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名字是：南门里小学。那会都是就近入学，稍远点家长都不愿意孩子去，所以我的同学几乎都是住在南门里附近。每天放学，整队带出校门，齐刷刷的向右转，除了我过马路，到对面的广东会馆（当时的第九中学）去，其他同学又都齐刷刷的向右转，转到九道弯胡同去了。然后他们逐次进到九道弯胡同的各个院落。小学操场很小，也就二十五米见方。练扔垒球，男生能从这边一直打到对面墙上。墙根下是厕所，敞开式，七八个蹲坑。总有垒球滚到厕所去。后来体育老师就让大家站在厕所这边扔垒球了。体育老师姓蓝，是一位胖而结实的中年老师，有一个又大又厚实的鼻子。带着一帮小孩子练体育，很有耐心。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他。不知道蓝老师还在不在。大队辅导员姓赵。带我们的时候也就二十出头吧。现在想，这个年纪带着一帮十来岁岁的小孩，得有多大的耐心啊。记得每天中午他在办公室里吃饭，就是馒头和咸菜，好像是要攒钱娶媳妇。每次大队会都是他组织我们排练。有一年中秋节，他借来大屏幕，给我们放美国人登月的片子，在前院，坐满了嘁嘁喳喳的小学生，大家兴奋极了。然后又带着我们放孔明灯，点着油棉纱，孔明灯就升起来，张着嘴，仰头看着，一直看到消失不见了。那个灰翅膀一飞起来就露出鲜红翅膜的昆虫，赵老师告诉过我叫什么，可惜我忘了。每天中午去“红领巾广播站”广播。老师教过之后，就开始一个人调试开关、音量。开始是最普通的座式话筒，后来换成一个冰糕大小的新型话筒，我念稿的时候还激动来着。记得念的第一份稿子，是写刘晓庆的。说她演《小花》的时候吃了很多苦，把战士送出大山的时候，膝盖跪在山石上，都破了，血肉模糊。因为在家念了很多遍，所以印象很深。学校对面就是我家，只隔着一条小马路。学校的大喇叭立在校门口，一广播，一条马路都听着，爸爸在对面中学上班，每次一广播，同事就会跟他说：嗬，你家二闺女又念上了。一进校门，是传达室，右手边是一棵老槐树，槐树后面是一块大黑板，实际就是用墨汁涂过的墙面。就在这里写黑板报。用粉笔把一根线绳反复涂蹭，让线绳沾满白色的粉笔末，然后两个人一人牵着一头，绷直，中间一个人提起线绳，一弹，一条白线就落在黑板上。有了白线，开始写字。老槐树一到夏天就生出很多“吊死鬼儿”，一条条细丝吊着它们，从槐树枝叶间垂落下来，它们在细丝的尽头挣扎，一拱一拱的。有时候掉到脖颈里，也很惊悚。偶尔藏在铅笔盒里玩，上课时候拿出来，看它一拱一拱在课桌上爬。饮水池边是一棵桑树。四五月间就有桑葚掉下来。掉到水池里，把水都染成紫红色。我们捡来吃，很甜。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种了几棵梨树，春天，梨树开出白花。男同学帮音乐老师把木风琴从办公室抬到教室里去，他们一边用劲抬着琴，一边抬头看那些梨花。毕业之前能不能吃到梨，我们争论过很多次。原来学校前院只竖了几根爬杆，下课时候，就蹭蹭爬上去，再哧溜滑下来，脚背上都秃了皮，留着伤疤。后来又装了肋木，于是花样多起来，在肋木上翻转弯折，各种姿势。累了就爬到最高处，坐着看学校的院子。学校号召给甘肃捐树种，先是以小队为单位到马路上去宣传。我们拿着自己写的稿子，找个十字路口，就在便道上开始“宣传”。路人行色匆匆，没人停下来听我们说什么。后来又去打白蜡树的种子。装到麻袋里，也不知是不是邮过去了。挖蛹，抓苍蝇。在墙根看到蛹壳，就向下挖，特别在厕所墙根收获最大。棕红色的蛹，圆圆的底托，上边尖尖的带着螺纹。捏住底托，这蛹会转一下，再转一下，很有趣。孵化之后就是苍蝇了。我们再拿着苍蝇拍去菜市场打苍蝇。都是以小队为单位。拍死一只，装小瓶里。上学交给老师。市场上的人们对这一队队拿着苍蝇拍穿梭的小学生一点也不陌生，一是因为见多了，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就在做这个呢。班上有个男生叫李会柱，他很会讲故事，也很能干活。他有个姐姐也在我们学校。他爸爸是卖大果仁的，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路口卖。我们就让他教我们怎么用报纸包果仁儿，但是很难学，一直也包不出那个专业的三角包模样。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劳动课时间。是货真价实的劳动课。我们的劳动成果都要“上市”的。记得干过两样活。一个是包戒烟糖。把散装的戒烟糖十个一包包好。戒烟糖很像酥糖，银闪闪的糖壳子，很诱人，所以总有偷吃的。老师也不怎么管，后来大家都吃腻了，干活的劲头也小了。另一个活是包信封。一大沓子信封，先十个十个的数出来，再把这十个信封用一张小箍条箍好，成一小沓，再把十个小沓用一个大箍条箍好，就成了。有时候会剌手。每个人都有工作量，但总有手慢的，偷懒的，结果勤快的就要多做很多。有一次，一个偷懒的小孩又慢了，老师把他的工作给了别人，就是会讲故事的李会柱，可是他已经多干很多了，这一次他不想干了。于是他说：我不干。结果老师把他批评了一通。我很气愤，觉得老师不对，连夜给老师写了封信，第二天一早放到老师办公桌上。我在门缝里看到老师打开信，看完了信，静静的坐着。有个数学老师，可能是用了什么香水吧，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青草味，有时候味道重些，就是一股黄瓜的清香。于是老盼着她走过来。学校门口有个驼背的老奶奶，脸很黑，手上也皴黑的厉害。她每天弓着腰卖零食。一个小酒盅舀满了瓜子，一分钱。还有一种拔糖，先在嘴里嚼，然后吐出来拔，拔到银光闪闪，就拔烊了，再放嘴里，那个满足。我没吃过这种拔糖，这个在我的零食单子里也属于高档货。都是看同学，一双小黑手拔来拔去，然后满足的吃下去。大梨糕是高档品，想吃买不起。后来班主任告诉我，那大梨糕是在厕所做出来的。这个很管用，再路过驼背奶奶的货摊子，就没那么痛苦了。对买了大梨糕的同学，觉得他们不知道厕所的秘密，还心生同情。暑假时到少儿童图书馆服务，现在那里又恢复成“文庙”了。我负责给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借阅小儿书。没有老师管着，一个小儿书借阅室就是大孩子照顾小孩子。现在想起来，真温馨啊。我那时已经长大了，不怎么看小儿书，所以一天在那里也有点无聊，空闲时候就玩借阅室里的猴皮筋，绑啊，套啊，倒也发现无限乐趣。天津市少儿图书馆原先就在文庙里，啊呀，这么一想，我小时候生活的主要场所全是古迹啊！文庙很大，印象深的是两列台阶中间很大的浮雕，雕着复杂的图案。我们在台阶旁边的斜坡上打滑梯，一米多长的斜坡，被蹭的滑溜溜，泛着琥珀一般的颜色，又亮，跟涂了蜡似的，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是“劳动成果”，很欣赏。有一年夏天，在图书馆地上，发现一只“扁担钩”，半拉身子插在地下。我把它拔出来，很大一只，我以前从没逮过这么大只的。通身碧绿，看我的黄眼睛有点凶。肚子很大，刚才应该是在产卵。我听爸妈说过原先去地里逮蚂蚱，弄回来烤了炸了很好吃，就兴奋的跑回家，把这大蚂蚱交给学校烧锅炉的爷爷，让他帮我烤烤。大爷很耐心的给我烤了，一尝，不好吃。我估计还是没烤熟，又不好意思再让大爷给烤了。觉得自己浪费了美味。有一个郭姥姥。在学校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反正总能见到她。听说丈夫对她很不好，她就从老家跑出来了。郭姥姥长的不好看，即使是我这样的小孩子都能看出她长的不好看，主要是她的嘴唇，又大又厚，歙裂着，总有一滴口水在下嘴唇上呆着。她对小孩子都很好，喜欢我们。性情也很温和。有一段时间，她就在学校的托儿所看小孩儿。有一位“洋先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姓“杨”，所以叫“杨先生”，还是因为他洋气，所以叫“洋先生”。他是一位干瘦的爷爷，总穿一件洗的发白的蓝色褂子，头上戴着一顶有网眼的鸭舌帽，也是淡蓝色的。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浅浅的一团蓝色。四年级时候练骑自行车，一圈一圈骑得起劲，却不知道怎么下车，没办法，最后撞篮球架上，停住了，摔下来。骑中学里的三轮车，加足马力，冲向煤堆。冲上去，车下不来了，我弃车而逃。总务的大爷找我爸爸告状。夏天的中午，明晃晃的大太阳。举这个大扫帚去扑蜻蜓。呼啦啦整个操场跑，一身大汗，很豪迈。扑到蜻蜓，慢慢掀开扫帚，轻轻捏它出来，又很温柔。这是一个刚柔并济的游戏，培养我豪放与婉约并举的性格，哈哈。可惜现在没得玩。曾经把中学厕所里的厕纸弄出来烧，整个学校弥散着诡异的味道，几天不散。大家都很奇怪，我也没想到居然能有这样绕梁三日的效果。爸爸经常得到的讯息就是：“去看看吧，你家二闺女又把三轮车骑煤堆上去啦！”“快去看看，你家二闺女把学校的大喇叭给拆了！”“啊呀，你家二闺女从铁门上翻过去，出不来啦！”“你家二闺女从双杠上掉下来了！”……爸妈很挠头，毅然决定给我改名，嫌原先的名字太男孩气，助纣为虐没起好作用，最后把个霸气的“雪松”改成“莉”。我特意翻了翻字典，“莉”的后边只有四个字：人名用字。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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