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挣扎——我半年的报社实习心路历程(从记者理想到签约大型国有企业的变迁)
数月的实习让我受益匪浅,实习的媒体从《兰州晚报》到《大公报》,期间收获的不仅是完成稿件近百篇,加深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消化,更重要的是对课本以外的媒体认识完成了良性的积累,更长远的是对我职业规划更加清晰认知和抉择,本文将对我大学的专业实习作以总结。
实习单位:《兰州晚报》社会新闻部 实习时间: 2008 年 7 月~ 11 月 报社实习期长达半年 当专业实习还没成为大四的任务时,我在大二暑假就开始着手报社实习,首先解决了报社不要实习生的问题,顺利进入《兰州晚报》调查部实习一个月,这为我大三专业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大四专业实习及就业规划的提供了经验。 我在两家报社的实习长达半年,在《兰州晚报》实习期间,除了采访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写作,四个月的采访经历让我更加的成熟和稳重,让我的内心更加的丰富,所以我很感激这四个月的时光带给我的采访经验。采访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写作是采访的表现和结果,既要深入采访,又要讲究写作,二者不可偏废。但从采访写作关系的实质来看,应该说是采访决定写作。另外,要想写好新闻就必须有客观的事实依据,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有依赖与采访,要做好新闻,必须抓好采访写作的两个明显特点,要更加强调实践性,再就是要有鲜明的政治性。在亲历了各种新闻事件的前后,让我对于社会层面的了解又深入了一层。不管是政策法规、社会民生,新闻所给予的对于我们周边信息的了解和反思,是人的阅历中不可或缺的一笔。我很感激这四个月的时光,它带给我的社会经验和见识都是无价之宝。 实习贯穿了我的新闻理想 在我实习任务完成的情况下,选择继续在《兰州晚报》实习目的是想通过实习进入这家兰州的老报,实现我记者的理想。在进入晚报前我是有准备的,我给自己做了个计划:腿勤、手勤、嘴勤,学习本领,能留就留。大三放假我就一头钻进了报社,新闻部里有很多的实习生,本来稀少的记者资源更加紧张,僧多汤少。每天早上,当大多数实习生还没到的时候,我很早就到报社,开窗、拖地、擦桌,开电脑,坚持了几个月,有时面对那些低年级的实习生,特别是女生对我如此卖命的不解,我只是笑笑,心里很清楚,这是在靠近我的梦想。
当大多实习生都是冲着能完成实习数量目标时,我却为一步步的实现我的计划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吃亏是福,一个月不到,我和社会新闻部的记者关系达到了“和谐”,和我的指导老师关系处的不错。同时我获得了很多的采写机会,逐渐开始从每天的线索中找到自己要写的线索,背着相机自己独立的穿梭大街小巷,完成实习任务已经不是我的负担,我的努力是想靠近我的梦想。四个月后,通过在晚报和《大公报》的实习,以及和报社老记者推心置腹的交流。我对新闻、对记者,其实是对自己的理想的认识发生了 180 度的转弯。我发现都市类新闻记者并不能成为我的人生梦想,在报社待1年和待5年10年不能完成职业积累,也就是说,10年后我还是个签约的记者,并且每天都纠缠着各种社会市井问题,年复一年的井盖、事故、起火、打架的问题。虽然我已经可以留在报社了。
实习单位:香港《大公报》甘肃办事处 实习时间: 2008 年 9 月~ 11 月 与《大公报》甘肃办事处的结缘是在一次招聘会上,正值办事处主任正在招兵买马准备扩大办事处的影响。当时我还正在《兰州晚报》实习,我怀揣着新闻理想找寻着能够招聘记者的讯息。在《大公报》甘肃办事处的招聘桌前,只能用惊喜来表达当时的心境,《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课本里的份量是每个新闻学子能够掂量的。我投了简历,并表达了我对《大公报》办事处和成为专业新闻人的向往,主任问了一些专业问题,说了一些办事处的规矩,鉴于我还是学生的缘由,让我先实习 3 个月,看我的表现决定去留,题外谈了些如购车计划等等事宜。回去的路上心想着可能将成为《大公报》的记者,满心欢心颇有成就感(虚伪一下,当时想象自己开着《大公报》的采访车游走在甘肃各级政府宣传部门,那个兴奋)。我当时打了个算盘,如果能留下,这个地方就是在金融危机就业难形式下我就业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留不下,我在《大公报》的实习繁体稿件在找工作的时候那是有份量的,《大公报》的权威在全球新闻界可不是不是盖的。 新闻发布会是最稳定的线索来源 我在办事处实习三个月,其实当时我还在《兰州晚报》实习,也就是我在两家报社来回的跑。《大公报》和都市报是截然不同的,不论是从经营方法还是新闻业务采写都是不一样的。在《兰州晚报》跑惯了社会新闻,给《大公报》写稿有很不适应,办事处主要是要采写发生在甘肃省内世界华人受众喜欢的新闻。前者接触的是市井中买菜的、打架的等等;后者接触的是省长、市长、局长等上层建筑,每天我要完成两个极端的转换。第一个月,我主要是跑省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将会上的新闻通稿变成香港人爱看的小简讯。《大公报》作为境外媒体,他在甘肃新闻界和政府方面深受追捧,这也与当地的不发达分不开,少见才会多怪。 到实习结束,我才知道《大公报》甘肃办事处是主任负责制,主要业务的是“软文”,为政府、大型企业写软广告,新闻为辅。我只能是为办事处效劳,招聘和总部没有关系,失望很久。我平均一周发 4 篇稿子到香港报社,能上报的也就 1-2 篇,其他的都上了大公网。我开始琢磨学习那些全是繁体字的《大公报》的新闻稿件的写法,上报的几率逐渐增加,但是由于新闻线索主要来自发布会,《大公报》给甘肃的板块并不多,因此能上《大公报》的稿件数量一直受限。新闻发布会的媒体接待会给个通稿,至于像是记者提问的环节都是计划好的,一次我不知这个潜规则举手提问质检部门发言人: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前,甘肃有用没类似的群体性卫生事件。问的质检局长和助理很诧异,在场的所有的地方记者先是心照不宣的互相对望,然后都是很吃惊和羡慕的看过来,我当时一个寒啊。 没有把“某品牌”变成“三鹿牌”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在《大公报》甘肃办事处实习期间,最满意的是我追踪采写了整个“三鹿奶粉事件”的全部过程。主任见我对《大公报》的稿件写作方法掌握较快,就把“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甘肃片区的报道任务交给了我。该事件的缘起是《兰州晨报》报道 16 婴儿同时患肾结石,疑为同食用一种国内知名的某品牌奶粉,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媒体都把这件事作为重要头条,甘肃成为了全国媒体聚集的焦点。我先是从甘肃解放军第一人民医院开始,当时新华社、 CCTV 、中新社、以及地方媒体主要的焦点都放在奶粉婴儿身上,采访也主要是家长、患儿、医生,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没转化成全国性事件前,所有采访的媒体都不敢将真实的元勋指向“三鹿”,所有稿件清一色“某品牌”奶粉。
在我电话采访给石家庄“三鹿集团”宣传部门时,主要负责人决口否认此事,先是答应给我一份材料,后来又是要集团开会后才给我回话。但是到了第二天我打电话再催促答复时,他们开始用一系列借口推脱拖延此事,想必已经知道严重性了。我当时诚恳劝道:出人命的事情不是拖延就能掩盖的,集团应该积极的和媒体沟通,主动危机公关,越逃避将自己陷与不利越深,将越被动。期间我采写的奶粉事件稿件《大公报》都给我开了绿灯,这是事件给了我机会,稿件发的很顺利,但是我明知是“三鹿惠幼”奶粉还是仿照全国媒体,使用“某品牌”,其实我掌握的采访资料完全可以写明“三鹿牌”。给三鹿集团最后一次打完电话的早上,我打开电脑上网,惊奇发现全国很多省市都发现婴儿食用“某品牌”患肾结石。同时,三鹿集团的电话再也打不通,集团的首页也被黑客攻击,到下午上网发现,一个“胆大”的名叫简广洲的外省媒体记者将“某品牌“变成了“三鹿牌”,就在那一霎那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后悔懊恼自己没有成为全国“第一个敢于把揭三鹿问题”的记者。随后事态急转直下,三鹿集团全线彻底溃败,全国人民怒指三鹿罪恶。简广洲将中国媒体 “ 你不说、他不说、怕说错、怕被追究、怕秋后算帐、最后没有人敢说 ” 的沉默螺旋打破了张季鸾先生张季鸾先生,他成了能对八十多年前张季鸾先生的办报宣言 :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捍卫者。张季鸾先生可是《大公报》记者啊。我懊恼的是我失去了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千年等一会”的机会。
小结: 成为新闻人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为此尝试靠近媒体,以使我的理想更近些。但是实习发现现实中,要不就是容易靠近的标榜民生的都市类媒体,要不就是个人能力无法企及的大媒体,当我在都市类媒体接触半年后发现,我所追寻的正是后者。我崇高的新闻理想却成为了在金融危机就业难阴影下的一张底牌——“实在就不了业,就去都市报社当记者”,想来百感交集。 但是,对要追寻的新闻梦想不曾改变。
2008年11月25日,我还是有些犹豫的在一家江苏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就业协议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职位是秘书(平生最不喜欢当秘书)。 这个选择是“曲线救国”,还是十全抉择。我至今还是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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