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孔教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并以其严密的礼制维系着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忠君守礼思想为最高统治者所青睐，认为有利于为其独尊的地位赋予合理色彩，另一方面，仁爱思想也被百姓所认可，成为处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准则。
因此，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主宰地位，然而，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渗入，传统的孔教儒学体系面临挑战逐渐崩塌，最显著的标志当属科举制度的被废除。今天我们就来梳理科举制度的废除经过，从中探究儒家地位的动摇。
孔子
科举制度是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实际上与儒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从明朝以来，统治者权利空前集中，对思想的控制和禁锢也达到了顶峰，明朝严格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范围需要来源于儒家经典，对儒学定义的阐释也必须遵照《四书五经》，不得掺杂自己的见地与解读。
此外，行文格式也有个严格的要求，即对仗工整的八股文。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考察考生儒学水平的制度，科举也成为儒生走向仕途的最佳途径。因此，从明朝以后，我们从科举制度的变化上，也能够窥探出儒学在思想领域地位的变化。
光荣榜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昔日的蕞尔小国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这一文件大大侵害了中国的利益，消息传到中国，当时进京赶考、立志走入仕途的举人们被激怒，其中，以康有为的愤怒情绪最为激烈，他慷慨陈词地提出了“变法、迁都”等提议，并号召其他举人在提议书上共同签字，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痛陈了科举制的弊端，他认为一种制度的产生应该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满足人的需要。
摘取《实理公法全书》：“凡一门制度，必取其出自几何公理，及最有益于人到者为公法，其余则皆作比例。”
他认为，应该用一种新的制度化的方式以保证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力，从而挽救在社会上出现的“人心变坏”的风气，同时，康有为希望通过改变科举来抵制同西方侵略者一起来到中国的“异教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康有为反对的并不是儒学本身，而是已经僵化了的，失去选拔实用人才功效的科举制度。
康有为
在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详细构想了孔教的改制运动，并向光绪皇帝呈交《孔子改制考》，在这本奏折中，康有为提出孔教的改制措施包括设立孔庙、向海外传播儒家思想等，总的来说，康有为对于孔教改制的思路是十分清晰的，一是想通过发扬儒学，巩固其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以抵制信徒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基督教，二是将国家衰败的原因归咎于科举制度上，认为科举制度使儒学丧失了活力与生机，应改科举以扬儒学。
总之，在19世纪末这一阶段，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对儒学体系本身产生过排斥，他们所要革新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外显的科举制度上。
康有为所提出的“托古改制”表面在于改造科举、发扬儒学，实际上是为其变法提供理论支撑，将传统的中国儒学与西方制度进行对比，从而为西方制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找到一个支点。然而，就连康有为也知道这种做法是牵强的，他也曾经道出他这样做的目的，那就是既引进西学，又维护儒学，要保持社会思想的稳定，为变法的实施扫清障碍。
康有为“托古改制”
摘取《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速筹全局折》原文：“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途，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
那么，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的思想就十分明显了，那就是认识到了科举同儒学的联系，他认为，要深刻关注引进西方制度，就要废除今之旧制度，而在当今之种种旧制中，科举被全社会知识阶层、士大夫阶层，甚至是朝廷官僚阶层所维护，原因在于他们诞生于这个制度当中，而作为科举的唯一考试内容，儒学自然也得到了这些阶层的拥护，改革科举，不是简简单单的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它牵连的更是整个社会思想信仰的改变与导向。
因此，康有为迫切地想在推行西学时尽量保持社会上思想的稳定，避免带来大的震荡，而是要将新制度和旧儒学融合起来，让旧儒学成为改制的生长点。
不难看出来，在这一阶段，虽然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仍旧肯定儒学的重要性，也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儒家思想，但改革变法与遵循传统本就是两个方向，必然会发生冲突，也必然会以一方退步而告终，那么在细化滚滚潮流中，不可避免地，儒学的统治地位逐渐被动摇了。
袁世凯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同时，外国侵略接踵而至，晚清政府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当时的清政府和清军已经没有能力应付当时的局势了，从财政上看，国库早已空虚，连年的战争赔款已经使清政府不堪重负，这使清朝统治者深感局势的紧迫性，想要尽快摆脱这种被动的情况。
那么，在20世纪初，如何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地主阶级面临的首要课题。当时，主张洋务的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继续上书慈禧，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的种种方案。
此外，在危机的形势下，原本倾向保守的馆员也逐渐站在了洋务派的一方，有官员上奏提出中国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应当变法，加之外国的敦促，这些都对慈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在1901年慈禧宣布新政实施。
摘取《汇报》原文：“中国之制度……奉行日久，不能无弊，于是一切政令皆不能不变；愿自至以往，维新者当实事求是，守旧者毋至死不变，同心以谋富强。”
在新政期间，关于教育文化方面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废除科举、开办学堂，此举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904年1月朝廷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废除各地的武试、会试，并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
光绪年间留学生合影
摘取《清朝续文献通考 选举考》原文：“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会试，一律永远停止。”
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同时，学校教授的科目也与西方接轨，匹配新的教育制度，那么，儒学就推出了历史舞台，被数学、英文、科学等近代学科取而代之，这是中国教育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巨大震荡。
从新政开始，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儒学在乡里民间虽还具备它根深蒂固传统带来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是随着新政的实施而逐渐减小的，儒学作为一种民间的传统信仰已经遭到了来自政府自上而下改革带来的挑战。从新政以后，孔儒学堂日渐减少，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同时，出国留学也成为了一种新风尚。
儒学思想是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人的品格和智慧，其不愿言神秘而侧重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日常性，是它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学是以家族伦理为道德的体制，是我国封建时代宗族制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当这种稳固的宗族根基或者封建根基遭受到冲击和震荡时，儒学作为一种上层思想建筑必然也逃脱不了被动摇的命运。
戊戌变法史料
无论是康有为的戊戌变法还是20世纪初统治者主导的新政，每一次都是对儒学地位的挑战，在新政期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在序言中写到：“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强调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这实际上就是在告诫人民摆脱传统孔儒礼制的桎梏。
往后，虽有袁世凯、张勋等人企图复辟，并又将尊孔复古的口号提出来，为其独裁提供理论支撑，但在陈独秀等新文化者的宣传下，复辟者很快连同他的尊孔退下了台，由此，孔儒与逐渐演变成为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对立面，孔儒成为了落后、封建的代名词。
至此，儒家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被动摇，儒家的影响力再也不足以与制度挂钩，也不足以用伦理道德约束和构建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戊戌变法文献汇编》《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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