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海海禁，想必大多数人会有两个印象：首先，海禁是一个危害极大的政策，正是因为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导致中国在近代之后极大地落后于西方，导致中国受到西方的侵略。其次，海禁主要是在清朝实行的制度，而在清朝以前，海禁是比较少的，甚至还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远洋壮举，这与海禁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做法。
海禁的确是一种危海极大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并不是在清朝之后才开始实行的，早在明朝初期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中国就已经开始实行普遍的海禁制度。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明朝不是在永乐年间还有大规模的远洋活动吗？郑和下西洋不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吗？为什么海禁政策会在洪武年间就开始了呢？
实际上，郑和下西洋与海禁政策并不矛盾，海禁政策主要针对的是民间，主要禁止的是沿海的普通民众，而郑和下西洋则是官方行为，为的是宣扬国威、进行朝贡贸易，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
本文的目的，便是向读者展示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明初之所以行使海禁政策，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统治者缺乏远见，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古代王朝的传统政策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综合影响下，统治者所作出的一种政策选择。
明朝海禁政策实施景象
明朝之所以实行海禁，并非仅仅是因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或对外开放存在偏见，实际上，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明成祖朱棣等人对于对外宣扬明王朝的强大还有着超出一般帝王的兴趣，自明太祖洪武年间明朝就已经间接派出使者出使海外，到了明成祖期间更是出现了使者大规模出使海外的情况。应该说，明初的统治者并不存在对于海外贸易的偏见。
明初实行的海禁，主要是针对普通的百姓，禁止民间自行进行海外贸易，而之所以施行这种政策，实际上同明初所面对的海上威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明初时明王朝仍面临着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余部在海上的威胁。当时，虽然朱元璋率领的义军基本上已经击败了其它各路义军，统一了全国，但是，仍然有张士诚和方国珍的余部逃往了孤立于陆地的海盗，继续与朱元璋为敌，继续与明军作战，不愿意投降。《玄览堂丛书》记载：“及张士诚、方国珍分据东南海上，而遗孽窜岛中，两浙、淮阳驿骚矣”。
明朝海禁前的海上景象之千帆过尽
当时，张士诚和方国珍的军队虽然受到重创，但是仍有相当大的势力，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推翻明朝的统治。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吴元年（1367年）四月，上海人钱鹤皋“遂结张士诚故元帅府副使韩复春、施仁济，聚众至三万人，攻府治，剽掠财物”。朱元璋为了镇压，甚至派出了手下的大将徐达亲自前往。张士诚和方国珍还勾结当时沿海的倭寇，对沿海的城镇进行骚扰。
据史料《明纪事本末》记载：“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水不被其害。”
同时《靖海纪略》也记载：
“国初，既降张士诚，灭方国珍，其余烬亡入海者，每有岛倭入掠”，“高皇特遣重臣视要地，筑城严防戍”。
《明太祖实录》史料
可见，当时张士诚、方国珍在海外的势力对于明王朝仍然是很大的威胁。除了张士诚和方国珍的军队外，还有许多意图叛乱的人借助远离陆地的小岛作为叛乱的基地。洪武六年时，张汝厚、林福等人在海上自称元帅，聚众反明，虽然最终被击溃，“汝厚溺死，舟十二艘，苏木七万斤”，但是，这支反明势力借助着海面的广阔，还是给明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根据《图书编》的记载，这支叛军“交舶万艘，常侯风潮，毒机矢以待”。
倭寇同样是对于明王朝沿海的巨大威胁。倭寇在元末已经在中国沿海出现，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互相进行战争，大批在战争中破产的武士以及士兵流亡到了海上，以劫掠海上的商船为生。这些倭寇之所以敢于在中国沿海作乱，则是因为元朝两次征伐日本失败，导致日本的武士阶层对于此时的中国较为轻视。两种因素相加，使得当时沿海的倭寇十分猖狂。
明军和倭寇战争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在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时间里，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倭寇作乱的记载。直到永乐十七年，也就是1419年，经过“望海埚大捷”和“己亥东征”之后，倭寇的势力才受到重大打击。
朱元璋为了防止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作乱，以及制止倭寇在沿海作乱，朱元璋自洪武三年之后，开始逐渐实行海禁。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明政府下令车撤销了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专门负责进行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以及广东广州三个市舶司，不再允许中国主动对外进行贸易，而只允许周边国家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一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了彻底取缔海外贸易，朱元璋又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又一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至此，朱元璋便大致完成了其海禁政策的部署。
朱元璋影视剧形象
海外贸易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商业贸易，而中国古代的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商业的抑制是严重的，对于海外贸易自然也是有着严重的抑制的。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朱元璋甚至对于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朱元璋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也就是准许农民穿着贵重的丝绸，但只准许商人穿着便宜的绢布，即便商人钱财众多也绝对不能穿着名贵的衣服。
这只是在生活上对于商人的限制和贬低，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明朝也进行了许多具体且繁琐的规定，其目的都是抑制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大诰续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要让他的邻居知晓，“其业邻里务必周知”。
《大诰续编》史料
除此之外，商人外出还必须持有相关的证件，在其它城市住宿时则要被严加查验，“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除了查验商人信息之外，还需要查验货物，“虽然业与引合，又识重轻、巨微、贵贱，倘有轻重不伦，所贵微细， 必假此而他故也”。
除了官府对于商人的严格规定之外，商人还需要缴纳非常重的税负和各种额外的勒索。这样严苛的重农抑商政策反映出的是朱元璋对于农业的重视以及对于商业的轻视，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进一步地对海外贸易进行限制，实施海禁政策，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影响外，明朝初年之后海禁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还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系。郑和下西洋虽然声势浩大，引来万邦来朝，宣扬了明王朝的强大，但同时也耗费了明王朝大量的财政支出。随着明王朝综合国力的下降以及蒙古人在北方卷土重来，开始威胁明朝的北方边界，明朝不仅开始逐渐停止大规模的远洋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地对民间的海外活动进行限制，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国内资金的流出，保证资金留在国内。
码头边辛苦的工人们
实际上，明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一直得到严格执行的，在洪武年间逐渐完善的海禁政策，在后来逐渐被放松，直到嘉靖年间随着倭寇扰边的重新加重，海禁政策才被重新严格地执行。
明朝执行的海禁政策并不全然由于统治者的偏见，实际上也与当时明朝面对的形势有关。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各种因素以外，明朝还面对着来自北方的蒙古人的威胁，而为了集中力量应对蒙古人对于明朝的威胁，在东南沿海进行一定的控制，将资金与力量集中在北方的军事行动上，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是更为经济和适当的选择。
我们应该看到，海禁政策的实行并不是单纯地由统治者的偏见决定的，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海禁政策虽然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政策，但实际上背后所蕴含的因素仍然是复杂的，我们需要进行更仔细地分析，才能对该政策有更详细的了解。
参考资料：《明太祖实录》、《大诰续编》、《图书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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