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旭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集中力量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得和苏联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从何入手呢？他需要调查。调查时，他始终把广东作为重点之一。
1954年11月，毛泽东来到广东省搞调查研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东省长林李明一直全程陪同毛泽东。一路上，毛泽东认真听着广东省二位领导人以及随时被叫来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这次，毛泽东听了许多部门的汇报，但重点是经济部门。
毛泽东听汇报有个要求，就是要讲真话。陶铸深知毛泽东的性格。他要求广东被叫来向毛泽东汇报的干部，在毛主席面前，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有顾虑。要顾虑，就是顾虑讲假话。讲假话，到时候站不住，毛主席就再也不会听你的汇报了。当时广东省的干部都知道了毛主席的这个要求，记住了陶铸的话。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不管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都实话实说。毛泽东对这一点很高兴，他说，他非常愿意听这样的汇报。
毛泽东听汇报时，不光对广东省的情况感兴趣，也对在广东旁边的香港感兴趣，他还专门听了香港情况的汇报。一天，陶铸、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又一次向毛主席汇报了香港的经济形势。他们说：香港是资本主义，但经济形势并不是像宣传中说得那么糟，而是很好，特别是游资多。原因是：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自由香港，短期内，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富贾们将资金移至香港后，除部分低息贷给当地企业使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时间竟很难找到用户。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没有想到，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帮了香港的忙，富豪们把钱都拿到香港来了，这好嘛！毛泽东深思了一会儿，提出了一个思路，他说：外国的游资到香港这么多，我们也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工厂企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之内就能赚回来，再还给人家。毛泽东还说，这样对双方有利，我们用人家的钱，办了工厂，他们的钱也生了利息。更主要是对我们有利。我们办厂缺少资金，靠我们自己积累资金，速度慢，香港有这么多游资，我们应该利用。说到这，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坚定地说：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毛泽东对陶铸、林李明讲了这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失去警惕性，要准备对付美蒋，但是，认为世界大战马上就要打起来，原子弹马上要从头上掉下来，也不对。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搞建设，在沿海地区，我们要抓紧搞一些轻工业，加快积累，几年就能收回投资，用香港的游资，发展我们的工业，何乐不为？毛泽东在1954年就谈到的这些意见，正是他后来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基础。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4年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分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毛泽东还认为：应“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毛泽东不光思考问题很深，看得很远，而且，他的思考带有连续性。
陶铸和林李明二人商议了一下，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一个利用香港游资发展广东省的轻工业的意见，他们把这个意见写成了一个简要的汇报提纲，在继续陪同毛泽东视察时，专门向毛泽东谈过。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了他们的思路，听后觉得很好，又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看了他们的提纲，毛泽东看后，心里很高兴。但作为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不能立即就轻率地表态。他自己要思考，也要回北京去征求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在视察广东时，一直在思考着陶、李二人的意见。这使他形成了利用香港资金，使广东得到特殊发展，即将广东当作一个大特区的初步想法。
毛泽东与陶铸临别时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 量。”据说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
中央到底是怎么样研究的？毛泽东是否也有遗憾？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毛泽东早在1954年底，就有要办特区的打算，而且，他的思路，是把整个广东省办成一个大特区。这个大特区，是以吸收香港游资办自己的轻工业为主要特点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这个思路确实是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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