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阿信虽然在出版社里工作，但是心中一直都有一个question，咱不敢问也不敢说：
每次看到编辑们欢天喜地的在作者介绍里写到“×××，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发表文章××篇”，仿佛这是一种将作者“封圣”的最简便的方式，瞬间有种高大上的感觉有木有！
（虽然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官方定论，但是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于将《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细胞》（Cell）并称为世界三大顶级期刊。）
潜台词就是在说，《自然》，不容置疑地代表着地球上学术的最高水准。
但是这样说，真的对吗？
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不少科研机构更是将在《自然》上发表论文当做“站在人类自然科学研究最前列”的标志和研究者进入精英研究机构的敲门砖。
在《自然》上发表一篇论文，其难度和事后的回报无异于古时候被点中一次“翰林”。这样做，真的合适吗？
今年是《自然》杂志创刊150周年纪念。阿信借着这个机会，仔细梳理了一下这本国人眼中的“学术神刊”的发展轨迹，在纪念它的伟大的同时，阿信觉得，其实我们对它的误解还是不少的……
《自然》杂志隶属于英国自然出版集团（而它又属于麦克米伦出版集团），每周一期，在风云跌宕的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从来不开天窗、不停刊，光凭这一点就已经是期刊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了。
但《自然》杂志作为一本盈利性的刊物，最重要的任务无疑就是扩大发行量、实现盈利。也许是由于《自然》确实对于学术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外行看上去，会把它误解为是一份“学术期刊”。
那么《自然》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期刊呢？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在《〈自然〉百年科学经典》的中文版前言中说得非常清楚：
“在《自然》初创的前几十年里，它更像是一份‘科学新闻’，在报道新颖研究和学术会议的同时，也报道了至少同样多的杂谈、传闻和奇闻轶事。”
阿信2019年9月28日截的微博图，不得不说，《自然》的科学新闻确实挺好玩的。
也就是说《自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份严肃的学术期刊。和普通媒体一样，用“博眼球”、“吸流量”的方式取悦读者，从而刺激发行量，也在《自然》的出版运作逻辑之中。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自然》的出版历史中，发表出了不少“臭名昭著”的文章，比如说关于“水的记忆”和名噪一时的“冷核聚变”的文章，这两个事件现在基本上被科学共同体界定为骗局。
为此颇具娱乐精神的《自然》还结集出版了《枕边<自然>：科学史上的天才和怪异》，这本书收录了1869年到1959年的90年间发表的文章，并且有着大量正式发表在《自然》杂志之上，但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错误甚至是荒谬的文章。
到了1999年，《自然》则与时俱进，开辟了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的新专栏，专门刊发原创科幻作品。到2006年《自然》已发表了不少于156篇科幻故事，有些严肃，有些异想天开。
杂志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在后来的一篇社论中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表示，（希望）它们为读者带来愉悦——值得关注的是他接下去的这句话：
那正是关键所在——科幻在当下意味着娱乐。
（And that's the key——SF is meant to amuse in the present.）
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说，《自然》是一份与时俱进的不那么严肃的“学术期刊”呢？恐怕不能！
一本期刊之所以称为学术期刊，是因为它有着非常严格的学术审核机制。但是，《自然》既不实行学术同行的匿名审稿制度，也没有编委会。
《自然》杂志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自然>百年科学经典》前言中，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对理解《自然》杂志的性质至关重要：
“我们在编辑方针上是独立的，我们应当发表什么内容由我们自己来判断。关于作者所投论文的决定，由我们与专家审稿人协商作出，但我们没有编委会， 所以我们经验非常丰富的编辑人员可以不受约束地就哪些论文会对不同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做出自己的判断。”
现在的《自然》杂志是“一个集记录科学与将科学的最新进展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为一体的出版物”——这样的刊物非常接近国内通常意义上的科普刊物。
但是，“科普刊物”这个定位，并不能抹去《自然》杂志的伟大功绩。而这一切都要从约瑟夫·诺曼·洛克耶爵士说起……
约瑟夫·诺曼·洛克耶爵士，一位科学大神：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知名天文学家，还是氦元素的发现者之一。
在诺曼·洛克耶爵士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和技术备受推崇，科普杂志是每一个斜杠青年的标配，钱景，一片光明。
1869年，诺曼·洛克耶说服经常为他出书的英国著名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仿照当时十分成（zhuàn）功（qián）的一本杂志《美国科学人》（创刊于1845年，现在已属于自然出版集团），创办了《自然》，而作为创始人的他则同时兼任首位主编。
1869年11月4日,《自然》 （ Nature ） 杂志正式创刊，诺曼·洛克耶爵士邀请他的好基友，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写了创刊词，赫胥黎引用歌德的诗“NATURE”作为开篇。歌德的诗充满了对自然满怀激情的歌颂和爱慕,也透露出对神秘自然的困惑、彷徨和无奈。
诺曼·洛克耶爵士希望“（男性）科学人士（men of science）”撰文向普通大众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显然当时也有女性科学人，但是她们并未得到承认——当时这种情况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
虽然洛克耶本意如此，但是短短几年后，画风就被直男科学家们给集体带偏了。他们的写作严肃、内容沉闷，《自然》杂志更像是科学家群体自娱自乐的圈内读物，在“高冷正经”+“读不懂”的路上越走越远。
不出几年，1872年，《自然》杂志的一位非科学家读者查尔斯·金斯莱终于忍不住了，他给洛克耶的一封信中写道：
“ 我希望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自然》）。”
《自然》将重心放在服务于专业的科研群体。虽然让它损失了数量可观的大众读者，但另一方面也给它打下了非常牢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的根基，能够集聚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刊发出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章。
达尔文
例如，科学家中的王牌——达尔文，在1869年《自然》杂志第三期刊登了《冬季灌溉作物施肥》一文后，此后的十年里，他将发表的71篇作品中的41篇都刊登在了《自然》杂志。
还有，你可能想不到，早在1881年的光绪年年间，首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人——徐寿的文章，就是因为推翻了著名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在声学中的定论，纠正了伯努利定律而得以发表的。
徐寿，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
此后，《自然》的声誉总是与它发表过的那些科学史上的重要论文联系在一起：
中子的发现（1932），核裂变（1939），DNA双螺旋结构（1959），板块构造理论（1966），脉冲星的发现（1968），南极上空臭氧空洞（1985），多利羊的克隆（1997）……
但是《自然》杂志在当今国人心目中近乎“神刊”的地位，却并不是由它在学术史上这种高冷的“丰碑式”的存在所赋予的。
说《自然》杂志只是一本“科普刊物”，无论是从人们既有的认知角度还是从现实中的影响力排名来看，都有点“反常识”。
因为我们之所以对《自然》杂志始终抱有着一种来自底层的仰望，关键就在于：《自然》杂志让中国学术期刊望尘莫及的高影响因子和排名。根据汤森路透集团的发布：
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为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7；
2018年，它的影响因子为41.577，在SCI期刊中排名世界第11位。
那我们国家如何呢？迄今为止，中国的学术期刊还没有一本的影响因子能超过20。
可以说，正是“影响因子”将《自然》杂志捧上了神坛。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阿信在数据引用中特地加粗了“根据汤森路透集团”这几个字眼？这就对了，因为“影响因子”这个产品的知识产权，本身就在人家手中。
也许你会问：不对呀，“影响因子”这个东西，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出品的呀？
不错，这确实是一个听上去很官方、像是“科学界权威机构”的名字，但是早在1992年就被打包出售给了汤森路透集团。
时至今日，“影响因子”更是已经被推广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它不仅是一种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的指标，而且也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但让人吃惊的是，在“影响因子”这个游戏概念刚刚兴起的1974年，《自然》杂志这本今日科学界的“神刊”的影响因子其实只有4，排名世界38。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影响因子这个“数据”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想不到，评判学术思想和学术期刊价值的，竟然是一条逻辑如此简单粗暴的公式。
按照ISI确立的影响因子算法标准定义：期刊X在前面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分子），除以期刊X在前两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总数量（分母），即为期刊X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其中“源刊文本”指的是该SCI期刊发表的所有文本，而影响因子算式作为分母的“学术文章”，即“引用项”，根据1995年度重新确立后沿用至今的准则，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和“综述评论”。
结果就是，在一期《自然》的所有栏目中，真正被认定为“引用项”的仅有3个栏目：“通信”栏目、“论文”栏目和“综述评论”栏目，而一期完整的《自然》中，剩下的15个栏目全都是不计入“影响因子”考核的，相当于是在注水。
也就是说，只要算盘打得好，影响因子就能一路往上跑，核心方法就是分子做得越大越好，分母压得越小越好。《自然》不仅是这么想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1949-2014年，《自然》杂志全年“引用项”与影响因子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穆蕴秋,江晓原.不公平游戏：“两栖”SCI刊物如何操弄影响因子——Nature实证研究之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24卷.）
简单点来理解，以《自然》杂志为代表的国际顶级期刊，表面上不断增加刊发文章的数量，但是暗地里，却在人为地限制“真正有用”的论文的数量。
这种'潜规则'就好像是设计师设计的限量版手袋，不是产不出来那么多，纯粹就是为了以此抬高身价地位。
“影响因子”背后是商业机构希望通过包装自身学术形象进而盈利的企图心，更重要的是，这种依照数据所建立起来的话语权，已经远远超出商业盈利需求，而逐渐建立起了一种谁都奈何不了的“学术霸权”。
兰迪·韦恩·谢克曼
获得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韦恩·谢克曼，当年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抨击三大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选材'浮华'，用'不恰当的激励损害'科学研究，误导年轻研究人员只确信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是在顶级期刊之一发表论文。
他声称，这些'奢华'的期刊鼓动许多研究人员偷工减料走捷径、追求时髦领域，而不是做更重要的工作；误导学术界一味追求发表所谓'博眼球'的科学成果。
文章暗示，由于顶级刊物的运行者是编辑而不是科学家，所以往往最浮华的文章得以出版，而非最好或最有意义的。
《自然》杂志150周岁了，我们当然应该感谢它为我们时代和人类文明的长足进步所作出的贡献。
但是以《自然》为镜，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学术和思想而言，通过简单有效的公式对学术价值进行数据量化会在带来沟通、评判效率提升的同时，将背后最宝贵的东西——人类自身的思考方式和经过时间检验才能逐渐凸显出生命力的学术观点，以非常粗暴的方式淘汰掉，这真的是对学术价值本身的回归吗？
参考资料：
[1].Nature at 150[J].Nature,2019,1.
[2].Jan Witkowski,陈靖（编译）,引领科学150年的《自然》杂志[ol]知识分子.
[3].穆蕴秋, 江晓原. 《自然》(Nature)杂志科幻作品考——Nature实证研究之一[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1(3):15-26.
[4].穆蕴秋, 江晓原. SCI和影响因子:学术评估与商业运作——Nature实证研究之三[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3(5):68-80.
[5].穆蕴秋, 江晓原. 不公平游戏:“两栖”SCI刊物如何操弄影响因子——Nature实证研究之四[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4(2).
[7]穆蕴秋, 江晓原. 从SCI综述文章引用规则看中国期刊与国际接轨现状——Nature杂志实证研究之五[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7].诺奖得主抨击《科学》《细胞》《自然》三大期刊. http://media.sohu.com/20131214/n3917887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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