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德国在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集中营内设有毒气室，化验室和行刑场，多少人的生命被定格在这里，有的甚至只有5岁，10岁，15岁......
令人震惊的是，此时德军还大言不惭，对外界放话，说集中营的生活物资充足，人们有吃有喝，生活惬意得很。
简直是弥天大谎。
其中便有一位名叫安妮·弗兰克的女孩，她用自己的日记本记录了德军的罪行，并且在事后被出版，可谓火爆当时。
对于德军罪恶的行径，让人气愤不已；对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生活的热爱，则让人动容。
而同样和她一起进入集中营的，还有另外一个可怜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在被迫害前说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
安妮
1933年，安妮一家移居到荷兰，父亲被任命为特拉维斯N.V.公司的总经理。
如无意外，家境殷实的安妮，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童年，可惜被战乱摧毁。
德国人来了，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弗兰克因为常年经商，养成了提前捕捉危险的感知力，总觉得集中营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坚决不服从“去集中营”的安排。
于是带着妻女躲进一座偏僻的楼房，在楼内蜗居了整整两年。
后屋狭小逼仄，暗无天日，小安妮就是在这样压抑的环境里生活了两年。
可这并没有磨灭孩子对生活的热爱。
1942 年 6 月 12 日，是安妮的 13 岁生日。
安妮的父母还是竭尽可能给了安妮生日的仪式感，送了安妮一本日记本。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
日记的内容只是记述平常，说的都是后屋一亩三分地的事情，甚至没有任何新鲜好玩的趣事，但依然可以感受到安妮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墙上的字：年轻时安妮的家
地方虽小，安妮却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
关于娱乐，可以收听私有电台，安妮打趣道：“本服务仅供房晚6:00后可以享用。所有电台开放，须知除播放古典音乐节目外，不得收听德国电台。”
关于交流，安妮难得严肃：“说话声音越小越好，最好和蚊子一样小，这是命令！”
关于洗浴，安妮调皮地假装自己是避难屋子的主人：星期天上午 9:00 开始所有洗涤池对所有房客开放。
心情好或者不忙的时候，还会翻译一些外语书籍，就当是补充词汇了，和同龄的小女孩一样，安妮也讨厌数学，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了习题。
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悠闲的生活看起来和避难差之甚远。
在此期间，安妮不是没有听说同胞死于集中营这样残酷的事情，只是安妮选择了乐观面对。
安妮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丑恶，却依然选择热爱这个世界，她的内心是充盈的。
可惜后来就连这份平静都被打破了。
两年后，盖世太保还是搜到了这里。安妮一家和同居的朋友们都被逮捕。
随后，父亲奥托和妻女分开了，纳粹强行将男女分开带走。经此一别，一家人再也没有重聚。
到奥斯维辛的第二天，所有15岁以下的犹太孩子，都被逼迫着走进了毒气室。
安妮因为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才侥幸躲过一劫。
但此时，营地的另一边，另一位小女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女孩是和她的母亲一起运送过来的，孩子很小，还是幼童的年纪。因为不安，整个人贴在妈妈的怀里。
孩子的母亲一边安抚着孩子，一边紧张地打量着四周，手中不自觉地加重力道紧紧搂着孩子。
然而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德军下令成年人和儿童必须分开管理。
说是分开管理，其实就是分别拉到不同的地方处死。
孩子懵懵懂懂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可是母亲顿觉五雷轰顶，发了疯地护着孩子不撒手。只可惜力气终不敌德军，母女俩被生生拆开。
母亲被拉走，还不忘频频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
眼看大人被处理好了，德军此时弯下身来，语气也柔软起来，连哄带骗将一群孩子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土坑前。
幼小的身体被推入坑中，漏下的沙土弄脏了小女孩的衣裙。
孩子的世界里是没有“活埋”这样残酷的概念的。小女孩只知道这个坑又大又深，担心妈妈回来会找不到自己。
于是，女孩艰难地踮起脚尖，肉乎乎的小手就近抓住了一位德军的皮靴，这位德军正挥舞着铁锹埋土，被小女孩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叔叔，可以把我埋得浅一点吗？我怕妈妈找不到我。”
纵使杀人如麻的德军面对这么可爱的孩子，也有了片刻的迟疑，但这一丝人性稍纵即逝。很快，孩子那双美丽的眼睛就被泥土淹没。
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有的孩子幸运地躲过了，有的孩子永远折损在那里。
安妮幸运地躲过了毒气和活埋，可是安妮的母亲弗兰克夫人经受不住折磨，最终死在了奥斯维辛。
安妮悲痛欲绝，心想就算自己死在这里也没什么好怕的，就当一直陪着母亲了。可是随后，安妮和姐姐就被转送波肯奥集中营。
熬过了波肯奥集中营，一个多月后，安妮和姐姐又被送到了波根贝尔森集中营。
1945年3月初，姐妹两人相继感染伤寒离开这个世界。最后只有父亲奥托，幸运地活到被苏军解救。
战争结束后，父亲的朋友将日记手稿交还给他。
这些都是在那天纳粹搜捕之时，安妮眼疾手快，将日记藏在了一堆旧书报纸之中，因为藏得及时，文稿得以保存。
奥托·弗兰克抱着日记泣不成声，仿佛看到了安妮明媚的笑脸。
战争结束后，老父亲致力于《安妮日记》的整理。她把安妮的日记抄录下来，进行整合，在亲友的建议下，整理成书籍发表。
1950 年，一家出版社将日记译成德文出版。
当时德国很多书商生怕政治敏感，根本不敢将这本书放在橱窗里，也没有做任何的宣传，仿佛这本书从未存在。
但是仿佛是天选之子一般，这本书在宣传甚少的情况下仍引起了空前的热烈反响。至今，书已被译成 55 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安妮日记》的影响时间一直延续到和平年代。
很多迷茫踌躇的孩子，读完《安妮日记》之后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个人当下的烦恼与乱世安妮比起来，如沧海一粟，不值一提。
有的读者甚至难以抑制感动之情，纷纷给安妮的父亲奥托写信。
奥托看着这帮和当年的安妮一般大小的孩子，仿佛又看到了安妮的模样，于是完完全全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封封给予回信。
书信往来全是烦恼的诉说，温柔地倾听和温暖的鼓励。
安妮的力量也穿越了时空，跨越了时代。
其中有一位读者粉丝和奥托的来往最为密切。
根据我国记者鄢瑾翻译的一份报道所知，国外有一位女性读者，她从14岁开始向奥托先生寄出了第一封信。
此后二十余年，她与奥托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亲密的忘年交。
缘分的起源来自电影《安妮日记》的女主角的试镜。
此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安妮日记》已经大获成功，不仅限于书籍，甚至世界各地都在翻拍其电影版和舞台剧版。
这位奥托先生的“忘年交”当时才12岁，虽然在试镜中落败，但也因此走进了安妮的世界，成为了《安妮日记》的忠实读者粉丝。
即使隔着油墨书香，也可以让人本能地感受到安妮当时的一举一动。
安妮用那支充满热情的笔，将乱世的苟活描述得温馨浪漫：为了躲避纳粹，她是怎样藏于楼房过着惊恐不安，压抑的生活，宛如“笼中鸟”，直到被逮捕。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直到最后一刻，安妮仍然真诚地相信：人心还是美好的。
读了《安妮日记》的第三年，这位小读者终于鼓起勇气，给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的感动，并做了自我介绍。
奥托当时已再婚，定居瑞士。
这位小读者一点把握都没有：奥托先生会给我回信吗？他能看得懂英语吗？我是否能有机会他谈一谈安妮？
没想到真的等来了回信！195年8月21日，奥托先生来信：
“我已收到您的信，并衷心感谢您的好意。安妮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人们做点好事。现在，在我们的故乡阿姆斯特丹已成立安妮基金会,发扬光大安妮的遗志。
我一直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孩子们的信件，你的信也是其中之一。很抱歉，我恐怕无法答应和你保持定期的联系，你一定能谅解我。不过你看，我还是尽力做到给每个人回信。”
小读者当即回信表示，并不需要奥托先生劳神回信，只要他愿意看，自己会一直写。有的时候写的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烦恼。
可是奥托先生从不让人失望，每当来信内容是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事情，奥托先生会给予非常详细的建议和非常温暖的鼓励。
15岁那年，这位小读者写信告诉奥托说希望成为一名演员。奥托回信说：
“继续练习舞蹈、学习戏剧和文学， 但是这些只适宜成为爱好。以演戏和舞蹈为生是非常艰苦的。”
很快，小读者长大了，转眼上了大学，长成了任性的女孩，随心所欲地不停换专业。
当她从舞蹈专业转到戏剧又转到英语语言文学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她失去了耐心，只有奥托在她身后，他比任何人都好脾气，耐心地等待做出最后的决定。
他一直是最远但也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当她和未婚夫不顾众人的阻拦决定举行婚礼时，奥托在信中说：“不用介意别人对这件事的不满，最重要的是你们是否适合对方，是否能充分尊重彼此的不同。 ”
1968年，这一年对于这个女孩特别困难，恰逢肯尼迪遇刺身亡，世界更加笼罩了一层灰色。女孩给奥托写信：
“马丁·路德·金被 暗杀了，肯尼迪家族两个人都死在恐怖分子的枪下，猫王也死了，他们太惨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怎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育我的孩子？”
奥托回信说 ：
“别灰心，我记得曾经在书上看到一句话，即使明天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也要在今天栽下一棵树，生活总是要这样继续下去，你的孩子也许能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奥托的乐观和信心鼓舞了女孩，现在她婚姻幸福，育有两个孩子。
期间，女孩特意跋山涉水前去拜访奥托先生。
从未见面的二人，在见面的那一刻，竟然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没有多余的冰冷的客套，奥托先生自然地接过女孩的行李，仿佛多年没见的父女。
踏进奥托先生家里的那一刻，女孩震惊了，角落里堆满了信件，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写满了不同种类的语言。
有的已经时隔多年，文字都已模糊，有的信件甚至还做了标注和笔记。
其中有一封，竟然就是自己14岁时寄出的第一封信！一时之间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从这以后，这对忘年交又通了两年的信，直到有一天，女孩收到奥托妻子写来的一封信 ：“ 我们挚爱的奥托已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的朋友......”
不知道奥托先生温暖了多少人。虽然他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却一直用父亲的爱温暖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
虽然来信的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然而冥冥之中有一根线把所有人连为一体，那就是《安妮日记》
安妮的爱带着普天之下的孩子们陪伴父亲奥托走完了余生，她的父亲奥托先生也把对安妮的爱分给了每一个需要爱的孩子。
只可惜安妮没有活到被解救，不然她还可以继续提笔写日记，必然能揭露德军的恶行。
但是，安妮没有做到的事情，有两位少年做到了。
奥斯维辛的一个平常的下午，少年威斯勒和费尔曼神情麻木，机械地搬运一具具尸体。
他们在为死去的囚犯记录姓名，编号，死亡时间和死亡方式，再将这些尸体搬运进停尸房。
这就是他们在集中营的工作。
在这里，纸和笔都是稀缺之物，幸好两位少年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悄悄记录下德军的所作所为。
再将这些资料偷偷藏起来，挖一个深坑，将资料藏好，再盖上木板掩护，同时也为自己留了藏身的位置。
停尸房又臭又冷，德军绝不屑踏足，也就不会被发现。
少年心中早有了主意：趁晚上看守最薄弱的时候逃出去！将德军的罪行公之于众！
夜色很快降临，少年也藏身于停尸房的木板下，静待时机逃出生天。
要知道从未有逃出集中营的先例，这实非易事，夜间点名的时候，德军很快就发现少了两人。
于是立刻发送信号弹，全营警戒，搜捕二人。德军带着军犬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片区域。
很快，军犬嗅到了停尸房的木板，威斯勒和费尔曼死死捂住口鼻，不敢发出任何的喘息。
好在费尔曼早就在木板上洒满了烟草，再浇上漆黑的机油，这才骗过了军犬的鼻子，逃过一劫。
德军见搜查未果，大发雷霆，将怒气全撒在了集中营的囚犯身上。
首先遭殃的两位少年所在营区的监工，被德军扒光了衣服，按在地板上狠狠抽打，逼问出逃少年的下落。
监工实在不知，只能哭喊着告饶。
透过木板的缝隙，发生的这一切都被两位少年看得一清二楚。更加坚定了其出逃的决心。
机会很快来临，一是因为久寻无果，德军也懈怠了，二是当天夜晚，轮岗时间新官上任，威斯勒和费尔曼借用换岗的鸣笛声作掩护，小心翼翼爬出木板。
怕被发现，只能在地面匍匐挪动，终于爬出了防护网，身上早被扎得遍体鳞伤。
顾不了这么多了，两位少年靠着无法想象的坚强意志，忍饥挨饿，耗尽所有体力，终于来到红十字会求助！
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大为震惊，寄给奥斯维辛的两千多吨的药物和衣服竟然没有一个囚犯享用过。
两位少年迫不及待地拿出来铁证：德军要求他们记录的工作日志，也就是记录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人数，死者姓名，编号，死亡方式的那份资料。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负责人沉默良久，震惊到说不出话，他郑重表示会找媒体对此事做出严正的报道。
报道一经发出，被关押在布达佩斯的即将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2万犹太人，立刻终止押送。
也就是说，两位出逃的少年九死一生带出的情报，拯救了12万人的生命！
威斯勒和费尔曼用自身的微薄之力拯救了数以万计的受难者免于死亡。
无论是威斯勒和费尔曼，还是安妮，还是奥托先生，都用自身的萤火之光，照亮了一望无际的黑暗。
正如《风声》所说：“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只得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身陨灭，但灵魂将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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