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宗孝成皇帝绥和二年（甲寅、西元前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春季，正月，漢成帝前往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祭祀天帝。
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hong一声）。
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翟方进去世。
《礼记·曲理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丞相在漢朝都由侯爵担任，因此其地位相当于诸侯，所以称“薨”。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丞相的幕僚）平陵（漢昭帝的陵寝，位于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人李寻向翟方进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余人，请您从中挑选合适的人与他一起尽节，转移凶险。”翟方进感到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正好郎官（宫廷侍卫，后备官员）贲丽精通天文星象，说大臣应当代替天子身当灾祸。于是漢成帝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成帝就下策书，斥责他把国家政事管理得乱七八糟，天灾人祸同时并作，百姓穷困。并说：“本打算把你免职，但尚未忍心，派尚书令赐与你上等好酒十石，肥牛一头，你好自为之！”翟方进即日自杀。成帝对此事保密，派九卿拿着皇帝的策书，赠翟方进印信绶带，赐御用冥器，由少府（九卿之一，掌管皇家府库）供设帷帐，房柱和栏杆都裹以白布。成帝数次亲临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不同于其他丞相，前所未有。
商朝开国之君成汤有云“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虽然荧惑守心是灾异的象征，但天降灾祸，作为君王应反躬自省，主动承担起责任，改进施政的不足之处。怎么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拉无罪之人充当替罪羊呢？漢成帝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謟（tao一声），不贰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忍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三月，成帝前往河东郡（郡治今山西夏县），祭祀后土神（大地之神）。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丙戌（十八日），漢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杀翟方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漢成帝还是难免归天。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欢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漢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江苏徐州市）刘衍、梁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南商丘市）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夜间，还一切平静如常。清晨，成帝穿裤袜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武官的最高职衔）王莽，与御史（监察官）、丞相、廷尉（九卿之一，掌管全国司法）一起追究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一向身体强壮的漢成帝暴崩，令人起疑。再加上一向深得成帝宠幸的赵昭仪被逼自杀，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漢末伶玄所著《赵飞燕外传》中，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漢成帝吃了大量春药后与赵昭仪颠鸾倒凤，中途猝死的香艳情节。但毕竟是野史，当故事看可以，不足为信。从史官记录上看，成帝应该是突发脑血栓或脑溢血而亡。成帝去世后，一向专房擅宠的赵昭仪受到清算，被借题发挥，从而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班彪赞曰：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漢朝嫔妃封号，仅次于昭仪），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漢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漢哀帝、漢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王氏的崛起就是在漢成帝的一再纵容之下才势不可挡的。所以说西漢被王莽所篡，实源于成帝。虽然有才学，但没能得到很好地发挥。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漢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大行皇帝”是对刚刚驾崩尚未确定谥号的皇帝的称呼。
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富平侯张放听到漢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荀悦论曰：张放并非不爱漢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丙午（初八），太子刘欣即皇帝位。拜谒漢高帝的祭庙。尊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漢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裁决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漢哀帝登基伊始，便展现出有道明君的姿态。漢朝能否在他手中实现又一个中兴呢？我们拭目以待。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己卯（疑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探望皇帝。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纲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漢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三公之一，最高监察官）：“定陶共王（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合适？”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政事，不想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连通两座楼阁的悬空走廊）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所，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讨论，大司马王莽以及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务的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贻误圣朝，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按礼制，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也是所有皇子（包括过继来的）的嫡母。新皇登基，先皇的皇后自然是皇太后。如果新皇偏爱生母，非要把生母也提拔成太后，那就会使得妻和妾的尊卑产生混乱，变成了“谁的儿子最后能登基，谁就是赢家”，助长了后宫的争斗之风。嫔妃们为了把自己的儿子拱上皇位而不择手段，对江山社稷有害无利。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五月，丙戌（十九日），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
漢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掌管太后家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皇帝的顾问）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离开朝廷，回到府第，以避开哀帝的外戚。王莽上书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皇帝的办公厅主任）持诏书命令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九卿之一，禁卫军统领）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帝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十分悲痛！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上就不敢听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处理政事。
不仅傅氏被尊为太后，连丁姬也成了皇后。是对礼制的严重破坏。更可笑的是漢哀帝还引用《春秋》所说的“母以子贵”来给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合法性。所谓母以子贵，是在先皇正室空缺的情况下，尊新皇的生母为皇太后。现在漢成帝的正室赵飞燕明明还在，又怎么能多弄出一个太后来？
王莽和太皇太后唱双簧，一个假意辞职，一个真心挽留。以退为进，故作姿态，目的还是为了确保王氏的权势。目前丁、傅两家和漢哀帝的关系过于密切，王莽暂且装作谦让，避开他们的锋芒，日后反攻倒算得更狠。
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漢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漢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积重难返，要想改变不是容易的事。
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委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治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或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王莽举荐中垒校尉（禁卫军高级军官）刘歆，说他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制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这里的刘秀，并不是东漢光武皇帝。后人还是称呼他的原名刘歆。后世所谓“三教九流”中的“九流”就是他所划分的这九大学术流派。華夏道统一脉相承，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直到周公治礼作乐。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恢复以周礼为框架的社会秩序。而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征战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因此各路学说纷纷应运而生，目的是为各国君王所用。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往往会攀附上古圣王，或编造、假借孔子之口来推销自己的理论。刘歆说九家学派都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明显是被这些人的自卖自夸忽悠了。漢武帝重新确立儒学为正统思想，是对战国以来混乱的学术界进行的一次拨乱反正。刘歆要从九家学派里寻找王道，其见识不如漢武帝。
刘歆是刘向的儿子，曾与父亲一起编订《山海经》。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略微差了0.01312。
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河间惠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北献县）刘良，能学习他的祖上河间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仅仅是完成了符合礼制要求的一件事，就被当成道德标杆，受到重赏。由此可见当时的诸侯王品行普遍不高。至于原因，在第103讲中已经说过了。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陈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漢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漢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为宫廷织造服装的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限田之说，董仲舒在漢武帝时代提出，尚且可行。师丹竟想适用于哀帝垂亡之时，其结果只能是成就王莽的妖妄，而最终无益于社会。漢武帝时代，距秦亡还不远，天下人怨恨秦朝破坏古制毒虐人民，因此对古制怀有憧憬之心。而且当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还不是很严重。而到了哀帝时期，土地兼并积习已久，豪强羽翼已丰，弱者也习惯与此了。这时候强制限制土地拥有量，只能是搅得全国不宁。治理天下要用引导。君主引导而臣民遵从以为道路。当时的天下，赋税徭役沉重，官吏残酷蛮横。农民如果得到田地，就会受到官吏的盘剥勒索。而农民把土地给豪强，自己做豪强门下的佃户，虽然豪强收取重租，但不用给国家服役纳税了，相比之下，还是后者更舒服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君失其道，民心早散”。是官府逼着农民投入豪强的怀抱，甘受剥削的。如果轻徭薄赋，惩罚贪婪暴虐的官吏。农民负担减轻，乐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则豪强就没有兼并农民土地的机会。不从根本上改变统治方式，而是以一刀切的办法来强行限制占田数量，就好比洪水来了不去疏导，而是硬堵，只能是越堵越糟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