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多次提到“淮上客人”。第二回写道，西门庆又道：“你儿子王潮跟谁出去了？”王婆道：“说不得，跟了一个淮上客人，至今不归，又不知死活。”第十一回写道，桂姐道：“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个客人包了半年，常是接到店里住，两三日不放来家，家中好不无人。”第八十六回写道，“那王婆，自从他儿子王潮儿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车的一百两银子来家，得其发迹。”
“淮上客人”，其实就是奔走在全国各地的淮安商人，这是外乡人对淮安商人的统一称谓，就像我们今天称浙商、温商一样。我们先看与王潮儿有关的这位“淮上客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这位淮安商人肯定是会挣钱的主，不然王潮儿不会死心塌地跟着，连家里的口信都不回；第二，这位淮安商人生意做得很大，因为被王潮儿拐来的是“起车的一百两银子”，“起车”银子就是预付的货物运费，一百两预付运费，可见得买卖的货物之多。另外，第十一回的描写也告诉我们，淮安商人是当时社会的富裕阶层，所以他们能够花天酒地，院里包养妓女，还把妓女接到自己店里居住。
没有后方发达的商业经济作为后盾，淮安商人是难以在外地做成大生意的，《金瓶梅》的这些描写，是与史书上记载的淮安当时的商业发达情况相一致的。
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据朱绍侯先生主编的全国本科院校通用教材《中国古代史》载，明代初期，淮安是与南京、北京、苏州、杭州、成都、重庆并列的全国33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到1429年（宣德四年），各地市肆门摊税增加五倍。可见，明初城市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打破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一元经济结构。而此时的淮安，是与济宁、扬州等并列的运河沿岸七大主要商埠之一。以至于明王朝在这块土地设卡收取船料税，凡受雇装载货物的船只，要量船大小长宽纳税。
在谈到地方经济特色时，《中国古代史》列出了六处既是交通中心，又是贸易中心的城市，即长江两岸的武昌、汉阳、荆州和运河两岸的天津、临清、淮安。到了明代中晚期，淮安在运河船岸的商业地位达到了独树一帜的地步。
以与扬州比较为例，据《明史·志第十六·地理一》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4年），淮安府编户八万六百八十九，口六十三万二千五百四十一，而扬州编户一十二万三千九十七，口七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五。从户口上看，明初扬州的城市规模大于淮安。但到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扬州有户一十四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口八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六，而淮安编户虽只有一十万九千二百五，但人口却达到了九十万六千三十三，比扬州多达八万八千一百七十七口，此时淮安城市规模，应该说大过了扬州。另外，从户数比扬州少，人口却比扬州多的情况看，说明淮安的流动人口大大增加，这正是淮安交通中心、贸易中心城市重要地位的实证。
明代淮安商业的发达，在一些文人墨客的诗中也得到了体现，如永乐年间官拜少子少师的诗人姚广孝在《淮安览古》中写道：“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一句“客多游”，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古楚淮安、运河两岸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明正德丁卯（1507年）淮安探花蔡昂在《淮阴曲》一诗中也写道：“淮浦高楼高入天，楼前贾客常纷然。”“贾客常纷然”是南北商人在淮安汇集奔走的真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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