奴。
或说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张掖郡，生奇材箭竿、鹫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指晓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漢地，直张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割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其报必大！”单于曰：“此天子诏语邪，将从使者所求也？”藩曰：“诏指也；然蕃亦为单于画善计耳。”单于曰：“此温偶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
有人劝王根说：“匈奴有块楔入漢边的土地，直达张掖郡（郡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出产奇异的木材、箭竿和鹫鹰羽毛。如果能得到这块地，可使边疆大为富饶，国家有开疆拓土的实惠，将军也可因功业卓著而名垂千古。”王根就对漢成帝陈述了要这块地的利益。成帝想直接向单于要地，又担心单于不答应，有伤中国的尊严和威信。王根就将皇帝要地的意思告诉夏侯蕃，指示他以他个人的意见向单于要地。夏侯藩到匈奴后，在与单于交谈时说：“我看匈奴有块土地突出楔入漢朝边地，直达张掖郡，漢朝要委派三名都尉驻守在塞上，士卒则需数百人，在这种苦寒之地，守候时间长了，非常辛苦。单于应主动上书，呈献此地，划道直线，把突出部分割让。可以省去两名都尉数百士卒，以此报答天子的厚恩，天子必然大大回报！”单于说：“这是天子给你的诏命中所说的话，还是你作为使者提出的要求呢？”夏侯藩说：“天子诏命中有这个意思，不过，我也是替单于筹划好的计策。”单于说：“这是温偶王居住的地方，我不清楚它的地形、物产等情况，请让我派人去打听。”
想开疆扩土建功立业，靠的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而不是靠投机取巧弄到。别人不会白白把土地送过来。王根这样做只能是自取其辱。
藩、容归漢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还，迁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藩求地状闻。诏报单于：“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
夏侯藩、韩容归国后，又再一次出使奴。到匈奴后，就提出土地的要求。单于说：“我们匈奴父子兄弟已传位五世，漢朝从不要求此地，偏偏到我继位就提出要求，这是为什么？我已问过温偶王，匈奴西部各诸侯制作帐幕及车子，都依赖此地山上出产的木材。况且这是先父留下的土地，不敢轻易失去。”夏侯藩回国复命，被调任太原郡（郡治今山西太原市）太守。单于派使者到长安上书，讲了夏侯藩求地的情况。漢成帝下诏回复单于说：“夏侯藩擅自假称诏旨，向单于求地，依法应当处死。因为经过两次大赦，现在把他调往济南郡（郡治今山东章丘市）任太守，不使他再面对匈奴。”
漢成帝没有同意王根的意见，王根私自命令夏侯藩以个人身份对匈奴索要土地，夏侯藩害怕承担责任，又甩锅给皇帝，险些酿成重大外交事件。这件事夏侯藩要负主要责任，王根的行为也欠妥当。
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冬季，十月，甲寅（十四日），王根患病，被免去官职。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后，不得顾私亲，十一月，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太子议欲谢；少傅阎崇以为“为人后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当谢”；太傅赵玄以为“当谢”，太子从之，诏问所以谢状，尚书劾奏玄，左迁少府；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
漢成帝因太子既然已继承大宗，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于是在十一月，封楚孝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江苏徐州市）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使刘欣生父一脉得以延续。刘欣与左右商议，准备上书叩谢皇恩。少傅（辅佐皇帝的高官）阎崇认为：“既当别人的继承人，依礼，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不应当叩谢。”太傅（辅佐皇帝的高官，位在三公之上）赵玄却认为：“应当叩谢。”太子听从了赵玄的建议。成帝诏问太子因何叩谢的情况后，尚书上奏弹劾赵玄，赵玄被贬降为少府，而任命光禄勋师丹为太傅。
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养视；及为太子，诏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国邸，不得相见。顷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统，当共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养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养太子，独不得。
最初，太子幼年时，是由祖母傅太后亲自抚养。等到成为太子，漢成帝诏令傅太后和太子生母丁姬留居京师的定陶国邸（诸侯王国派驻京城的办事处），不许相见。不久，皇太后想让傅太后、丁姬十天一次去太子宫探望，成帝说：“太子已承继正统，理当奉养太后陛下，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太后说：“太子小时候是傅太后抱养大的，现在允许他到太子宫探望，不过是以乳娘的恩情对待她，不足以造成什么妨碍。”于是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探望，丁姬因为没有抚养太子，只有她不能去。
礼法源于人情，骨肉至亲的感情是不能因为过继了就完全无视掉。漢成帝的做法实在是有悖人伦，是对礼制的曲解。他这样做，无非还是为了保护王家日后不被丁、傅两家所取代。
卫尉、侍中淳于长有宠于上，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累巨万，淫于声色。许后姊孊为龙雒思侯夫人，寡居；长与私通，因取为小妻。许后时居长定宫，因赂孊遗长，欲求复为婕好。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为左皇后。孊每入长定宫，辄与书，戏侮许后，易无不言；交通书记，赂遗连年。
卫尉（九卿之一，禁卫军统领）、侍中（皇帝的顾问）淳于长在漢成帝面前很得宠，大受信任和重用，权贵压倒公卿。他在外结交诸侯、州牧、太守，那些人贿赂他的钱财，和皇帝给予的赏赐，累积巨万，他整日放纵于声色之中。许皇后的姐姐许孊（mi三声），是龙雒（luo四声）思侯夫人，寡居在家，淳于长与她私通，因而娶她为妾。许皇后这时居住在长定宫，通过姐姐许孊贿赂淳于长，谋求再当婕妤。淳于长接受了许后的金钱和御用的车马、衣物器具等，前后千余万钱的贿赂，欺骗许后，假装许诺为她向成帝请求，立为左皇后。许孊每次到长定宫探望许后，淳于长就让许孊捎书信给许后，戏弄侮辱她，侮辱轻薄，无所不言。这种书信往来及贿赂，连续很多年。
骗人钱财，落井下石，淳于长真是卑鄙小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许皇后也是笨，赵氏姐妹当时风头正盛，许皇后怎么可能翻得了身。又有谁敢冒着得罪赵氏姐妹的风险去替她出头？为今之计，她能做的只有隐忍。
时曲阳侯根辅政，久病，数乞骸骨。长以外亲居九卿位，次第当代根。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心害长宠，私闻其事。莽侍曲阳侯病，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欲代曲阳侯；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长官，勿治罪，遣就国。
这时曲阳侯王根为辅政大臣，久病在床，多次请求辞职。淳于长以外戚的身份，又位居九卿，按顺序应当代替王根而掌权柄。侍中、骑都尉（禁卫军骑兵统领）、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王莽对淳于长的得宠心怀妒忌，就暗中打听他的那些坏事。王莽在伺候曲阳侯王根的病时，趁机说：“淳于长见将军久病，感到高兴，自以为应当代替将军辅政，甚至已对士大夫及贵族子弟谈论到任官设署等事。”接着一一说出淳于长的罪过。王根大怒说：“如果有这等事，为什么不告诉我！”王莽说：“不知将军心里的想法，因此没敢说。”王根说：“快去禀告太后！”王莽求见太后，详细讲述了淳于长骄奢淫佚，想代替曲阳侯，以及与废后许氏的姐姐私通，收取许氏的衣物等贿赂。太后也发怒说：“这孩子放肆到这种地步！快去奏告皇上！”王莽又报告了漢成帝，成帝因为淳于长是太后的亲属的缘故，虽免去了他的官职，但不治其罪，把他遣送回封国。
初，红阳侯立不得辅政，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上封事，为长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诚不可吏有他计。”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丞相方进复劾奏“红阳侯立，狡猾不道，请下狱。”上曰：“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国。”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皆免官，与故光禄大夫陈咸皆归故郡。咸自知废锢，以忧死。
最初，红阳侯王立不能得到辅政大臣的位置，怀疑是淳于长诽谤诬陷的结果，时常怨恨他。这种情况，皇帝也清楚。等到淳于长将回封国，王立的嫡长子王融，请求淳于长把车辆马匹送给他，淳于长让王融捎回赠送给王立的珍宝重礼。王立因此上密封奏书，请求漢成帝把淳于长留在京师。他说：“陛下既然在诏书中说因皇太后的缘故不加罪淳于长，就实在不应该再有其它惩罚。”于是引起成帝怀疑，就把此事交付有关官署去追查验证。主管官吏逮捕了王融，王立令王融自杀以灭口。成帝愈发怀疑这其中有大的奸谋，就逮捕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诏狱（直属于皇帝的监狱），对他严厉追究，淳于长全部供出戏弄侮辱废后许氏、承诺立她为左皇后等事，罪名达到“大逆”，就在狱中处死。妻儿们依法当牵连的，被放逐到合浦郡（郡治今广东合浦县）。母亲王若遣送回原郡。成帝派廷尉（九卿之一，掌管全国司法）孔光持节（代表皇帝的信物），赐给废后许氏毒药，许氏自杀。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翟方进又弹劾说：“红阳侯王立，狡猾不遵正道，请求将他逮捕，关进监狱。”成帝说：“红阳侯是朕的舅父，我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遣送回他的封国。”于是翟方进又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和密友后将军朱博、钜鹿郡（郡治今河北平乡县）太守孙闳，他们都被免去官职，和以前的光禄大夫陈咸一起回归原郡。陈咸自知从此被废黜禁锢，忧愤而死。
淳于长罪有应得，大快人心。不过这件事，也是王氏争权的结果，并无正义可言。许后原本很贤德，被赵飞燕陷害失去皇后之位。而后病急乱投医，最终被赐死，可悲。许皇后虽然想谋求复位，但也并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漢成帝在这件事上，做得也很绝情。这其中很可能有赵氏姐妹挑拨的因素。
方进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号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无不当意。方淳于长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方进内惭，上疏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医药，以自持。”方进起视事，复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素与方进不平，方进奏“业受红阳侯书听请，不敬，”免，就国。
翟方进的智谋才能绰绰有余，又兼精通法令条文和行政事务，善用儒学经典装饰自己的举止谈吐，使其高雅不俗，被人称为通达明理的丞相，受到天子的器重。他又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所奏之事，没有不合皇上心意的。当淳于长受重用时，翟方进只与淳于长结交，在成帝面前称赞和推荐他。等到淳于长犯大逆罪被处死，漢成帝因为翟方进是朝廷重臣，为他隐瞒掩饰。翟方进内心惭愧，上疏请求退休，成帝回报说：“定陵侯淳于长已伏罪，你虽与他交往，古书不是说：‘早上的过失，晚上改正了，君子都赞许。’你还疑虑什么呢！请专心一意休养，不要耽误了医药，自己保重。”于是翟方进起来办公，再次上奏，分列条目弹劾与淳于长亲近友善的京兆尹（京城长安周边的郡级行政长官）孙宝、右扶风（京城长安西部的郡级行政长官）萧育等人，因他指控而被罢免的刺史（一州的监察官）、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有二十余人。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市）都尉、建平侯杜业，一向与翟方进不合，翟方进上奏说：“杜业接受红阳侯书信嘱托，犯了不敬罪。”杜业因而被罢免，遣回封国。
翟方进是见风使舵的小人，这种人往往特别能装，讨上面人的欢心。如果上位者不提高警惕，很容易上当受骗。
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逐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其饰名如此。
漢成帝因为王莽首先揭发重大奸恶，称赞他忠心正直。王根因而保荐王莽代替自己。丙寅（二十六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武官的最高职衔），时年三十八岁。王莽既然超出同列受到提拔，继四位伯父叔父，成为辅政大臣，就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越前人，于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修养不倦。聘请各位贤良做掾、史等属官，将皇帝的赏赐和封国的收入全部用来供养名士。他越发俭朴节约，母亲患病，公卿列侯都派夫人去探问，王莽的妻子出来迎客，衣裙的长度不拖地，穿着布围裙，看见她的人，还以为是奴婢，询问之下，才知是王莽夫人。他就是这样矫饰做作，以博取名声。
白居易的诗里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西漢末年，诈伪之风盛行，小人用伪装成道德模范来博取名声以实现自己的阴谋。当然，如果王莽此时暴病身亡，那世人也许真的会把他当做一代圣贤。
丞相方进、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十二月，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三公之一，最高监察官）何武奏称：“《春秋》所昭示的大义，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而不是让卑贱者控制尊贵者。刺史的职位是相当于下大夫的小官，却能够督察二千石官，轻重的标准不合。我们请求撤销刺史，另行设置州牧，以合古制。”十二月，下诏撤销刺史，改设州牧，官秩二千石。
之前我们提到过，用低级别的官员来做监察官，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为了立功升官，就会不畏强权勇于揭发恶行。而如果提升监察官的级别，那么这些监察官既然已经身居高位了，多半会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明哲保身，对不法行为睁一眼闭一样。改刺史为州牧，是一个昏招。
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痈，按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犍为郡（郡治今四川宜宾市）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刘向因而劝漢成帝说：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堂，陈列礼器乐器，大力提倡《雅》《颂》之类的诗歌，使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做了，仍治理不好天下，还从未有过。或许会有人说：‘置备礼器无法周全’。礼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如出现过错，这是虽有错，却培养了人。刑罚出现过错，或许会致人死伤，今天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了，而有关机构请求制定刑法，删的删，加的加，用其救治时弊。至于提到礼乐，则推辞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培养人啊。就因为俎、豆等礼器，管、弦等乐器稍有不备，因而放弃礼乐，这是舍弃小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受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刑法为轻。不兴礼乐，就是舍弃重的而关注轻的。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而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而今废弃了依靠的东西，而单单把辅助的东西树立起来，不可能导致太平。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陷于死刑，遭受刑戮的人不断，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理的缘故。漢代承袭了周朝末期的衰落，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弊病，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贪婪奸险，不熟悉仁义、道理。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而单靠刑罚强迫，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付公卿讨论，丞相、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选址和树立标记。还未开工，即作罢。这时，又有人说：“孔子是一介平民，却有门徒三千人，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实行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名额。
漢代的太学，是在漢武帝元朔年间设立的，当时学生名额很少，只有五经博士教授的弟子50名。此后规模逐步扩大，漢昭帝时100人，漢宣帝时200人，漢元帝时1000人。如今直追孔子的三千门徒。而且校舍规模、所开设课程也在不断扩大增加。这标志着礼乐文明经历了战国的衰落和秦朝的破坏之后，在漢朝得到了复兴。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漢。
刘向自认为已得到漢成帝的信任，因而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进行争辩，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词往往沉痛恳切，出于内心至诚。成帝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然而得不到王氏占据高位的人，以及丞相、御史的附和支持，因此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他处在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余年而死。过了十三年后，王氏取代漢朝。
刘向是当时漢朝宗室里最出色的人才了，漢成帝却迫于王氏党羽压力，不能重用他。刘向死，刘氏宗亲无人能与王家抗衡。西漢走向灭亡，始于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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