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衍华 | 周公悌德思想研究

摘要：周公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姬姓家族成员, 现实生活中充满着浓厚的尊兄友弟、训诫子嗣以及敦睦亲族等正能量, 其语录应是姬姓家训的雏形。周公的另一身份是政治家, 肩负着姬姓王朝生死存亡的重任, 悌德思想中自然掺杂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这导致本应采取温情与敬意的模式, 却不得不用冷冰冰的政治手段“伤害”自己的手足兄弟、家族子侄及挚友姻亲。

关键词：周公；周公家训；训诫子侄；分封诸侯；

近代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曾高度评价周公, 说:“孔子之前, 黄帝之后, 于中国大有关系者, 周公一人而已。”夏先生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涉及的是周公与中国文化史的关系问题, 这一定位也逐渐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当然, 就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来说, 大家关注的重点还主要是周公治国理政的功业、思想文化的特点, 并围绕《尚书大传》所说的“一年救乱, 二年克殷, 三年践奄, 四年建侯卫, 五年营成周, 六年制礼作乐, 七年致政成王”这条主线展开,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周公的家风、家训, 特别是周公处理兄弟关系、教育子嗣及处理亲族之间关系时的智慧, 关注得还不够。而研究这一问题, 既有助于认识宗法制笼罩下的真实的周公, 也有助于把握周公的家庭伦理思想, 更有助于从深度上解密周王朝延续八百年的秘诀。

一、周公尊兄友弟

周公在兄弟中的排行一直存在分歧:一是排行第四, 这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依据是《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儒效》和《史记·管蔡世家》等文献, 如孟子说:“周公, 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过, 不亦宜乎?”一是排行第三, 依据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氏春秋·开春》等文献, 如富辰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杨朝明先生综合运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资料, 得出“周公长于管叔”结论, 即在同母弟中排行第三。其实, 周公无论对兄对弟, 都尽力做到友善亲爱, 堪称中国社会悌德之典范。

(一) 尊敬诸兄, 临危受命

据《白虎通义·姓名》《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等文献记载, 文王之妻太姒前后生有十男, 分别是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管叔鲜、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霍叔武、次成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从伯邑考“既亦前早卒”“其后不知所封”等说法看, 长兄伯邑考没有机会继承文王之位, 武王姬发则是自然顺位。由于文献记载阙如, 周公与长兄伯邑考的关系不得而知。所幸的是, 《逸周书·世俘》记载了武王一并告祭的历代先祖:“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 从伯邑考赫然在列来看, 武王及辅佐武王的周公对长兄均至为友敬, 并将其与历代先祖等同视之。

如果说周公对长兄的尊敬需要从传世资料的字里行间里去解读, 那么周公对武王姬发的友敬则有着明确的文献依据。据《尚书·金縢》记载, 克商第二年, 武王姬发便身患重病, 久治不愈。太公望和召公奭希望通过“穆卜”为武王祈福, 但周公提出反对意见, 说:“未可以戚我先王。”而私下他却以自己为质, 植璧秉珪,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曰:“惟尔元孙某, 遘厉虐疾。若尔三王, 是有丕子之责于天,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能多材多艺, 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 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 敷佑四方。”这一事件被后世概括为“周公代祝”, 并列入传统悌德故事。周公的行为并未能挽留住武王的性命, 但其至诚至敬之心却足以感泣风雨。

在“代祝”失败后, 周公选择遵从兄长遗愿, 尽心尽力地辅佐年幼的成王稳定周王朝。当武王深感其将不久于人世, 遂将周公唤之床前, 打算“兄弟相后”, 甚至都不用占筮直接决定。针对兄长的真情, 周公无言以对, 所能做的唯有“泣涕共手”。受宗法制熏陶的周公, 自然无法接受武王打破常规所作的决定:“兄弟相后”, 但他面对刚刚稳定而又危机四伏的西周王室政权又责无旁贷:一方面, 他接受武王建议, 在河、洛间修建天室成周, 如《史记·周本纪》中说:“成王在丰, 使召公复营洛邑, 如武王之意, 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 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也, 四方入贡道里均。’”另一方面, 他接受武王临危托孤的遗命, 立太子诵为太子和继任周王, 如《逸周书·武儆解》中说:“丙辰, 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 命周公旦立后嗣, 属太子诵, 文及《宝典》。”周公本人以摄政身份,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处理国政, 无疑应是对兄长武王姬发的一种尊敬。

武王去世后, 周公出色地完成了托孤受命, 成为辅助成王稳定周初乱局的中流砥柱, 如有学者说:“武王把关系西周王朝盛衰成败的头等大事———营建东都洛邑 (成周) 、拟由周公继承王位、辅孤托公, 一一委任周公, 雄辩地说明周公在武王患病后已成为西周王朝的柱石, 或者说擎天大柱。”无论后世如何看待, 周公对西周王室真正做到了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地, 出色地完成了兄长的遗命, 成为中国传统托孤文化的楷模。

(二) 友善诸弟, 和睦手足

周公是周初最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固然没有问题, 但同时他亦是武王姬发去世后其父亲文王子嗣的领军人物与核心, 亦是维系同胞兄弟团结、家庭和睦的灵魂。正因如此, 周公采取怎样的措施善待手足至关重要。从维护周王室稳定的角度说, 周公务必要“内弥父兄, 外抚诸侯”, 特别是做好手足兄弟的团结工作:一方面对犯错的弟弟们给予适当惩戒, 使其能知错而改;另一方面对拥护周成王统治的手足兄弟给予适当的封赏, 使他们成为捍卫周王室的肱骨之力。

为稳定周初的局势, 在灭商后武王曾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朝歌为商君, 以“守商祀”和“以殷民世享”。当然, 武王对武庚并不放心, 班师回镐京的同时, 任命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军队, 驻守于朝歌周围的各战略要塞, 即“建管叔于东, 建蔡叔、霍叔于殷, 俾监商臣”。然而, 令武王始料不及的是, 在周公执政伊始, 管叔、蔡叔于内便在群弟中制造流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 于外便“挟武庚以作乱”。管叔和蔡叔的作乱, 引发了东方诸侯国叛乱的连锁反应。如何平息叛乱、稳定局势, 就成为摆在周公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征得太公望和召公奭的支持后, 周公以迅雷之势做出东征的决议。周公凭借其过人的才智, 很快取得“救乱”之役的胜利, 即《逸周书·作雒》中的“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 管叔经而卒, 乃囚蔡叔于郭凌”。针对这场兄弟相残的战争, 有学者评论说:“在捉住'三监’之后, 周公对三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管叔由于是首恶而被杀, 蔡叔被放逐, 霍叔的下落不详。因霍叔只是胁从, 其处罚应该更轻一些。根据伪《孔传》所说'三年之后乃齿录, 封为霍侯’, 可知霍叔可能后来被复封。”其实, 周公后来不仅恢复了霍叔的爵位, 而且蔡叔死后其子也得到重用, 如《史记·管蔡世家》说:“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 胡乃改行, 率德驯善。周公闻之, 而举胡以为鲁卿士, 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 复封胡于蔡, 以奉蔡叔之祀, 是为蔡仲。”

与此同时, 对之前未能封爵和分封国土的其他兄弟则都给予加官进爵。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 文之昭也。”至此, 除长兄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外, 通过周成王的诏书, 周公先后分封了其他兄弟或者兄弟子嗣相应的爵位与封地, 这应是其本人悌德思想最重要的外在体现。正如《颜氏家训·兄弟》中总结的那样, 兄弟是父母的“分形连气之人”, 即便有“悖乱之人”, 也“不能不相爱”。由此可见, 尽管周公取得了平叛兄弟叛乱的最后胜利, 但这却是稳定大局的无奈之举, 而手足相残后内心的酸楚或许只有其本人能体会得到。

二、周公训诫子侄

经历过商周鼎革的周公更懂得维持政权稳定的秘籍, 为避免重蹈夏桀、商纣政权灭亡的覆辙, 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牢固的诸侯联盟, 更重要的是姬姓子孙内部的同心同德与勤政爱民。周公一方面使兄弟们认识到“不为旁人之所移者”的道理;另一方面让自己的子侄恪守明德慎罚和敬授天命的理念。正因如此, 周公不厌其烦地先后作《大诰》《归禾》《嘉禾》《康诰》《酒诰》和《梓材》等篇训诫, 期望姬姓子孙能够谨慎地执行治国理政良策, 以获得“子子孙孙永保民” (《尚书·梓材》) 的效果。这些传世的至理名言, 既是周公家训与家规的雏形, 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资源的瑰宝。

(一) 训诫子嗣, 尊贤爱民

周公有多少个儿子, 文献并没有确切的数字。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凡、蒋、邢、茅、胙、祭, 周公之胤”的记载, 加上长子伯禽与留守相王室的次子君陈 (周平公) , 周公至少有八个子嗣。传世文献中也没有确切记载周公训诫其他子嗣的内容, 传世的主要是对长子伯禽的谆谆教诲。由于成王为天子, 周公从君臣守则的礼制来说无法直接教育, 摄政期间主要通过《礼记·文王世子》中所述的“抗世子法于伯禽”方式, 对周成王加以引导, 使其向善。

据《韩诗外传》卷3记载, 伯禽前往鲁国就封时, 周公曾以身说法, 告诫其“无以鲁国骄士”。他说:

吾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也, 又相天子, 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 一饭三吐哺, 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 守之以恭者, 荣。土地广大, 守之以俭者, 安。禄位尊盛, 守之以卑者, 贵。人众兵强, 守之以畏者, 胜。聪明睿智, 守之以愚者, 哲。博闻强记, 守之以浅者, 智。夫此六者, 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 桀, 纣是也。可不慎欤!

周公“一沐三握发, 一饭三吐哺”地发现人才、任人唯贤、勤政爱民, 则为鲁国后世国君所沿袭。如《毛诗正义·鲁颂·序》曾赞扬僖公说:“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性自节俭以足其用, 情又宽恕以爱于民, 务勤农业贵重田谷, 牧其马于坰远之野使不害民田, 其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后, 鲁国之人慕而尊之。”而重视贤才、勤俭爱民、务农重谷成为鲁国一以贯之的治国理念。

《荀子·尧问》中还记载了一则伯禽与父亲周公间有关何为“美德”的对话。伯禽将到鲁国去担任诸侯, 周公要其谈谈对美德的理解。当伯禽用以为人宽、好自用和以慎等三条回答时, 周公则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说:

呜呼!以人恶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 故其民归道。彼其宽也, 出无辨矣, 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 是所以窭小也。君子力如牛, 不与牛争力;走如马, 不与马争走;知如士, 不与士争知。彼争者, 均者之气也, 女又美之。彼其慎也, 是其所以浅也。

周公认为, 伯禽所谈的三条美德从本质上说没有错, 但前提是国君自身要有良好的德性修养, 否则这些都无法得到落实, 均不能称为真正的美德。正是在周公的教导下, “君子好道德”也成为鲁国国君世代遵循的家规与国训。

当然, 正是因为周公长期的耳提面命, 伯禽初治鲁国颇费心神。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伯禽到鲁国后三年才回来向摄政的周公报政, 其晚来的理由是“变其俗, 革其礼, 丧三年然后除之”, 这与姜太公“五月而报政周公”的“吾简其君臣礼, 从其俗”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鲁国固守周礼有其自身的弊端, 甚至周公还预言“后世北面事齐”, 但正如《礼记·明堂位》中所说:“凡四代之服、器、官, 鲁兼用之, 是故, 鲁, 王礼也, 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弑也, 礼、乐、刑、法、政、俗, 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 是故天下资礼乐焉。”特别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 鲁国君臣能固守周公教诲, 墨守周礼、君臣相亲, 成为周礼在东方的样板, 实属不易。

上述几个场景仅仅是鲁公伯禽前往鲁国就封前后与父亲的对话, 虽然不能涵盖周公对其子嗣教诲的全部内涵, 但从字里行间里却能体现其教育子孙要谨遵天命, 进行德行修养, 在治理国家时, 要勤政爱民, 凸显德礼治国的核心思想。其实, 这也应是孔子得出“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重要依据。

(二) 训诫子侄, 明德中正

在传世文献中, 涉及周公子侄的记载并不多, 这是因为除伯邑考、武王、管叔、蔡叔外, 其他同母兄弟的年龄较小, 即便是行分封时其本人还是首任诸侯国君, 如前文提到的曹叔振铎、霍叔武、成叔处、康叔封、聃季载等。如周公在册封康叔时特意作《康诰》以示训诫, 他说:“孟侯, 朕其弟, 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 克明德慎罚, 不敢侮鳏寡, 庸庸, 祇祇, 威威, 显民。”另外, 鉴于康叔年龄较小, 告诉封要借鉴商纣灭亡的教训, 戒酒、慎听妇人之言, 还专门作《酒诰》以示之。

在传世文献中所提及的主要是武王的儿子们, 除嫡长子成王姬诵外,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还列出武王之子的四个封国:邗、晋、应、韩。然而, 由于缺少历史文献记载, 周公对武王其他子嗣相关的训诫很难见到, 所涉及的主要是对年幼成王的劝导。当然, 从恪守君臣之礼的角度, 周公是不可能直接训诫成王的, 这也是《礼记·文王世子》提出“抗世子法”的原因, 即训诫长子伯禽和次子君陈以暗育未成年的侄子姬诵。其实, 这只是后世儒家、特别是汉儒从威权政治角度所作的诠释, 在《尚书》《逸周书》等典籍中, 记录了不少有关周公训诫成王的内容, 只是其用语足以委婉、态度足够谦恭, 但却实现了其教育成王的初衷, 是一位典型的托孤受命者的形象。如《尚书·洛诰》记述了周公致政成王后的告成王之词, 其中劝诫之意非常明显。

在《洛诰》中, 周公极力劝诫成王要像自己一样勤勉政事, 说:“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蘉, 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 罔不若予, 不敢废乃命。”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唯有勤政, 执行我授予您治理民众的法则, 才能使周王朝的统治更长久;二是要像历代先王那样厚待同姓的诸侯大臣, 才能换取其恪守周王室的政令。当然, 不仅要善待同姓诸侯, 善待顺从的诸侯, 也要对那些不遵守贡享之礼的诸侯进行惩戒, 否则王事就会受到轻慢, 那么就会出现差错。

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阙如, 现在很难复原或者再现周公直接训诫子侄的场景。所幸的是, 《古文尚书·君陈》展现了周成王借周公之言告诫君陈应当遵循周公遗训, 要求其在东都洛邑继续实施德政, 管理好成周及辖区内的殷商遗民。周成王说:“我闻曰:'至治馨香, 感于神明;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 惟日孜孜, 无敢逸豫!凡人未见圣, 若不克见;既见圣, 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这里成王所闻的应是周公之言, 用此语以告诫君陈效法周公的德教, 劝诫其遵行圣道。治理洛邑时应遵守周公所制定的“无依势作威, 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 从容以和。”而这样的推测应是可信的, 因为这与周公治理天下时一以贯之的宗旨相符合。

当然, 周公不仅对姬姓子嗣们进行训诫, 而且还设置相应官员对国内的青年才俊进行教育。如《周礼·地官司徒》记录师氏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掌国中失之事, 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即用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件教育青年人。而重视包括自己子侄在内所有后继者的教育, 应该是周公治国理政的长远之策和高明之处。正因如此, 在周公致政成王后不久, 西周社会就出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成康之治”;各诸侯在各地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 如封于夏墟者, 皆“启以夏政, 疆于戎索”;封于殷墟者, 皆“启以商政, 疆于周索”, 使局势得到稳定, 进而成为后世儒家心目中的“天下有道”之世。

三、周公敦睦亲族

位于中原西部的边陲小邦周之所以能迅速灭掉宗主国大商殷, 并稳定局势, 除有商纣时期“失天命”的外因, 还应与武王、周公等善于处理宗族、亲族之间关系的内因有关。如周公曾告诫长子伯禽说:“君子不施其亲,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 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既是对鲁公的训诫, 也是周公本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在实践层面, 周公的主要措施是分封同姓诸侯, 敦睦异姓姻亲, 使其在藩屏周室的问题上通力合作。如有学者说:“周代的分封制是由周公首创。……通过'授民授疆土’给予王室子弟、亲属及异姓功臣的途径建立诸侯国, 以藩屏周室。”其实, 这既是周公制定的基本国策, 也是姬姓子弟普遍遵循的家风与家规。

(一) 册封姬姓, 藩屏周室

据文献记载, 在西周之前分封制就已经存在。如《尚书·酒诰》中有“越在外服, 侯、甸、男、卫邦伯”的记载, 这里的“邦伯”与周代诸侯国相似, 如传世文献中的“邦伯”“侯卫”, 甲骨文中有“犬侯”“井伯”, 新出文献中的“河伯”等。周文王时期亦有一些小的邦国, 如虞、东虢、西虢和散等依附于周, 但还算不上真正的“分封”。如有学者所言:“这种'分封’只能说是强国在与弱国结成联盟时的一种礼仪性的馈赠, 它与正式的分封毕竟无法相提并论。”尽管如此, 此前的分封也为周武王、特别是周公的“选建明德, 以藩屏周”提供了历史依据。

在周公摄政之前, 他曾辅佐武王曾进行过一次大分封, 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曰:“昔武王克商, 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国者有十五人, 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前文提到的管、蔡、霍等即属此类。然而, 由于社会处于动荡之期, 再加上武王的病逝, 这次分封还未得到落实就流产了。西周时期大规模分封应是在周公摄政时期, 他以成王的名义把文王、武王的既定措施落到实处。如《荀子·君道》记载:“于是乎贵道果立, 贵名果白, 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 苟非狂惑者, 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 如是者能爱人也。”与此类似的记载还见于《荀子·儒效》《韩诗外传》卷4等传世文献。这些姬姓诸侯主要涵盖前文已提到的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等核心姬姓, 且封国的位置处于能掌控天下局势的核心位置。

这些诸侯国主要分布在今天河南、山东、山西一带, 张焕君先生曾将其分为三条战线, 说:“鲁、卫二国分别为第一线与第二线的战略重心, 介于二国之间的有位于今山东省的滕、茅、酆、郜、曹、郕, 河南省境内的管、蔡、邗、聃、凡、胙、祭, 蒋、霍二国亦在两线之间而位置略为偏南。雍、原、毛、应四国的位置大致在朝歌至洛阳之间, 属于第二线和第三线之间。韩国位置偏北而近燕国, 邢国介乎燕韩与卫国之间。汾水流域的山西有晋、郇二国, 似为防范戎狄而建。而作为周人根据地的关中地区, 则只有毕一国而已。”周公的这种布局, 是以镐京为大后方, 以成周为大本营, 沿向东线的卫、鲁, 向北线的晋、韩, 向南线的应、蔡, 呈现扇形向东部扩展。

除分封兄弟、子侄等亲族外, 周公还分封其他姬姓宗亲为诸侯, 如燕、魏、东虢、西虢、北虢、虞、滑、密、耿、杨、郧、顿、随、芮等, 分布在上述“三条线”上。以燕国为例, 据《史记·燕召世家》记载, “召公奭与周同姓, 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 封召公于北燕。”三国时期的谯周解释“召公”时说:“周之支族, 食邑于召。”由此可见, 司马迁所说的“北燕”应通“匽”, 大约在今河南省偃师市附近。周公、成王所分封召公长子的方国则在后来的“幽州蓟县”, 即今北京市附近, 是负责姬周王朝向东北开疆拓土的“前哨据点”。

应该说, 周公继承了文王、武王的治国理念, 大行亲族分封, 奠定了西周时期的政治格局。正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所说:“周之有懿德也, 犹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 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 莫如亲亲, 故以亲屏周。”这种理念对姬姓诸侯产生了深刻影响, 最典型的莫若鲁国。郭克煜先生说:“鲁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 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 使鲁国的政权始终掌握在周人手中, 因此, 他们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 并且周代的礼乐传统深深地影响着鲁国的方方面面。……这样, 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 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 周礼似乎是周王朝统治的象征。”然姬姓诸侯遵守“尊尊而亲亲”原则的程度不同, 但无疑成为区别于其他诸侯国的显著特征。

(二) 故旧不遗, 敦睦姻亲

周公训诫子嗣要遵守“尊尊而亲亲”原则的同时, 还要与曾经有功于周室的故旧大臣、姻亲氏族和睦相处, 这也正是告诫伯禽的“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和“故旧无大故, 则不弃”。在分封的异姓诸侯中, 除历代先王的子嗣外, 故旧大臣和姻亲占据很大比例。如有学者说:“司马迁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 而同姓五十五’, 则异姓应占大部分;如依《荀子·儒效》所述, 周公'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国, 姬姓独占五十三’, 那么异姓诸侯也要占四分之一强。”因此, 周公的分封并非单纯地宗族“分宗制”, 而是照顾到故旧大臣、姻亲和历代先王的子嗣, 功劳不同爵位不同, 封土的大小也有所差别。

在故旧大臣和姻亲中, 以太公姜子牙的功劳最大, 封国也最具有代表性。姜子牙的爵位为公爵, 封国至少有七百里, 且被赋予代天子行使礼乐征伐之特权, 如《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周成王时, 管、蔡作乱, 淮夷畔周, 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于海, 西至河, 南至穆陵, 北至无棣, 五侯九伯, 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 为大国, 都营丘。”姜太公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很快取得了讨伐、兼并齐国周边“五侯九伯”的胜利, 与鲁国一起成为拱卫周王室的坚固的东方堡垒。虽然姻亲, 随着传世久远, 与周王室的关系逐渐淡化, 甚至有畔周, 但总体上说, 周公“和睦姻亲”的策略既稳定了西周初年的政局, 也对整个西周时期的政权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 周公所封的功臣, 不仅是有功于西周建立者, 而且还包括曾辅佐文王的故旧大臣, 以楚国的始君熊绎最为典型。熊绎的曾祖父鬻熊为季连之苗裔子, 鬻熊之子曾事文王, 尽管很早就去世了, 但周公、成王论功行赏, 还是将熊绎封于其祖的故地:荆蛮。如《史记·楚世家》中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 举文、武勤劳之后嗣, 而封熊绎于楚蛮, 封以子男之田, 姓芈氏, 居丹阳。”从楚国封地的地理位置、国君爵位等来看, 熊绎是无法与同事周成王的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等相提并论了。当然, 楚国在后世逐渐强大, 甚至灭掉了强大的鲁国, 则是周公与成王等不曾预料到的。

周公以身说法, 只要不是像管、蔡那样的恶逆之事, 他都劝诫自己的子孙要处置以宽, 即他说的“无求备于一人”。当然, 面对危机国家政权的畔周行为, 周公则教育子孙们毫不客气地出兵讨伐;当遇到与自己存在不同政见的大臣, 周公则选择实施耐心地说服, 《尚书·君奭》则属于此类。《尚书·序》中说:“召公为保, 周公为师, 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 周公作《君奭》。”当面能尽心尽力辅佐文、武、成王治理国家者, 他就会给予相应的封赏, 甚至是封地和爵位。当然, 对于异姓诸侯, 周公还是惧其有异心, 常常会在其周围册封姬姓直系诸侯以牵制, 如钱穆先生总结说:“其他同姓异姓之诸侯分封于各地者尚多, 虽非一时行之, 然其大体之方针既定, 使同姓异姓交错互制。若封太公于齐, 则更封伯禽于鲁;封微子于宋, 同时封康叔于卫, 皆是也。其用意之周到可见矣。”其实, 这种策略对于勤劳王家的周公本无可厚非, 恰恰体现出其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悌道思想。

原载：《唐都学刊》

作者：魏衍华，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