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业师金少逸先生，原名振声，从医后对晚清名医雷丰(字少逸)佩服得五体投地，故去振声而改名少逸。我镇四乡八邻，知“少逸”者，众；唤其“振声”者，寡。雷少逸所著之《时病论》，对于温病、时病，阐述详细；所载治法与成方多有实效。春末至初秋，业师用得最多的是雷少逸推崇的“藿朴夏苓汤”。此方与藿春正气散相比，祛湿、利湿功效更大，对南方潮湿气候所致的湿温，湿热等常见病症更有针对性，收效亦快。我受业师薰陶，从医四十多年来，一张藿朴夏苓汤加减方，亦从季春用到中秋(指治疗时病)。在乡村当一名中医，所治之病大多是时症，《时病论》在所必读。现在回味，业师行医数十年，名气日增，也是得益于《时病论》；用活了《时病论》。
业师被人揶揄为“三快先生”，即吃饭快、走路快、写字快。这是业务忙、出诊多、行路长所逼出来的。我62年9月中旬起，给他背药箱、抄方。当时我家境清贫，家里还是替我做了一件斜纹蓝卡其的列宁装罩衫，打扮一下；第二年春天，此衣的右后盖已被药箱磨得发白了。这须多大的摩擦力呀！跟着师父出诊，行色匆匆，脚步如飞；走路多，说话少。有时也讲，很少谈及中医经典上怎么说，怎样去理解。讲得多的是掌故、趣闻及一些实用的东西。有次去他老家旁边的村庄出诊，他问我这“三九村”怎么得名的吗？我摇头。他说：此名我起，二十七户人家，分散在几个小宅基上，以姓取名，各自必争；三九者二十七也。从他口里我知道，解放前他虽做了几年保长，但没有“吃鱼吃肉”。初解放，他协助新政府在乡村政权建设上出过力。三九村是他起的名；民安、岳和也是他定的名，(现在，那两个村的人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我跟师一年，“三快”学得最到家，时至望七之年，想慢还慢不下来，惯性之作用也。
业师从不接受病家之馈赠；也不在病家吃饭。有时半夜出诊上门，病家端出两只糖滚蛋，他坚拒的多；吃了，道谢再四。(对此，我钦佩他。学他样，开始尚行，后来就“坚守不住”了。“红包”，我视之为祸水，这原则我不放弃)。就是师父这样的一个人，“四清”中因其“历史问题”被扫地出门；回家替生产队养牛，接受群众监督。“文革”后，落实政策，回医院再当医生，剑锋已平，难以削铁如泥。无何，退休回家，以看报、下棋渡其晚年。
丁一帆先生是我业师之师弟，业师师从丁先生之父，所以才这样称呼的。业师回家后，丁先生从塘外卫生所调来，我们俩在一个科室，相处了很长一段时期。丁先生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有儒者风范；平时不苟言笑。不像我业师那样，不时“放炮”，常常直言。假如领导下巴上粘有一粒饭米，业师会当面指出，甚至可上去替他拿掉。丁先生则不然，视而无任何表情；言左右而顾其他。所以，丁先生虽出身不好，头上也戴有“帽子”，能平安涉险，明哲也。
我把丁先生亦当自己的师父，尊敬他，师事他。他刚调来时，很多人说他用药“温吞”，不像我业师那样“三板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温吞”有温吞的力道，中医称之谓“少火”，即俗说之“一个稻柴团，炖酥一只老母鸡”是也。吃他的“温吞”药，病也好得很快。从此，找他的病人多了；他的威望也高了。我的祖母患病，他以补北泻南的黄连阿胶汤，三帖而瘳。为此家父让我好好向丁先生学习学习真本领。丁先生告诉我：用附子时必须用白芍监制。我很少用附子，若用，必加白芍。丁先生对我说：对于胃口不好的病人，不用当归；当归味浓性窜，呆胃。这条禁令，我执行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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