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标榜自己伟大正确，质疑甚至诋毁其他文明，就越凸显其心虚；越标榜什么，就越缺乏什么，此理中外通用，古今不变！
得益于几千年来海量完备的文字记录，中华文明经历了从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历史变迁，由原始部落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步的按部就班的演变到更先进的时代，而从来没有忽然的跨越式发展，这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除了上古时期及尧舜禹夏需要大面积的考古来佐证文献典籍记载外，殷商之后的中华历史脉络清晰而明确。
有专家分析，中华自黄帝时期就开始确立了史官制度，该时期最有名的史官便是造字的仓颉，为何要造字？就是要记录发生的事件。殷商之后，史官有了左右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后的史官共六种：太史、内史、小史、右史、左史、外史，各自分工细致，职责明确。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但有文字，还有可以长久保留文字的载体，更有先见之明式的史官制度，使得中华文明上可溯本正源，下可传承有序。
古建筑是活着的文物。相比出土文物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研究建筑遗存，可以更直接更快速的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甚至政治和经济状况。中国明代之前的大部分建筑是土木结构，砖石结构只在少数建筑中，比如佛塔、寺庙等有所使用，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将建筑学科称为土木工程。
古希腊和古罗马，以至后来欧洲各国的古代建筑大多为石砌建筑，这些建筑主要由希腊柱、罗马拱组成，以及后期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建筑风格，这与不同文明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希腊的巴尔干半岛、罗马的亚平宁半岛均多山地，石材丰富，自然大多数为石砌建筑；而中华文明核心地处黄河流域和渭河流域，均为河流冲积中原，周围基本无石可用，只能用夯土和木材构建房屋，这就造成了东西方建筑的巨大差异。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古代建筑的不二选择。历经千年沧海桑田，历朝历代战乱频仍，石砌建筑自然要比土木建筑遗存要耐久的多。更有中国历史上屡屡为泄私愤的恶行：项羽匹夫焚毁咸阳宫、绿林更始军焚毁长安未央宫和长乐宫、乱贼董卓焚毁洛阳皇城、叛贼黄巢和朱温焚毁万宫之宫的长安大明宫，等等，使得中华文明土木结构的伟大建筑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从上古时期直到明清时代，夯土筑墙技术一直都在使用，商周时期的建筑立墙全部由夯土构筑，王公贵族屋顶则出现瓦当。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阴刻的画像砖和瓦当，但墙面依然由夯土筑成，砖和瓦当仅作为建筑的装饰构件，秦兵马俑坑中出现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砖砌墙面。汉代砖瓦建筑有一定的发展，但依然用于陵墓，分封的刘姓诸侯王的汉代石墓则是典型代表。“秦砖汉瓦“是秦汉时期主要用于建筑的装饰性构件，且只用于皇宫和少数达官贵族的府邸。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佛之居所一定要比人的房屋高贵耐用，于是出现了砖砌的佛塔和寺庙。隋唐至宋代，砖石依然只用于重要的建筑上，砖塔、石塔都有较大的发展。
烧砖真正大量使用则是在明代，砖石普遍用于民间建筑和军事防御建筑。明代是个伟大的朝代，尽管出现了几位昏聩之帝，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汉人正统，每当皇帝暗弱之时，总会出现治世能臣以弥补皇帝的遗憾。明代大部分时间社会安定，经济复兴，朝廷及地方衙司拨出巨款，在全国范围内以砖覆土，重新修筑几乎所有城镇的城墙，如果把全国各地城镇的所有城墙加起来，其总长度有可能已经超过长城的总长度。伟大的明长城绵延万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几乎全部用烧砖筑就。而秦汉长城主要是夯土和山石，山谷隘口及平川地带多用夯土筑成，山地则多用石块或土石混筑。
伟大的万里长城
现在全国各地的砖砌建筑和砖砌城墙，几乎都来自明朝这个看似昏暗实则强盛的时代。明代建筑数量较多，无法统计，而现在仅存的明代古城墙却屈指可数：1、南京明城墙历时21年建成，全长33.7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城墙。2、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保存最完整的明城墙，全长13.7公里。3、荆州古城，全长11.03公里。4、襄阳城墙，全长7.6公里。5、宁远古城（现辽宁兴城县），长3274米。6、山西平遥古城墙，长 6163 米。7、寿县古城墙，长7147米。
西安明城墙
两河流域、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世界其他主要文明，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字，但由于缺乏可以长期保留文字的载体，更没有相应的史官制度，使得这些文明始终像谜一般的存在，含混不清，争议不断。这里仅讨论代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至于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将在后面的文章细致研究。
雅典、罗马至今遗存诸多2000-3000年前的石砌建筑，成为可以验证西方文明的活文物，使得他们可以从研究古代建筑遗存下手，以物证史，正向研究其历史脉络。近代西方崛起，迅速成为引领世界的先进文明，但由于严重缺乏文字记载，为了从历史根源上验证“西方中心论”的正确性，近现代西方历史学者只能靠猜测，甚至臆造来弥补西方历史的缺憾，这就导致了诸多非议和争论。
西方这种自我膨胀式的猜测和臆造，反而暴露了西方对其历史的不自信甚至虚伪，其实他们不需要这么做，仅从其遗存的宏伟建筑，诸如：雅典卫城的雅典娜神殿、阿尔忒弥斯神殿、帕特农神庙、古罗马斗兽场等建筑，就足以证明其古代文明的伟大之处。画虎不成反类犬，画蛇添足自欺人，西方越是标榜自己伟大正确，质疑甚至诋毁其他文明，就越凸显心虚与不自信；越标榜什么，就越缺乏什么，此理中外通用，古今不变！
中国人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侍奉已经去世的长辈，就像他们在世时一样，这是最高的孝道。这一基本态度导致了古代中国的厚葬礼仪，特别是帝王将相的陵墓坟茔都有严格的规制，生前享受什么规格，死后同样享受什么规格，要把生前所有的器物带入坟墓。从先秦的不封不树到秦汉之后的封土植树，甚至规格及高的黄肠题凑、金缕玉衣，无论什么年代，中国人都讲究厚葬礼制，入土为安，这就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由于明代之前的建筑古迹基本都没有太多遗存，我们只能从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寻找蛛丝马迹。通过偶发性的发掘，特别是古代王公贵族陵墓中的文物来逆向验证典籍记载。这种逆向研究稍嫌被动，很多陵墓发现之时已经被破坏盗掘，大多属于抢救性发掘，文物精华大多被盗取流散民间甚至流向西方，所遗存的文物价值大打折扣，而且发掘时间漫长，动辄几年甚至几十年，耗时费工。最重要的是挖掘坟墓就是是刨人家祖坟，不仁不义，无道无德，如果主动挖坟则是丧尽天良，必遭报应，坚决反对！如果是抢救性挖掘，为保护里面的文物，实属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尚可理解。
西方基本上讲究薄葬。古希腊的丧葬礼仪规格虽然也很高，但只体现在陵墓的建筑上，随葬物品相对简单，一般只放置生活用品、装饰品和武器刀剑，而古罗马则更现代化，死后居然和现在一样：火化，随葬物品也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和生前喜爱之物。后来的欧洲基督徒则更简单，随葬十字架饰品，近现代则是一本圣经，十字架项链和几束鲜花。西方人想通过挖祖坟发财的可能性太小，如果想通过发掘古坟来寻找历史线索，最多挖到一把刀剑，几枚象征性的金币银币，其文物价值远远达不到中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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