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堂邓氏四川冕宁探源

    端一公房谱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端一公袭爵卫国，旋以既产小儿不报，获罪，国除。”这段话长期困扰着邓氏子孙，曾把邓氏子孙对先人们事迹的研究引入歧途。几百年来，后人都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端一公在郑氏夫人之外娶了个“西教小老婆”而生子，因此获罪。就是端一公房后人也是如此认为（请参阅《联宗合谱若干问题》一文有关内容）。冕宁邓氏分谱分祠的原因弄清后，虽然这段话不可能再将大家引入歧途，但仍然还是邓氏子孙亟想破解的一个迷。本人在研究了有关资料后，现试图将这段话加以破译，以释族人之疑。
    要破解这段话，还得从《古虹第七次邓氏宗谱》中的两处记载说起。一是《虹谱世家卷二》载：“洪武十年，宁河王追封王爵谥武顺，邓镇承袭申国公。”大家知道，洪武三年邓愈受封卫国公，洪武十年薨后长子承袭卫国公是顺理成章的。谱中的“承袭申国公”显然应为“承袭卫国公”。因邓愈是“卫国公”，而非“申国公”，承袭的只能是“卫国公”，不可能是“申国公”。二是《虹谱》世图中，邓镇名下载：“洪武十三年袭封申国公”。这里的“袭封”也应为“改封”，因洪武十年时已是“承袭卫国公”，这时应是“改封申国公”，《明史·邓愈传》也记为“改封申国公”。知道了“邓镇改封申国公”的史实后，有关端一公的这段话就容易破解了。
    洪武十三年，邓愈长子邓镇“改封申国公”，邓铭、邓镛分别授明威将军和昭勇将军（谱载）。邓镇“改封申国公”后，卫国公的爵位得以空缺，老四邓钦在甘肃为总兵，其余弟兄已有封号，端一公又年轻有为（次年随傅友德征云南便是明证），则将卫国公的爵位封端一公。这就是谱中“端一公袭爵卫国”的由来。
    《明史》载，洪武十三年，朝廷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株连杀头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太祖因此废丞相，由六部尚书执政。在此大背景下，有奷人告发，说端一公已经有了儿子，而生子时未向朝廷禀报，违反了朝廷“有爵位者产子必报”的律令，因此刚刚获得的爵位就被削除了。谱书中“端一公袭爵卫国，旋以既产小儿不报，获罪，国除。”的意思就是说：端一公袭封卫国公后，随即就因为已经生了小儿未向朝廷禀报而获罪，卫国公爵位被削除。我们要特别注意原文中的“既”字，“既”字古汉语中当“已经”讲。这就告诉我们，端一公的这个“小儿”不是封了卫国公后才生的，而是“已经”生了小儿后才受的封号。但端一公又为何既知朝廷有此律令而不报呢？受封前无爵位，当然也就无所谓“报”与“不报”；受封后，还来不及申报朝廷“验明正身”，就受到胡案冲击。当时朝廷一片混乱，奸人乘机作对，以致“国除”。
这个“小儿”又是谁呢？大家知道，将来承袭爵位的人，肯定是长子，而长子真实身份的验明，也是朝廷极重视的环节。因此可以断定，此“小儿”并非别人，就是后来随父征安南的端一公长子邓松。
端一公谱中为什么要将这段话写上呢？按理说，这段话不入谱也影响不了后人读谱（实际上似乎还由此带来了不少麻烦，使后人费解），原来修谱者是要告诉后人，端一公的卫国公爵位是因为什么原因削除的。这又客观上无意识地与《虹谱》中“五叔公”的称谓形成了相互映证。因为削除了爵位，只能称“五叔公”（当然，修谱者可能无此主观动机，但客观上得到了此种效果）。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老大邓镇既已是“卫国公”，何不直接将“申国公”封给端一公，而又饶个弯要邓镇“改封”，腾出位子给端一公，多此一举呢？大家知道，封建王朝时世袭之爵位一般都由嫡长子承袭，如果是非长子，又是庶子承袭，除特殊情况是不多的。洪武十三年时，云南方面不服明廷，急需派兵征剿。朝廷欲重用年轻有为的端一公，但封之无名，最好的方法是承袭父亲爵位，但此爵位已由长子邓镇承袭，因此采用折衷办法，长子邓镇“改封”，端一公承袭。刚刚（谱中的“旋”字之意思）受封，就发生了胡案，受到牵连。但到了年底，复授“指挥使”之职，次年出征。过了两年（洪武十六年，公元1380年），来到宁番卫，开创了邓氏在冕宁的基业。
（原文摘录，因很多文章中都用到这些材料，请读者核对。）
始祖端一公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马祠堂人，明宁河王邓穆顺①愈之后也。昔王佐高皇帝定天下有功，洪武三年庚戍冬十月封卫国公，五年壬子领征南将军事，讨湖南两广悉平之。十一年②丁巳，领征西将军事，击土番，破之。十一月卒于京③。帝念旧勋，追封宁河王，谥穆顺。我端一公袭爵卫国，旋以既产小儿不报，获罪，国除。十二月复沐圣恩，录授指挥。十四年辛酉秋九月，以颖国公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征云南，凉国公蓝玉、西平侯沐英副之，公以指挥使从。十六年癸亥春三月，颖国公还，西平侯留镇，加公征南副将军，进抚小云南。公携夫人郑氏及家将百余，周、吴、邓、王与焉。彼都底定，旋于青石桥，代管留守苏州邑，驻菩萨渡。永乐四年秋七月，以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征安南，调公助战。公携子松、兰、斩、恩往征，失机落陷，还葬斯土。
（按：邓周王三姓先祖同时于明朝洪武年间来冕，三家谱书均有记载。但三家是何关系，历年来众说不一。有说结义兄弟的，有说连襟的，但证据均不足。本文考证了若干材料，实地访问了三姓的若干族人，成文后又印发给三姓族人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并请教了凉山州和冕宁县的有关学者和机构，作了进一步修改，现刊载于谱，以供参考。
在四川省冕宁城北的菩萨渡村的山坡上，有明朝初年入川的邓氏始迁祖邓端一、邓宝、周氏始迁祖周全、王姓始迁祖王观及他们的夫人的大型墓葬。邓、周、王的后裔除在菩萨渡居住的外，遍布冕宁县内各乡村及喜德、越西、西昌、德昌、会理、盐源、九龙等周边各县，人口约几万人。弄清家族源流，对于光大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加强国家的统一，加快现代化建设以及对民俗学、遗传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周、王三姓始迁祖于明朝洪武年间入川六百多年来，民间传说颇多，各家的谱书和碑志也有一些记载，但却存在若干迷团未能破解。本文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据《明史》、县志、三姓谱书等史料，试图对一些迷团进行考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邓、周、王三姓的族谱中，对各自的始迁祖的原籍有着相似的记载。邓宝公房于乾隆25年(公元1760年)编修的谱书中记载：邓氏入川始祖邓宝是“明朝宁河王邓愈之后，原籍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猪市街”，(有关邓氏的另一入川始祖、邓宝公之兄邓端一之事后文要说到。周姓的谱书中称周氏入川始祖明朝江夏侯周德兴之子周全由“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猪市巷”而来；王姓谱书称入川始祖王观“祖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王家巷。”三姓祠堂的堂号也有一定联系，邓姓叫“世第堂”、周姓叫“世德堂”、王姓叫“世孝堂”。宁河王邓愈的另一子邓端一的祠堂在邓氏分祠后，于清朝后期迁入冕宁县宏模乡文家屯后才叫“振声祠”，(参阅《冕宁邓氏分谱分祠的由来》一文。)邓周二姓的祠堂均于清朝时由菩萨渡迁入河边卧碑堡(现已不存在)。两姓祠堂的楹联、匾额等几乎一模一样，两姓谱书中的很多记载也非常近似，如《县志考略》、《八景诗》等；邓王二姓的《族谱序》的文字也非常相近；邓、周、王三姓的取名排辈都是从始迁祖邓宝、周全、王观起的第十辈开始，各家分别排出二十字。邓家的二十字是：枝其成仕启、文德宇天明、师宗全大有、富贵万年春；周家的二十字是：文德兴沛远、鸿恩锡祚长、应学元魁道、时登大有书；王家的二十字是：昌朝玉思敬、体先德大显、宗芳文明远、佑世继辉煌。住在祖居地菩萨渡的三姓后裔，辈分都严格按以上字辈对应。民间还有各种传说，最多的说法是邓周王三家的始迁祖是结义弟兄，一同来到冕宁，甚至还有三姓不开亲之说(周氏谱即采此说，见周谱第4页)。

一、关于邓宝、周全、王观父辈的考证

要搞清邓、周、王三姓始迁祖的这种亲密关系，只有先弄清他们父辈的关系，才能较准确地了解他们当年为何会一道来到这边陲之地。邓端一和邓宝的父亲是宁河王邓愈，周全的父亲是江夏侯周德兴，在两家的谱中都有记载，这是设有疑义的。但王观的父亲是谁呢？王姓谱中无记载。带着这个疑问，笔者试图在《明史》及三家族谱中寻求答案。历史事实代远年湮，要考证它，第一是要找物证，第二是要找文字记载，如无以上两项，民间传闻也可用作线索。在直接物证与文字记载都不充分的时候，根据一些间接物证和文字、传闻的综合分析、推断，从而得出结论，当这种结论具备唯一性时，就应视为是可信的。因宁河王邓愈与江夏侯周德兴都是明朝开国功臣，都与明太祖朱元璋同为安徽濠泗地区的人。要能与宁河王邓愈和江夏侯周德兴的儿子于明初一道来此“补镇”(三姓谱均有此语)的人，其父也一定是与宁河王及江夏侯名位相当的人，换句话说，也一定是能在《明史》中有“列传”的人。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普通人，“列传”中找不到的人就不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封建时代，讲究的是门户相当，这是大家熟知的常识。按照这个思路，笔者在《明史》列传中找到了多位王姓者，经过反复比较，只有定远侯王弼符合条件。《明史》3862页载：“王弼，其先定远人，后徙临淮…(洪武)十四年从傅友德征云南，至大理，…由洱水趋上关…擒段世，鹤庆、丽江诸郡以次悉平。……弼子六人，女为楚王妃。”又从《明史》3570--3571页《楚昭王桢传》知道，楚昭王朱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其妃是王弼之女，其子朱孟烷的妃子是宁河王次子邓铭之女，也就是说，王弼之女与宁河王之孙女是至亲的婆媳关系。又据《邓氏古虹谱》载：“宁河王之一女适定远侯王弼之子王侑”。再据《明史.周德兴传》载：“德兴在楚久…威震蛮中”。周德兴在楚王身边为副将，很长时间在楚，到洪武二十年，才奉调到福建“筑海城抗倭”。从以上记载可以推论，王观之父应是定远侯王弼。只有这种特殊关系，邓、周、王三家公子才有可能同进退。
    另外，民间传说邓、周、王三公同娶郑氏三姊妹，《周谱》也取此说法，(见《周谱》第4页。)经查阅邓、周、王三姓族谱，原来是邓端一?公、邓宝公和周全公三位的夫人才是郑氏三姊妹，而王观公的夫人是颜氏，乃民间误传了。然而，郑氏三姊妹的父亲又是谁呢？按照上文的考证思路，在《明史》中只有荥阳侯郑遇春符合条件。《明史》3854页载：“郑遇春，濠人，封荥阳侯…从傅友德平云南”。这说明，郑遇春与邓、周、王三家同属濠泗籍人，同为明朝开国功臣，洪武14年时，也和王弼等一道征云南。
由于论证了邓、周、王三家与太祖第六子楚王朱桢的姻亲关系和僚属关系，很多疑团便迎刃而解了。“楚”即湖北，楚王府在武汉，孝感在武汉西北方不远，因周德兴长期在楚，邓、王又是楚王姻亲，三姓公子当年完全可能先跟德兴在此驻防，洪武二十年时又随德兴到福建兴化，这就有邓氏宝公的一种版本的谱中“应天府兴化县孝感乡青石板猪市巷”的记载。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将邓、周、王、郑几家王侯的后代绑到了一起。史载：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朝中大臣被牵连诛杀者一万五千余人。洪武二十三年，重新追论胡惟庸党，朝中大臣被牵连诛杀者三万余人。翻开《明史》，很多开国初的公侯将相的“列传”后都有“坐胡惟庸党诛”的字样。江夏侯周德兴、宁远侯王弼、荥阳侯郑遇春以及宁河王长子申国公邓镇(因其妻是丞相李善长之外孙女而受牵)都于这次事件中先后被诛。洪武二十三年，江夏侯周德兴从福建莆田(古兴化)被召回老家凤阳，定远侯王弼从塞外征战中被召回临淮，二人随后被诛，郑遇春和邓镇于当年被诛。这样的政治气候，几家至亲的王侯，怎能不同生死，共患难呢？

二、关于邓宝、周全、王观三位先祖原籍应天府兴化县的考证

邓、周、王三姓的谱书都记载入川始祖“祖籍南京应天府兴化县”。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巿，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这个“兴化县”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翻开中国地图，江苏省有一个兴化市，它的位置在南京市的东北方向，按公路里程计算，两地相距接近二百公里。要说今日之兴化市即是明朝时隶属于应天府(南京市)的兴化县，似乎相距太远，不可能。上世纪九十年代，周姓修谱组曾到江苏省兴化市去寻祖，但未有结果。邓姓于去信兴化市史志办公室，欲查邓氏讯息，也无结果。因此，大体可以得出结论，谱书中的“兴化县”不是今天的兴化市。
    为了弄请兴化县，我们查阅了因特网和《辞源》，两处信息都显示：“兴化”地名有两处：一是福建莆田一带，宋朝置兴化县，明朝置兴化府；二是明朝直属江苏省高邮州的兴化县。再查应天府(南京市)下属的县，并无“兴化”的县名，再查“孝感乡”(因邓谱提到此地名)、“青石板”等地名，均不属“应天府(南京市)”。据此，可以基本否定“应天府兴化县”之说。那么，谱书中的“应天府兴化县”的记载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在《明史》、《谱书》等很多资料中反复查找蛛丝马迹，但从未见到“兴化”的地名，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推想，邓、周、王三家都是从“兴化”而来，就说明“兴化”应与三家都有一定联系。
    宁河王邓愈、江夏侯周德兴、定远侯王弼三人都与明太祖同属安徽人。宁河王原籍虹县(现泗县)，江夏侯周德兴与太祖同乡(凤阳)，定远侯王弼先居定远，后迁临淮，三家相距不远，但都与“兴化”搭不上界。后来在反复研读《明史·太祖》及《周德兴列传》时，终于找到了比较信服的答案。《太祖本纪》44页载：“(洪武)二十年，夏四月戊子，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濒海城，练兵防倭。”《周德兴传》3862页载：“德兴至闽，按籍佥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逾三年(洪武二十三年)归第，复令节制凤阳留守司，并训练属卫军士。二十五年八月，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这些记载中虽然也未提到“兴化”二字，但按《辞源》和因特网提供的明朝有“兴化”在福建莆田一带的说法一查，再根据《明史》“筑福建濒海城”的说法(“濒海”就是“紧靠海边”)，莆田附近有一海湾叫“兴化湾”，这与岸上的“兴化”又进一步吻合。《文摘周报》曾登过一则消息，说现存金门岛的石刻“金门岛”三字为明将周德兴所书，这又更为以上史料作了佐证。据此可知，邓、周、王三姓谱书上所称的“兴化”是福建的兴化，而不是江苏的兴化。  
    洪武二十年时，年青的邓宝、周全、王观几位先祖跟江夏侯一起来“兴化”筑防，洪武二十三年时，遇胡惟庸事件，三家的亲人都受到株连，三公最好的去处就是请旨到需要人力镇守的西蜀。这样，三位先祖当年直接从“兴化”来到宁番“补镇”兼避祸，并将老家时的名讳都改了，邓铨改成了邓宝，授武伟郎；周全授武毅郎；王观授武侍(信)郎。后人在修谱时，因为他们直接从“兴化”而来，但父辈官邸又在应天府，就有了“应天府兴化县”的记载。

三、关于邓氏端一公谱和宝公谱中两种记载的考证

    邓氏端一公谱中有“洪武十六年，端一公和周、吴、邓、王”一同来宁番(冕宁县)的记载; 邓氏宝公谱中，又有“洪武二十三年，邓、周、王到宁番“的记载。最先看到这些记载，不知谁对谁错。后从周姓谱书中得知，原来周家是周理、周全两兄弟来冕，后周理又回了原籍，只留下周全。这样一来，疑团解开了。上文引用的《周德兴传》有“二十五年八月，以其子乱宫，并坐诛死”的记载。由此可知，洪武二十五年时，江夏侯与其长子被杀，这时，作为老二的周理公，自然要回老家料理后事并守祖陵了。邓宝公之兄端一公是洪武十四年随傅友德征云南时来到冕宁的，《明史》记载定远侯王弼当年也一同征云南，所以，谱中的“周”当然就是周德兴之子、周全之兄周理了；“王”应是王弼之另一子(王观之兄)；要考证谱书中的“吴”，笔者借阅了县内吴姓的谱书，试图寻找蛛丝马迹，但未果。这样就可以推断，“吴”应是《明史》记载的江阴侯吴良或其弟靖海侯吴桢之子；“邓”可能是宁河王邓愈之另一子或另有其人，也许他们后来都未在冕宁定居。王观之兄肯定也和周理一样的理由回原籍，可惜王氏谱中无记载。以上提到的吴良、吴桢兄弟，都是和邓、周、王等王侯同为淮泗籍(吴氏兄弟与定远侯王弼同为定远人)，跟随太祖开国的功臣，吴桢也于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事件中受株连。也就是说，洪武十四年来冕的邓(端一)、周(理)、王某是洪武二十三年来冕的邓(宝)、周(全)、王(观)的兄长，这样一解，端一公和宝公两谱中分别提到的邓、周、王的记载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关于邓、周、王三公入川年代的考证

    邓氏宝公谱载：宝公于“洪武23年统兵补镇斯土，同周、王二姓由云南而来”；王姓谱书也载“洪武23年，同周、邓二姓由云南而来”；周姓谱书则称：“洪武2年，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猪市巷人周全、周理兄弟来到冕宁……洪武4年，邓宝、王观相继驻防菩萨渡。”这里，邓、王二谱都称邓、周、王三姓是洪武23年入川，而周谱则称周姓于洪武2年入川，邓、王二姓则于洪武4年入川。
无独有偶，《喜德文史》第7辑赵开礼先生《邓秀廷事略》一文中写到：“明洪武四年，邓宝带兵绕道云南……驻守菩萨渡。”《冕宁文史》第六辑彭用忠先生引用清朝武状元韩金甲的《韩状元<乙亥随笔>》一文中说：“洪武四年秋，应天宝帅于滇入笮，假菩萨渡以营，越十载，山河一统。”
以上材料，周谱、赵文、韩文等三处提到宝公于洪武四年来冕，其中最早的应是韩文《乙亥随笔》。这里“乙亥”应为光绪元年，即公元1865年。当时，韩状元被贬到二四营(今冕宁县泸宁)。周谱和赵文的记载可能源于此。就此年代问题，笔者曾求证于冕宁县史志办负责同志，并由他们联系赵开礼先生，打听资料来源。几经辗转，史志办的同志明确答复，肯定了邓谱中的“洪武23年”是正确的。笔者后来在研读《明史》等资料时，更找到了如下的有力证据：
《明史·建昌卫》8016页载：“洪武五年…建昌尚未归附，十四年…乃降。”
《明史·邓愈传》3751页载：“洪武五年，辰、沣诸蛮作乱，以愈为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为副，讨之。”
(3)同上，“(洪武)十年，吐番川藏为梗，剽贡使，愈(指宁河王邓愈)以征西将军偕副将军沐英讨之。…穷追至昆仑山。”
(4)前文提到的韩文《乙亥随笔》也有“越十年(洪武14年)，山河一统”之语。
《冕宁县志》1994年版第78页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苏州(指冕宁县)入明后，依元制仍置，治所现城关镇，属建昌府，隶于云南布政使，十月改属四川都司。”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洪武14年以前，“建昌尚未归附”，包括当时的苏州卫(现冕宁县)，明朝的势力尚未到达，宝公等不可能来冕。洪武五年，宝公父亲邓愈、周全公父亲周德兴正在征“辰、沣诸蛮”，而洪武十年，宝公之父邓愈征川藏，“穷追至昆仑山。”行军路线应经过今天的甘孜、阿坝一带，宝公等不可能来冕。邓氏端一公谱中记载：“洪武14年以颖国公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征云南”，是与《明史》记载吻合的。正是那次的征讨，才使建昌卫降服。洪武16年，端一公与周、王等另几位公子才进驻苏州卫(冕宁县)，才有了明朝的势力管理斯土。如前文所述，洪武23年，朝廷“追论胡惟庸党”，政治气候不利，边关又需人才，邓、周、王、郑几家王侯后代顺水推舟，请旨来川戍边兼避祸，确乃明智之举。       
    翻开冕宁县各家的族谱，洪武年间来的很多，均记有“应天府兴化县孝感乡猪市（屎）街（巷）X家村”，有的无“孝感乡”，其家姓什么，就写什么村。这是什么原因呢？二十多年前，笔者见到这种多家一个模式的记载时，曾怀疑是先人们不知祖籍而假托的。现在经过考证，基本可以断言，凡是记这种祖籍的家族，一般都是与邓、周、王一同来补镇的军士，他们很自然地将其祖籍记成和三家的一样。                 
    以上考证，因年代久远，又无直接物证，是以史料为依据，用科学的推理方法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欢迎广大爱好者，尤其是邓、周、王三姓族胞提出更新、更有力、更直接的证据，以便补充、修正；如有更过硬的证据，也可以重新论证。王羲之老人在著名的《兰亭序》中说：“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研究历史是一件艰辛而严肃之事，也只有让历史来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