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的举动，竟然始于一个画家的个人努力。尽管如此，对于这样的个人行为仍然毁誉参半。试问，中国的文艺真的已经复兴了吗？
张大千《摹莫高窟晚唐供养菩萨》
2013年11月16日晚8点，中国嘉德2013秋拍举槌开拍，张大千《摹莫高窟晚唐供养菩萨》以950万起拍，最终以1200万的价格落槌，含佣金成交价为1380万。此前估价1200万-1800万，画约3.4平尺，字约1.3平尺。
张大千接触敦煌之前的画风以临摹八大、石涛的作品为主。敦煌之行，是他绘画生涯的一大转折点。张大千临摹了数百幅敦煌壁画，吸尽了唐五代人物画的精髓，更领会了中国中古时期人物画用笔设色的特征，使得大千先生的人物画在短短的三年之间，向前跨了一大步。
《摹莫高窟晚唐供养菩萨》作于1949年，表现出高古、雄伟、瑰丽的唐风境界，其画风超越了其以前所师法的元、明、清三代之绘画大师的成就，从中可清晰看出大千画风的丕变。
在张大千辞世30周年之际，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观音大士》也亮相保利香港秋拍，以4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1100万港元落槌。这幅作品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作，当年还引发过一段“破坏敦煌壁画”的争议。
张大千无疑是近年来各大拍卖会上最热门的中国艺术家，2010年其晚年作品《爱痕湖》带领国内的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在张大千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敦煌之旅对于他艺术道路的意义和对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性，此行被学者誉为“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
张大千出身书香门第，母亲擅丹青之绘，加上二兄张善孖绘画方面的影响，使他具备了走上绘画这条路的充分条件。他的艺术才情不仅表现在工笔、写意、水墨、泼彩、人物、山水、花鸟等绘画方面；在书法、篆刻、诗词等方面也样样挥洒，功力深厚，灵气毕现。
1941年，张大千携家人和几个学生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其间清理出洞窟309个，对莫高窟中许多壁画进行了临摹复原，共达200余件。此外，对洞窟的分类编号也是对“敦煌学”的一大贡献。
后来传出他在临摹壁画时，剥掉壁画的消息，引来不少争议。他在“敦煌”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无论是褒是贬，都已经写进了美术史，况且他本身就是一段丰富的美术历史。他对敦煌壁画的剥蚀和破坏，是让人无法原谅的事实；但他对艺术充满的崇敬和执著情怀，又从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消解了对他的责备和批评。
关于张大千前往敦煌的缘起，有诸多说法，但多指其受到老师朋友的影响和鼓励，对敦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张大千从曾农髯、李瑞清口中听说敦煌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像。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跟张大千谈到，我国人物画顶峰在唐朝，宋代和六朝也有部分佳作，到清朝就后继无人了，因此建议张大千沿着黄河走一趟，看唐宋六朝之作。
1941年3月，在家人与学生十余人的陪同下，张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第一眼看到那些壁画，张大千惊呆了，不禁感叹古人的艺术造诣和壁画的雄伟壮丽。张千先生到敦煌后，深感敦煌莫高窟是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艺术宝窟，请人搬走洞窟周围的积沙乱石，清理洞窟309个。
他随即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开始了时长3年的临摹和研究敦煌壁画的过程。在这3年之间他临摹的作品达270余件，并完成他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关于敦煌壁画》。
在艺术家杨建国追忆张大千敦煌之行的文章中提到，张大千临摹时让助手悬空提纸供他勾描，再转移到画纸上，之后一笔一画照着壁画临摹。显然这为张大千和他的团队都增加了工作量，但为了保护壁画不受损坏，他不惜使用更繁复的程序。
在临摹的同时，张大千痛心于敦煌壁画因缺乏保护而造成的损坏，深感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于是潜心研究洞窟的原貌及毁损情况等，并于1942年向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出保护、修缮的建议，得到于右任大力支持。
194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之后对敦煌的保护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敦煌的作品的研究与临摹为国内外了解和学习敦煌文化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据说关于张大千打掉敦煌壁画的说法，有郑重著文说共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那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
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面有画，宝中有宝。”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面的一层。在剥落之前，他把上面一层五代画临摹下来，剥落后，下面果然是一幅敷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第二种说法：张大千在敦煌期间，重庆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曾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此时已是63岁的于右任，到了敦煌，流连忘返，由张大千陪着观看壁画。于右任的随员、且是敦煌土著窦景椿，在纪念张大千的一篇文章《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中有着这样的论述：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第三种说法：张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命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当时社会传言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并引重庆方面的误解，窦景椿在文章中说出了起因：“适有外来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19、查找史实可知，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是发过一封电报给敦煌县县长，电报中说：“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而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近三年之久。
从电报中，我们还是无法知晓张大千是否打掉了壁画，那么，张大千先生究竟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或者说敦煌壁画该不该打掉？ 石湍1981年在《旅游天府》发表《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一文说，自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余年，从未亲眼见张大千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敦煌壁画的恢复和整理工作做不少贡献。
但现代著名书画大家、书画鉴定专家和诗人谢稚柳说：“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敦煌石窟的墙壁，本是戈壁滩的石子一块块砌成，在壁上画画，先要在墙上涂上泥巴、石灰，把墙壁铺成。由北魏到宋，前来求神祈福的人很多，前人把墙壁画满后，后人再在墙上铺层泥巴、石灰，继续再画。这样，经历若干朝代后，敦煌的墙便由好几层壁画组合而成。
但如今因缺乏保护，敦煌大量艺术瑰宝已被盗和流失，而且没有专门的人来维护壁画，大部分壁画已被风沙雨雪侵蚀、脱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保护与修缮的话，可能会毁于一旦。
张大千先生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一文中也说：“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1949年3月，当时国民党甘肃省参政会对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事，作出了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但此结论，国民党政府没有公开，一直保密。后经大陆研究张大千的专家李永翘先生于1986年8月，查找到1949年的裁决书原件，才使世人得知最终的事实。由此我们可知张大千先生是为弘扬敦煌艺术作出了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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