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现过或涉及过的吗，这有何稀奇呢？依我看，不同的是，这部小说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小说是反知识分子写作的，它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
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刘震云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说话是人的心灵密码，深奥难测啊。曹青娥说了一辈子的话，终于不说了，让百慧来说；牛爱国能解读母亲的心愿，但他买手电的解读又是错的；最后他在床下找到了一封信。“牛爱国一开始没哭，但后来因为没明白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而自己搧了个嘴巴，落下泪来”。所以，《一句顶一万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表现人的这种渴求和热望，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这是一部用极端形而下的写实笔墨来传达极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作品。形而下不但表现在写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琐，亲与疏的烦恼，爱与恨的纠缠，而且写了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生存相。像杨百顺，他不断地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无奈，几乎可以看作北中国农民的一部流浪史，悲怆命运的缩影。
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写了无言的憋闷，人与人的难以“过心”，写了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友爱，挣脱困境的千古难题。我们也可以说，它写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像“面子”是中国人的性命般要紧的东西一样，能否说得上话，能否说得着，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发现。在经验的无物之阵中，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威压下，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而活着。也可以说，亲情、友情、爱情，支撑着一个人的精神，自古而然。但它历来难求，至今尤甚。所谓诚信缺失，友爱难求即是。有时，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并不拿你当朋友，何其痛哉！刘震云就是这样探索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苍生们的精神存在方式。
刘震云的叙述是有魔力的，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语句简洁，洗炼，却是连环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的句法。比如，说她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真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在北京的哪个角落。如此等等。这种言说不是颇有魅力和吸力吗？但我又想，这里有无缺乏节制的问题？有无话语膨胀的问题？作者是不是也沉浸在这种言说的快感中，自失而不能自拔？当这种连环套式的言说本身成为目的时，有些章节是否会显得空洞？
无论怎样，我都认为这是一部当代奇书；而刘震云，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有着独特而尖锐个性风格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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