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是中国文化的一次伟大复兴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代人存在太多误解。主流的观点将其视作一次思想领域里的封建专制，而贬低之，甚至辱骂之。

事实上，该事件是一次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绝不能将诸子百家看成平等的思想流派，百家的思想绝非其代表人物的个人“创新”，而都是有着其历史来源、文化来源。在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思想是完全基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总结，继承了中国文化之精髓。而其他任何一家，其思想学说中，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外来因素，即包含着当时的西方文化元素。因此，唯有儒家代表着纯正的中国，其他的百家则都是是西化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就是“罢黜西学，独尊中学”。儒家与其他各家的对立，实质就是当时的中西文化对立。

对于这个观点，绝大多数人会觉的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的主流历史认知中，2500多年前的中国当然是“纯粹”的中国，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历史的演变完全是内因所致，当时诸子的出现也都是中国历史自身的环境发生变化所致，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思想，都是“国学”。

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历史证据上，尤其是考古证据上，都指向一个2000多年来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春秋战国时代，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中西交流，当时的中西文化之间出现了互动和融合，西方的思想传入了中国，中国的思想也传入了西方。

也正是因为如此，诸子现象不仅中国有，在西方也同步出现了，尤其是古希腊和古印度。释迦摩尼是印度诸子的佼佼者，而苏格拉底、柏拉图则是希腊诸子的翘楚。

因此，诸子现象在当时是全球性的、全球化的，当时整个世界都是处于诸子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现象绝非现代世界才有，在2500年已经发生了，而且出现的更早。最早的中西文明交流和全球化现象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前，即5500年前。5500年以来，人类的历史一直是周期性交流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全球化。也就是说，在近5500年来的人类历史中，中西文明交流和全球化是其常态。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中西文明交流和全球化，仅为其中一次，当然，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我此前写的文章：《3000年来的“历史周期率”之谜终被破解》一文。

就中国的历史而言，诸子时代的出现是受当时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诸子众多流派的思想，并非“无中生有”的原创，而是对当时的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引入。就西方历史而言，诸子时代的出现，新的哲学和宗教形态的出现，则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这些新的哲学和宗教形态又回传到中国，并影响了中国。

关于中国的诸子产生的根源，以及全球诸子产生的根源，中国以及西方的学者此前也都做过探讨，但是，由于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缺乏正确的认知，这些探讨也都是错误的。

关于中国诸子的起源，在民国的新文化时期，曾经有过一场学术的争论。章炳麟持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诸子”起源于周朝的“王官”。周朝崩溃后，这些原本是朝廷官员的学者就流落民间，化身为诸子。这种说法在前汉所形成，肇始西汉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炎，成型于两汉之际的刘向刘歆父子。但是，这种观点遭遇了当时美国留学生胡适的反对。他认为诸子不是源自王官，而是由当时激变的历史环境所激发，为解决当时的新问题所提出的新理论。

事实上，无论是诸子源于王官说，而是反王官说的其他说法，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臆断。

将全球诸子问题当时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是德国的所谓的“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0年左右，他提出了所谓的“轴心时代”说。他的做法很机械、武断和幼稚，直接将诸子时代当成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事实上，他是基于站在西欧历史视角来看全球诸子时代的，而西欧的历史是非常短浅的。以在西欧历史的基础去看人类历史，无异于坐井观天。显然，在中国历史中，春秋战国不仅不是文明的起点，不是什么“轴心时代”，而恰恰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崩溃和混乱期，即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

然而，比较讽刺的是，近年来，这种坐井观天的“轴心理论”却在学术界日渐流行，包括中国的学术界。西欧的学者跟风“轴心理论”还有谅可原，中国的学者也跟着跟风，就是邯郸学步了。这一事件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界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辨识能力，只会对西方学术界盲目跟风。

中国的学术界之所以会陷入令人生厌，也令人可伶的邯郸学步之窘境，也是其基本范式的必然结果。中国学术的范式形成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基础就是“新文化”。所谓的“新文化”，其实质是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从日本引入的日本文化。当时日本文化的核心是“脱亚入欧”。“脱亚”就是就是“脱中”，“脱中”就是“反中”而实现。总之，当时日本文化就是引入西学，否定中学，这也是新文化非核心特征，同时也是当下中国学术的核心特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了新学术运动的概念。中国亟需一场新学术运动，破除辛亥后所形成的以“新文化”为基础的旧的学术范式，而建立以中国自身文化为基础的新的学术范式。

“诸子百家”和“礼崩乐坏”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体两面。“礼崩乐坏”就是在唐虞三代时期的中国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崩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崩溃，也是受当时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引入西方文化要素，才形成了诸子百家。

象“诸子百家”一样，“礼崩乐坏”也是全球性的。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也发生了原先的主导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形态崩溃的现象。实际上，他们的程度比中国要严重地多。因为长期居于西方文明核心的古两河和古埃及文明正是在那时开启了最终消失的里程。也就是说，西方的“礼崩乐坏”表现为文明的消失。

西方的以文明消失为特征的“礼崩乐坏”，也是外来文明冲击的结果，这个外来文明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文明。也就是说，古埃及和古两河文明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冲击，并非游牧人或准游牧人的侵略。当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中，中亚游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中介。当然，游牧文明在充当中西文化交流中介的同时，它自身也因遭遇中西文明的双重影响而发生变化，形成了所谓的“印欧文明”。

在全球诸子时期，作为西方原本文明中心的古两河和古埃及急剧衰落，继之而起，就是中亚东欧草原游牧的后裔：印欧文明，包括当时的印度、希腊和波斯。印度和希腊的影响主要在新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形态上，包括希腊哲学和佛教。而波斯的影响则是在“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以法律和暴力为基础的“帝国制”。这些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而出现，后来又都回传中国，并影响了中国。

波斯的“帝国制”新政治理念传入中国后，成为法家思想的核心元素；希腊和印度的哲学的“唯物派”思想传入中国，形成阴阳家的五行和阴阳概念；希腊和印度哲学中的“梵”、理念等唯心本体论思想传入中国，形成了道家的道的概念；墨家的宗教理念和宗教组织，则受到当时西方新宗教的影响。

但是，希腊哲学和印度的佛教，以及《奥义书》哲学，其实质都是心性学，当然是一种异化的心性学。显然，这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波斯的政治新形态与古两河古埃及文明的根本不同在于，波斯的政治是世俗政治，而古两河古埃及的则是宗教式政治，政治依附于宗教，这是受到当时的中国政治形态的影响。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受当时西方文化冲击的时代，是一个西化时代。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所谓的诸子百家都是当时西方文化的代言人。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其实质是“罢黜西学，独尊中学”。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将这学术原则落实，开始将儒学定为官学，并立了《五经》博士。这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一次伟大复兴。自此，中国以儒家为主的学术范式得以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政治范式也得以形成。维持了2000多年，直至辛亥革命之后，被取缔。

辛亥以来的中国学术之所以极力否定儒家，并否定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新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否定中国文化。

中国在应该破除辛亥以来的“新文化”式学术旧范式的同时，也应该把被这一旧范式的学术所否定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新肯定过来。当前的中国也继续破除辛亥以来的西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崛起。显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提供宝贵经验。中国需要新一场的“摆出百家，独尊儒术”，新一场的“罢黜西学，独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