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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下模式与农业生产方式(上)

 

2010年8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邀请地震灾区四川绵阳市90多个乡镇一把手来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参加《乡镇干部创新领导力培训班》。8月22日,我受托在自己所在的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村委会会议室”给他们讲最后一课。记得足足讲了4个多小时,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1点半,欲罢不能。各镇书记对“生产方式”的兴趣大大超出我的预料。原文3年前就刊于我在新浪的博客,为了尊重历史,这里未做修改,所以需要大家能够用3年前的眼光去评判:

 

 

         目    录

一、创新

二、中国农民为什么穷

三、现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四、我们犯过哪些错误

五、中国的农业体制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

六、廊下模式——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模式

七、《廊下农业模式》的意义

八、高端路线是农业发展的捷径

九、新农村往何处去

十、结论

 

  引  言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研究“创新领导力”。那什么是“创新”?怎么“创新”?怎么在农村“创新”?怎么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创新”?

    各位都是来自农村最基层的领导,一定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所以,下面我也凑个热闹,谈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一、   创新

    要创新,首先要学会发现问题。我们不妨先从“什么是农业”开始。所以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是“农业”?

    我们把农业称之为“第一产业”,目的就是为了区别于“第二产业”的工业。问题是这个“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区别究竟在那里呢?

    是因为生产的“产品”不同吗?显然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已经在工厂里制造,比如豆芽菜、菌菇。而这些产品过去是在田里“种”出来的,现在变成是在工厂里“造”出来了,而且这些产品进超市还需要ISO9000的工业产品质量认证,足以说明他们已经不是农产品是工业品了;

    肯定也不是因为生产所使用的工具不同。因为现在太多的工业设备已经应用在农业,比如温控系统和喷洒系统;

    所以现在中国,农业与工业的区别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农业还停留在小作坊式的个体生产方式,工业早就实现了“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大生产”模式。这里,我很强调“中国”二字,就是很多国家,比如美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工业的已经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农业和工业已经难以区分。

    遗憾地是,我们已经好几十年没有认真思考过“生产方式”这样的问题了,建国六十多年来,我们的农业发展,先是围着“规模化”转(比如人民公社、土地流转),后又围着“机械化”、“科技化”转,就是没有用“生产方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理论去指导。

    显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当换个角度去思考“什么是农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对“农业”的定义出了问题。现在,让我们再换个角度去看看“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我们可能还会惊讶地发现,其实从宏观的角度去看,根本就不存在三个问题而只有二个问题:“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因为“农业”和“农民”问题根本就是包含在“农村”这个大问题内的,就像城市问题涵盖了工业问题,工人问题……,等等,等等。所以,现在看来,“三农问题”起码从提法上看就是不准确的,她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列起来了,甚至把农业问题摆在了首位,起码说明提出问题的人以为“农业问题”比“农村问题”还重要,甚至大多数人还以为通过发展农业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而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靠农业使群体农民富裕的案例。无论“南山村”还是“华西村”还是“南街村”,他们都是靠发展工业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

    这就是当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时会看到的结果。所以,要想具备创新领导力,起码先要学会用多种角度去分析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如果我们学着经常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很可能就会发现许多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下面再举一例:导致中国农民相对贫困的原因到底有哪些?相信这也是各位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我这里谈的是宏观原因,不是微观的具体原因)。

 

 

二、中国农民为什么穷

    各位都是乡镇的一把手,相信你们整天都在思考怎么让农民增收。可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过:农民为什么会穷呢?

    让我们再从“创新”的角度去看一看,你又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农业越发展农民反而会越穷”!因为今天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四个宏观原因中就有一个是产量太高了。我这里又在强调“今天”二字,是因为过去农民的贫困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当时的时间和环境。今天,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有四个:

1、农民太多了

    我们有10亿农民却只有18亿亩耕地,人均2亩都不到。其中70%以上种植粮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最近几年的粮食产量一直在1万亿斤左右,平均价格在8角/斤左右。所以,农民的人均产值才8百多元。国家提出,要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把粮食产量维持在1万亿斤以上。下面我假设我们的粮食产量能增长50%(其实是不可能的),达到1万5千亿斤,而且价格还能维持在8角(这也是不可能的,产量高了价格一定会下来)。即便如此,我们的粮食总产值还是不过1万2千亿,人均才1千多元,扣除种植成本,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不会超过600元。农民(尤其是占农民70%的粮农)还是不可能富裕。道理很简单:我女儿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告诉我,她们的地理课本上说,加拿大98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50万斤了。所以我们的这1万亿斤粮食有200万农民就够了。因此,现在我们实际上是10亿人在分200万人的饭吃,又怎么会不贫困?再回头看日本,虽然他们的人均耕地面积比我们还少十倍,但是因为他们1.3亿人口中农民才200万,1.3亿人的农产品消费靠200万人供给,农民就不会穷了。

2、居民太少了
    农民的收入是和居民的消费密切相关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分二部分,一部分自己吃,另一部分出售给城镇居民,就是商品农产品。显然,农民的收入只和商品粮或者商品菜有关。可是中国居民太少了,才3亿多,他们一年的消费不会超过9千亿(假设人均年消费3000元)。而这9千亿被10亿农民一平均,人均就只有9百元了,扣除商业成本,能够到农民口袋里的恐怕连300都达不到。
    这就是说,只要居民总数不增加,消费总需求就不会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农民能够增产出多少粮食或者蔬菜瓜果鸡鸭牛羊,农民的收入都不会增加。因为消费总需求这个蛋糕就只有9千亿那么大,你吃多了别人就少了。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即使某村的村长有能力,使这个村富裕了,但是在消费需求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就是在蛋糕没变大的情况下,它的富裕一定是以别的村更穷为代价的。因为10亿农民都在靠这一个“蛋糕”填肚子。

    但是,如果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去思考一下,假设有一天中国的人口比例倒置,变成10亿居民3亿农民,情况又会怎样?这时你又会惊讶地发现:即使还是按照居民人均年消费3千元计算,总需求就会从9千亿变为3万亿,而这3万亿被3亿人口分,人均就能达到1万元!中国农民就快能像日本农民那么富裕了。

3、产量太高了
    我们的粮食产量基本上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粮价很难提高。今年全国粮食平均收购价才8毛多一点,农民种一斤粮食连2角的毛利都达不到。如果加上人工,再用工业成本分析核算粮食种植成本,根本就是亏本的买卖!

    更可恶地是,我们的粮食高产是以耕地不休耕为代价的,简直就可以说就是掠夺式种植。大部分耕地已经贫瘠到不大量使用化肥就长不出粮食的地步,而化肥的原料又是来自含有重金属的石油、矿石,长期使用不仅造成土壤严重板结,还使耕地中的重金属大量积聚,危害人体健康。所以,耕地的休耕已是当务之急。如果,每年能让20%的耕地休耕,粮食总产量就能减少20%,粮食价格就可能达到2元,农民的收入就能增加6倍!这其实是提高农民收入最简便的方法。代价仅是城市居民的月生活开支增加10元(按照人均在家消费10斤粮食计算)。这对居民的影响不仅远远低于石油、水、电、煤等价格的上涨,还低于居民工资增长的幅度。
    当然,你们会反对这个观点:短缺的粮食从哪里来?如果依靠进口,就会导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会导致我们在进口粮食时在价格上吃亏。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农业还是计划经济的,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来应对:我们可以在宣布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之前先在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上购买粮食期货来规避进口价格风险。这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所做不到的。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这些小国不同,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还是最大的粮食消费市场,拥有世界最大的粮食储备。即使不减产,只要稍稍改变粮食的储备量,就足以撼动世界粮价的走向。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让国际粮食价格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波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国家,如果粮价大涨100倍,发展中国家不就都能成为发达国家了吗,起码我们的粮食GDP就能达到100万亿,我们就能像石油国家那样一夜爆富。凭什么只能让石油涨价不能让粮食涨价?所以我们真应该认真考虑在国际上主导成立一个“粮食欧佩克”组织,合理的引导粮食价格的走向。

4、生产方式太落后了
    其实这才是最根本的。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个体的。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就是“耕地使用权私有化”。农民一家一户只有几亩地,以小农的,个体的方式从事农业。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由于不成规模,一方面,购买生产资料比如种子、化肥、农药要用高价(零售价),比规模农业的成本要高得多;另一方面,规模小了产品就无法直接进入终端市场,就只能卖稻谷而无法卖大米。一斤稻谷才能卖几毛钱,一斤大米却能卖几块钱,我的《金山博士米》中最好的品种甚至能卖35元/公斤。所以,中国的小农的,作坊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民是不可能大富的。那什么才是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呢?

 

 

三、现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二者的关系其实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只有农业的“生产方式”现代了,“农业”的生产力才会现代。就如同当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都是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以后的事。马克思说,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原有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对它产生束缚,一旦挣脱,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确立初期,必然会促进生产力飞跃发展直到生产关系再次束缚她的发展。如此周而复始。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充分验证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预见性:

    土改使农民个体获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随着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改变了农民的劳动对象(从为个人劳动转变成为社会劳动),因此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被解散以后,随着“联产承包”的实行,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业得到大幅度地发展,我们的农产品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可是30年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个“联产承包”的生产关系开始对已经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又起到了束缚作用,不再适应现在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既然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开始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研究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以求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了。

    可是长期以来,谈起农业,我们的注意力都只在“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上。似乎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之间差距就只是在设备、技术或者规模上面。以至于“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这样很形式化的口号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

    其实,农业的出路不在“机械化”而在“工业化”!因为“机械化”说的不过是操作方式而已——是用手工还是用机械的问题。而“工业化”说的是“生产方式”——是“作坊式的小农生产方式”还是“工业化的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我这里说了那么多的“生产方式”,那到底什么是“生产方式”呢?说得白一点,就是“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是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

    今天的中国,因为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小农”的 “手工作坊”式的阶段,而工业早就“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了。所以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很明显。但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因为农业也已经实现“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了,甚至农业生产是“农民指挥,工人生产”,所以美国的农业与工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已经完全没有区别,因此农业也就与工业没有区别了,用我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农业只有工业了,因为它原来的农业已经工业化了。

    我们不仿去看看美国麦子的生产过程,就能明白我们与美国农业的生产方式究竟有哪些不同。

    在美国,农场都很大,所以播种前,期货公司的采购会主动上门向你订货。如果成交的价格是1元/斤,合同签定后,期货公司就会在期货市场上挂牌:“6个月后交货的小麦价格是1.1元”。然后,农场主就会把这份销售合同交给银行,抵押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到了播种的时候,农场主只要给种子公司去个电话,种子公司会雇飞机帮你把种子播洒完,你签个单就可以了,银行会给种子公司开一张信用证(行话叫L/C),担保会在麦子收获后向种子公司付款。施肥的时候,农场主还是只要去个电话就可以了,肥料公司会雇几百人到现场帮你把肥施完,你还是只要签单就可以了。打药、锄草都这样。一直到麦子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时不用你通知,期货公司早就从卫星上看到了你的麦子成熟了,会雇来几百辆收割机,把所有的麦子割完装袋拉走,你只要派人司磅统计产量就可以了。期货公司则在麦子进仓后按照合同价格与你结算,把款直接汇去你的银行。而银行则会在扣除你前面签单的费用后把差价汇给你。整个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

    显然,美国种麦子的过程与我们一样,也是播种、施肥、收割,甚至所使用的种子和机械设备也与我们的大农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仅仅在生产的组织形式。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是典型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模式。就是,无论播种施肥还是打药锄草,都是别的公司和专业的工人在干。这与我们什么都是自己干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许多农场的规模比美国大得多,但是由于什么设备都是自己买,什么事都是自己干,甚至拖拉机、收割机、飞机都是自己买自己开。我刚从湖北居家岭的国营五三农场回来,他们就是连飞机都自己买。因此尽管我们的大农场在生产规模、生产方法、生产设备上与美国没什么不同,但我们的生产方式与个体的农民的生产方式没什么不同,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买,自己干,充其量是“放大的小农经济”罢了。

    这种“放大的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即使是用相同的工具做同一件事,结果都会不同。比如,使用同样的收割机割麦子,我们是自己买收割机自己收割,由于一年只能用一个月,12个月的机器折旧成本就要出在1个月上。以日本久保田的收割机为例,25万一台,上海的收割期才一个月,而每个月平均能收割1000亩已经不错,因此每亩地仅收割机的折旧成本就高达50元,如果再加上人工、柴油、维修、停工成本,100元/亩都要赔钱。而且自己的收割机手,一年只干1个月的活,没活干也要开支,技术也不会很熟练,真正农忙的时候往往还干不动,会请病假。而美国的生产方式是雇收割专业公司收割,这些专业收割公司在全美国从北向南收割,一年起码工作10个月(因为纬度不同的地区粮食的成熟时间是不同的),仅仅折旧费一项,我们就比他们高10倍以上。而且这些收割机手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因此技术熟练,不仅效率高,浪费也少。2004年我在这里的中联村租了500亩地,当时我去联系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他们就要价80元/亩,还说赔钱(实际也确实是赔钱),最要命的是浪费率大于5%。后来我上网招标,雇了江苏射阳来的收割专业户收割,只要35元/亩,浪费率还低于1%,他们说还赚钱,就是这个道理。

    湖北居家岭的国营农场(五三农场)场长告诉我,农场的土地早就承包给职工个人了。不仅他们,全国2300个农场都因为亏损而不得不把耕地都承包给职工搞“家庭联产承包”了。“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不计成本,农场还能撑下去,自负盈亏以后,成本高你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中国的农场最后都不得不把土地承包给个人种,起码还能挣点租金。所以,比较中美两国农业的不同,关键在生产方式而不在规模、不在设备、不在科技。所以,我们农业的出路不在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而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历史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生产方式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工业生产方式改写了近代世界的历史。可我们几乎没有一个农业领导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我们的农民却早早就知道工业生产方式的重要。2006年,当时金山区委的李毓毅书记就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居民小区一直发生轿车内财物被盗窃的事,是团伙作案,却老是破不了案。因为作案方式很是诡异:团伙先派一人把小区内所有汽车的情况看一遍,发现车内有遗留财物的,就在车外的地上做一记号。这时你即使发现也奈何不了他,因为这不构成犯罪;然后跟着过来第2个人,他把做有记号的那面车窗砸碎,这时被你发现最多只能罚他赔钱;再后来,第3人过来把车门打开,把车内财物拿出扔在地上而不是拿走。因为这样被你发现,还是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没有拿走车上的财物;直到第4人开着摩托把地上的财物拣走离开,你抓住他,顶多是个顺手牵羊而已,还是不构成犯罪。所以,除非你同时将此4人拿获,否则各个环节的个人均不单独构成犯罪。说得直白一些,这其实就是把工业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方式应用到了犯罪上。与过去一人作案的模式相比,它的“优点”非常突出,一是给公安出了很大的难题(必须抓住所有4人),二是提高了犯罪效率,减少了犯罪的风险。

    无独有偶,央视在2006年就报道,河北省青光镇生产假酒屡禁不止。就因为假酒的生产也采用了工业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生产方式,造假者把假酒生产细分成许多道工序:收购旧酒瓶、清洗旧瓶、印刷包装和防伪标签、制造软木塞、酿制廉价酒、灌装和包装。由于各道工序除了灌装之外都不违法,所以难以打击。在央视的画面上,可以看见足球场大小的场地上堆满了从各地花几毛钱收购来的各种真酒瓶(当然是空的);全镇上百个家庭清洗酒瓶的专业作坊日以继夜的清洗酒瓶,洗一个瓶只要几十秒,只收几分钱。操作是全电动的,能把旧瓶洗得像新瓶;专业印刷厂印制的包装盒和真的也几乎没什么两样;软木塞和防伪标志也都是有专业厂制造。可是这些都不构成犯罪。直到这些二手的酒瓶被清洗得非常干净,被农民买回家,然后用保温桶灌入廉价酒,贴上标签,装入包装盒,于是,一瓶假XO洋酒就这么出来了!甚至连XO酒原厂技术人员仅凭外观都无法分辨真酒假酒,只能靠化验瓶内酒的理化性质来鉴别。而这样一瓶酒的成本才8元!虽然农民在家里灌装假酒的过程构成犯罪,但是因为几乎家家都在这么干,而且工具就是一保温桶,你今天抓了他,没收了保温桶,明天他换个桶再干,而且你也没办法把全镇农民的家都查封,人都抓走。

    这二个例子都说明农民比我们的农业领导更明白工业生产方式的好处。所以我们真该好好反思,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应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今天,我们的农业工业化条件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已处于向工业化变革的临界点,很有点当年英国工业化前夜的味道,而且比当时英国的条件优越得多。

    那时的英国还是个农业国家,没有工业,只有手工业。这些手工业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生产农具和纺织品。可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市场需求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洲对英国的羊毛制品和手工制品的需求突然增加。地主发现,养羊既简单又赚钱。于是纷纷把农民的土地收回养羊。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由于失地农民被迫进城,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只能乞讨。以至于伦敦这样的城市因为乞讨的农民太多而不得不通过颁发《乞讨证》来控制乞讨的秩序,大量的失地农民饿死在街头,场面十分凄惨和血腥。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将此过程称之为“羊吃人”。

    这时,一方面城市聚集了大量的无产者和廉价劳动力(这和30年前的中国很相似),另一方面,美洲贸易需要大量的英国手工制品比如羊毛衫和镰刀可是产量上不去,因为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了产量的提高。比如镰刀的生产是手艺活,要炼铁、打铁、淬火、磨刀……,只有少数铁匠会做。而且每人每天顶多做几把,远远满足不了美洲的需求。

    于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镰刀的产量和降低镰刀的生产成本,有人把镰刀过去由一个需要由专业工匠完成的工作细分成炼铁、打铁、淬火、磨刀、包装等若干个工序,分别让不同的人去做。就是,炼铁的只炼铁,打铁的只打铁,淬火的只管淬火,磨刀的只磨刀……。由于细分成多个工序后每道工序就大大简单了,对人的手艺要求大大降低了,那些失地农民梢加培训就能上岗。更重要地是,专业分工以后,不仅效率高了,质量也更好了。过去一个铁匠一年就打几百把镰刀,而现在一个工人一个月就要淬火几千把镰刀,在淬火这个环节上的水平肯定要大大高于他们的师傅,但是报酬却只有他们师傅的十几分之一。其它环节的情况也一样。这样,从镰刀作坊到镰刀工厂,实质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从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向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新的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就这样出现了。随着工厂的出现,对机械、电气、电子、服务、商业的需求大增,于是出现了蒸汽机、电灯、汽车、轮船、火车、飞机、通讯、计算机……。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改变了生产方式,即:不再用作坊式的方式生产产品,改用“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生产产品。这种发展历经几百年都没有停止,一直到今天,波音飞机的制造让这种生产方式完善到极至。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公司,每年生产近千架客机,价值几千亿美元。可是公司几乎不需要生产流动资金,也不需要象我们的飞机厂那样雇佣大量的工人。公司在接到飞机订单的时候,先收取客户30%的订金。然后把尾翼交给中国生产,发动机交给英国生产,驾驶仓交给法国做,雷达向意大利订,软件交给印度编……,而公司只要支付10%的订金给零部件供应商。这样,飞机还没生产,波音公司已经到手了20%的利润。这些供应商在生产完各个零部件的制造后运到西雅图交给波音公司总装验收。完成总装后,波音公司又可以从客户手里再收取60%的货款,于是就能结清供应商的货款。

    不难发现,这样的 “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方式的好处是:

    1、“专业分工”能够使零件的质量比自己生产更高,成本更低。比如发动机,研发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百亿。分摊在自己的几百架飞机里,每架飞机的发动机研发成本就要上亿。而让专业发动机公司做,因为它生产的发动机数量多,研发成本就会减少几十倍。而且生产的数量越多,发动机的质量也会越高;

    2、“社会化生产”就是让别人生产,好处是:减少对你的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你的风险就是减少客户毁约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客户取消订单,你的实际损失只是给供应商的那10%订金,而你收到客户的订金是30%,即使客户毁约,你也有利润。更重要地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限制生产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你减少了对资金的需求就意味着你能够扩大生产的规模。

    国外在汽车生产上也是如此。不像我们的“一汽”,“二汽”,什么都是自己搞,甚至连发动机也是自己研发,研发费用分摊在自己的几万辆汽车上,虽然工厂的规模比国外厂家大得多,产量和成本却大不如人。

显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了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郑和下西洋比他早了100多年,为什么没有导致我们发生工业革命?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需要扩大市场的情况,所以郑和下洋只是受皇帝派遣去找宝贝,意义只是改写了世界航海史。哥伦布不是,他是在欧洲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带着淘金目的去探险的人。是欧洲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邓小平是“现代中国的哥伦布”。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体制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村出现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状况,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导致中国出现了英国工业化前夜的局面。大量社办、村办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抢走了城市国营企业的大部分市场。当时国家面临二难选择,或者放任农村社办企业的发展,则必将导致城市国营企业的倒闭;或者抑制,则将导致农村富裕劳动力下岗,引发社会动乱。邓小平一举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实际是打开了国门,通过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占领了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使数以千万计的社办和村办企业找到了国际市场的出路。使今天世界的70%的纺织品,50%的电子产品,90%的玩具、皮革制品、小商品都是由中国所制造,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使几亿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所以,哥伦布引发了英国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变,邓小平引发了中国生产关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英国生产方式的改变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的农业国家一举成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矛的工业国家。今天的中国,工业GDP已经大大超过农业,从事工业的人口也已经大大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所以中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而导致中国从农业国家一举迈进工业国家的,正是邓小平。

    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教育是:“郑和比哥伦布伟大”。其实是我们自己目光短浅。我们实在没必要不服气哥伦布,即便郑和真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但是邓小平绝对不亚于哥伦布。他的改革开放国策不仅使中国的工业GDP大大超过农业,而且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农民。他使十几亿人口的农业中国一举转变为工业国,这是哥伦布无法比拟的。更伟大地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没有经历英国“羊吃人”的血腥过程。

    这是很重要的。500年前,英国农民是被“圈地”而被迫进城的。今天,中国进城的农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主动进城的。他们不需要乞讨,都有工作,而且工作条件和报酬都大大高于农村。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考虑生产关系是不是还与之相适应的问题了。所以现在是我们应该关注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的时候了。我们只有找到更新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才可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因此,实现现代农业的前提是必须要先有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其实我们分析美国人种小麦的方式就会发现与波音飞机的生产几乎没什么本质不同。这就是说美国已经实现了用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从事农业生产。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能够明白,所谓“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应该是“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大工业生产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叫“农业的出路在工业化”。显然,这个工业化决不是指工厂化,更不是烟囱化,与设备技术无关而只与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有关。现在的问题只是:中国农业怎样工业化?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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