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也这么想,不过,她为这种“单纯”想法付出了惨痛代价。
2010年12月21日,王岩前往农业银行太原分行一家分理处打印银行存折补登明细,那种萦绕心头多日的不祥预兆瞬间升腾。在密密麻麻的一系列利息税扣款的最后,一个可怕的数字令她惊慌失措——“0”,存款余额为零。这张存折在2009年6月29日时,尚有三百万零十元的存款,其间她从未用款,存折上也没有任何提款或者转账记录。
震惊远不止于此。除王岩外,还有王桂芬、王宝琴等共7人开户了12张存折、一张银行卡,共4300万余存款,合计3800万不翼而飞。她们的共同身份是山西一家制药企业企业主王东的亲属,她们的存款均为这名企业主代持存款。
农业银行太原分行还排查出其它以类似手法不翼而飞的存款,这些存款共涉及17人,总额6860万元。
储户震惊,银行同样震动,但双方各执一词:储户认为银行失职,而银行指责储户和工作人员联合诈骗。
2011年4月28日,王岩等人一纸诉状将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城西支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存款,而当月,太原市经侦支队也对农业银行的报案给予立案。
但目前,除王岩等人外,其他的储户并未报案。8月18日,其中两名储户告诉记者,一直没有农行人士与其联络。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王岩等人作为原告的储蓄存款纠纷案已经三审,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做出判决,太原市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则正在进行中。
1. 存款丢失
王岩回忆说,2009年6月29日,她来到农业银行太原市城西支行永乐苑所开户,并存入10元钱。当日,王岩向该存折转入两笔资金,一笔200万,一笔100万元,存款方式为活期。
此后,王岩没有动用过这笔钱,直到2010年底,王东的公司搬迁车间需要资金,打算取出这笔现金。同样还要动用的,包括其他6个人名下的上千万存款。
根据银行规定,5万以上的取款需要提前预约,而蹊跷的是,在王岩等7人预约的时候,银行均以年底资金紧张各种理由婉拒了她们的取款要求。
王岩说,她曾经通过银行的预约电话以及网点进行预约,都未成功。其他储户也是类似经历。
在多次等待后,王岩产生了怀疑,“难道是钱出了问题?”王岩留了个心眼,
2010年12月21日,王岩拿着存折,没有直接再去城西支行永乐苑所,而是到了农业银行太原分行另外一个分理处,“我想看下存折上还有多少钱。”很快,存折被递出来,补登记录显示,2009年6月29日当天300万元已经被转出。
王岩等没有继续查询其他存折,匆忙直接报了案,公安部门的侦查证明了他们的猜想:所有存折上的存款均不翼而飞。
农行城西支行永乐苑分理处的流水显示,2009年6月29日王岩的300万存款被转入赵鸿彬的账户上,办理方式为本人签字,操作柜员为155b127。此外,王岩名下的另两笔分别为100万元的存款分别在7月23日以及9月25日被转到赵鸿彬和岳有国名下。
与此类似,孙世刚名下200万存款、王宝琴名下100万存款、王志刚名下700万存款、王桂芬名下1600万存款、郭卫东名下600万存款、黄明名下100万存款等共计17人、6860万元存款均在存入后不久转入赵鸿彬或者岳有国的账户。
这6860万元分为30笔转出,每笔金额最小为50万元,最多为1000万元,存款人中最少的金额为100万元,最多的为1600万元,转账日期从2009年6月下旬至2011年1月下旬,每个月陆续有几笔。其中6笔共计1800万元转入赵鸿彬账户,另24笔5060万转入岳有国账户。所有存折的开户行均为农业银行太原市城西支行的永乐苑和滨西分理处。
2. 离奇存折及回单
记者从多位储户处看到,他们的存折上的最后一行为存入日期以及当日的金额,并无取款记录。这不符合正常的转账或取款程序。
按照银行的流程,储户需带存折去柜台办理转账或取款业务,取款时须出示存折以及输入密码,如果取款金额高于5万元,需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件,并要提前预约。取款后存折上会自动录入交易记录。如果有人代办,则需要代办人带上存折、代办人的身份证和本人的身份证去柜台办理,同样存折上会登入交易记录。
记者向多位银行柜台工作人员咨询,均被告知没有存折不可能取钱,存折上更不可能没有交易记录。
这只是王岩等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离奇之处之一,另一离奇之处是转账时的多人签名。
以王桂芬为例,她共有三张存折,存款分别在8月29日、9月9日和9月25日被转走。银行回单显示,9月9日王桂芬的两张存折分别向岳有国的存折上转入100万和500万,两次转账回单的客户签名一栏均签着王桂芬和岳有国两人的名字。
根据银行流程,如果本人转账,本人签字即可,如果有代办人,则只需要代办人的签名。“两个人的签名着实奇怪。”一股份制银行支行主管告诉记者。
证据显示,不仅是多了一个人的签名,还存在代办人以本人名义签名的情况。
在今年6月20日的庭审中,农行的代理律师承认,当年9月9日和9月25日的两笔取款是岳有国的签字。这位代理律师同时承认,黄明的一笔100万元转账、王宝琴的100万元转账、郭卫东的600万元转账均为岳有国代签。
“代办的话,代办人应该签自己的名字,不会签被代理人的名字。”前述股份制银行支行主管说。
农行城西支行永乐苑、滨西分理处流水显示,共有22笔共计4760万资金转入岳有国账户时是两人签名。
回单显示,其他的资金在转账时只有存款人本人的签名,但王岩等储户称,这些也均非本人签名。
3. 资金掮客
记者了解到,转入岳有国和赵鸿彬账上的钱最终使用者是谦娜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张谦。山西谦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法定代表人为赵兵。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谦娜房地产公司的“谦”是张谦的谦,“娜”则是张谦妻子的名字,公司为张谦和别人合办,张谦在其中占有不到50%的股份。
太原市公安人士透露,目前已经拘捕了5位人员,张谦在逃,待到张谦归案,将很快可以提起公诉。
在6860万转入岳有国和赵鸿彬账户的清单下,记者看到张谦的签名和手印,并且有张谦承认的和这些储户发生实际借款关系的若干借条。
岳有国和赵鸿彬是如何将储户的巨款转入张谦的房地产公司呢?
没有银行内部人员的参与,面对银行严格的内控制度,这的确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照银行规定,取款5万元以上的业务,会计主管要核对存款人身份,进行双重把关;银行的内外均安装监控系统,银行会进行定期核查……
太原公安局经侦支队调查显示,农行城西支行永乐苑分理处柜员刘刚、农行城西支行滨西分理处柜员杨宇以及分管两个分理处的会计副主管李强涉案。
根据杨宇对太原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交代,2009年杨宇和李强一起吃饭时认识了岳有国,后来又多次和岳有国、李强一起吃饭,岳有国提出要让杨宇和李强转款不打折子,由他本人代签字。
杨宇回忆,在第一次转款的前一天晚上,李强约他在他家楼下的马路边见面,岳有国告诉他明天会有人开户,开户后等存款到账存款人会去转账,到时不要打条子,而且要代签字。
刘刚则称,每次转款前一天,李强都会给他打电话或者把他叫出去吃饭,而赵鸿彬、岳有国有时候也在场。李强告诉他第二天存户会到储蓄所开折子,让他等款到账后,再把钱转到赵宏彬或者岳有国的存款账户上。
“存折上不留取款记录的方法是取消打印,或者打印在废纸上。”刘刚称。
但岳有国是如何知道第二天会有人来存款呢?而存户为什么一定要把钱存在农行太原分行城西支行永乐苑所和滨西分理处呢?
这必须需要中间人,程继红就是其中一个纽带。
程继红告诉记者,他在2009年初认识了张谦,张谦曾经是中国银行的员工,后来从事房地产开发。张谦告诉他,农行的员工可以以内部团购价购买他正在开发的嘉苑小区。自己一位在银行的朋友需要存款,如果程继红可以介绍存款,一是可以帮朋友的忙,同时可以以农行内部很便宜的价格买房子。
程继红说,当时说好每存500万可以以每平方米4000的价格买一套房子,存期最低一年。他向农行的人打听确实有这笔团购存在,也查看了谦娜房地产公司的工商资料,于是相信了张谦。
王岩说,她们正是冲着能够低价团购房子才将存款以活期利息方式存入农行太原分行的这两个分理处的。
根据记者估算,程继红前后为张谦介绍了至少5000万存款,程继红本人也在张谦指定的分理处存入了100万,这笔钱已经被转走。
根据程继红的描述,存款人和张谦并不互相认识。张谦告诉他需要存款的银行,而存款人每次有资金可以存入时,便告诉他存款的金额以及时间,他再为转告张谦。
但程继红和王岩都否认他们知道存款通过岳有国和赵鸿彬的账户最终转给了张谦。
程继红说,嘉苑小区房地产项目将占地30亩,盖6栋高层,每栋31层,其中两栋大约300套是农行团购房。而从2009年至今,程继红从张谦处以4000元/平米的低价已经购入了好几套房子。
嘉苑小区位于太原市长治路和王村南街交叉口。8月19日记者在嘉苑小区了解到,近半年来该小区开工一切正常。在“嘉苑小区山西宏图建设嘉苑小区项目”的大门后,三栋高楼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工地上散落着许多钢筋、水泥,到处是忙碌的工人身影,最高的一栋已经建到22层,另外两栋刚刚建了几层,附近还有不少拆迁中的房子。
现场工人告诉记者,最高的楼预计今年10月份可以完工,嘉苑小区有好几期项目。但几乎都有被询问的工人均表示,没有听说过张谦,也不知道小区的开发商是谁。
一条马路之隔的房产中介告诉记者,这一带有产权证的房子大约7000元/平米。程继红介绍的一位储户不久前购入了一套200平米的房子,首付50%,已经签订合同并支付40万。如果计算现平均7000元/平米和购房4000元/平米的差价,一套200平米的房子可以少支付60万,代价仅为将500万存在指定的银行一年,年化回报率大约为12%。
4. 谜团迭生
在王岩等人报案后不久,农行也报了案。此案包括一起要求返款储蓄存款的民事诉讼,以及一起有关刑事犯罪的刑事。
根据已有的线索,这一批存款失踪案可归纳出共同模式:在程继红的介绍下,储户在农行城西支行永乐苑或滨西分理处以10元开户,当日或者后一两日转入一笔或多笔资金,为百万级别、存期为活期,随后存折上的资金被一次性转至赵鸿彬或者岳有国账上。存折上没有转款记录,转账单据上为储户本人或者储户和岳有国两人共同签名。而且,储户会通过多人在银行开办多张存折,每张存折的金额总计不超过1000万。
对于存折的真实性、存款被转走,王岩等储户和农行均无异议。但王岩等储户认为,责任完全在于银行,既然存折真实有效,银行应当支付。而银行认为,虽然表面上这是一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实际上是张谦、岳有国、赵鸿彬与王岩等人因借贷关系引起的纠纷。
分歧的关键点在于储户是否知情。
根据杨宇、刘刚和李强的证词,储户完全知晓并参与了转账过程。储户与岳有国等同时出现在银行,并提供存折、密码等,只是在转账的程序上没有登折、同时有代签行为,而这些储户均知晓。
李强称,不登折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到期张谦还不了钱,存款人就可以拿着没有打印转款信息的存折去问银行要钱。
如果这些情节属实,储户是和银行工作人员同时实施对银行的诈骗。
但王岩等7位储户称,不认识任何银行的人,也不认识张谦、岳有国和赵鸿彬,更不知道存款被转走一事。程继红称,只认识张谦,并不认识银行的人。
两种说法均有疑点。
如果王岩等储户的说法成立,有多个环节无解。
问题之一,银行在没有储户存折以及密码的情况下,如何能完成转账过程?记者询问多位银行柜员及支行管理人士,均被告知,无论是柜员或是管理人员都无法知道储户密码。
问题之二是,所有储户的存款均通过转账方式进行,并非即时存入。储户在转账后会去银行确认转账到账,并补登存折,但补登的时间并不确定。如果非法转账在储户补登存折之前进行,储户在补登时就会发现。转账之人怎么知道何时储户补登存折?
储户没有在补登时发现存款被转走,无外乎两种可能,其一是转账发生在补登存折后。那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主管让每个柜员都留心,会不会牵涉人数太多,不利于保密?第二种可能是银行工作人员在补登存折时采取某种技术手段,不显示存款被转走。但王岩回忆,补登折子的时候“扔进去就扔出来”了,速度非常快,不太可能有什么技术手段。
根据2010年9月印发的《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三章第二节“违反柜台业务规章制度行为及处理”中规定,如果有关责任人员代客户办理业务,并导致案件或造成资金损失,给与有关责任人员记过至开除处分。在账户管理中,如果有关责任人员未按规定审核客户有效身份证件,有关责任人员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如果违反规定为存款人支付现金或办理现金存入,有关责任人员记大过至开除处分。
此外,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一条规定,领导班子成员或主管人员授意、指使、强令下属违规办理业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开除处分。
无论哪种情况,银行有关责任人都已经未按规定办理现金支付业务,且涉及到主管人员。
而如果采信银行的说法,以上的技术方面的疑点将很好解释,但却很难从动机上说的通:储户一同参与整个转账过程但装作不知,提供所有证件但是不自己签名。但这对资产过亿的企业家来说,以如此手段欺骗银行并最终会引火上身从而造成自身损失,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王东为何会冒如此之大风险?而且,王岩等人目前正在为拿到存款到处奔走,焦虑之情看起来并非存款被挪用的知情之人。
另外,为何同一位储户在同一家分理处开办多个活期存折,记者也尚未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最为直接的证据当属银行监控录像,但农行方面表示,这些监控录像已经不在。记者从其他银行处了解到,不同银行有不同的监控录像保留时间,至少是三个月,也可能保留半年。但案发时是2009年6月,早已难以查找。
王岩等7位储户的代理律师表示,根据199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如果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
“退一步说,即使真的王岩等人知情,因为存单是真实有效的,存款关系是真实的,银行应给予兑付。”该代理律师告诉记者。
从6月开始,该案件民事部分已经三次审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士告诉记者,尚不能确定判决书何时下达。
而该案的刑事部分调查和取证工作正在进行,本报密切关注此事件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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