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鲜卑共建立了十个国家,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起源于东胡族。鲜卑建立政权后,多由部落形态转变为定居的农业文明,由冲突向融合靠拢。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强,其最终与汉民族融合,成为了隋唐统一国家多民族文化的一份子。
研究南北朝时期鲜卑人的社会生活,有助于了解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习俗方面的影响,以下阿谷将从服饰、饮食、语言文字、婚葬、民风民俗五方面简单讲述自己对于这一方面的认知。
《魏书》记载, 拓跋鲜卑始祖大酋长力微之子沙漠汗长久居洛阳, 归国后被诸部大人以“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为由杀害, 可以看出早期鲜卑上层人士对汉文化的反感,普遍采取了排斥态度。与此同时,也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此前仇视汉族,其服饰也有着明显差异。
此后,鲜卑由于与中原地区的频繁接触,汉化程度逐渐加强。
北魏道武帝曾:“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可以看出,这是在以汉族儒家标准规定北朝官员的朝服。然天兴六年(403年),道武帝又“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可以看出此时期虽然因政治目的有意识的“正服色”、“制冠服”,但革新力度不大,效果较差。
北魏孝文帝改易汉服,鲜卑服饰才有了重大变化。《魏书》:“高祖太和十八年 (494) 十二月壬寅,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 同年四月,颁布了五等公服制度。结果却差强人意,五年以后的小岁贺时,百官并未穿着朝服。事实上,此前鲜卑习惯的服装式样为“绔褶”。“袴褶”一词最早见于西汉的《急就篇》, 唐朝颜师古注:“褶, 重衣之最, 在上者也。其形若袍, 短身而广袖。一曰左祍之袍也”, “袴褶”是上衣加下裤的搭配, 即上衣下裤的服装形制,“褶”为上衣, 且为外衣, “袴”为下裤。“左祍”、 “袴褶”是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诸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样式。
孝文帝雕像
但事实上,孝文帝在位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胡服并未禁绝,而是形成一种以汉服为主、汉服胡服混用的局面。
此外,鲜卑服饰还有腰带。《魏书》记载杨椿说:“国家初,丈夫好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恒见翁着布衣韦带” “韦带”,即皮制的腰带,这是拓跋鲜卑的传统服饰,近年出土文物也为明证。
此后,东魏、北齐时期胡化逆流,鲜卑旧俗服饰又盛行一时。
《魏书·序纪》关于拓跋鲜卑起源记载说:“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可以看出,鲜卑乃传统的游牧民族,以射猎畜牧为主业。不难想象,鲜卑饮食与之相关,主要食物应该为牲畜、野兽的肉或乳制品。
元康四年(294),慕容廆将部众自徒河迁往大棘城。自此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向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慕容氏“教以农桑”是颇有成效的,永宁元年(301年)“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开仓赈灾便反映了其粮食产量之高,这些便可以说明农产品开始成为鲜卑族的主要食物,慕容皝曾称“稼穑为立国之本”。
《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年)七月记载说:“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鲜卑是有谷物类食物的,拓跋鲜卑在五原地区种植的穄达到了“百余万斛”便侧面反映了。慕容鲜卑掠夺的一般认为是拓跋鲜卑在此的屯田,这与其“息众课农”政策有关。
天兴元年(398年)正月,拓跋珪“诏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授田。”
可以看出,随着汉化程度的加强及其他因素,鲜卑部落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由部落形态转向农业形态。
当然,肉制品、乳制品依旧是其心头好,甚至朝廷宴会也必不可缺。
太元十八年(494年)久居江南的王肃入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对此类食品敬而远之。但王肃需融入鲜卑上流社会,因此几年之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从中不难看出羊肉酪浆这一类鲜卑传统食物的地位。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颇学文字”。 三国时期鲜卑民族首领轲比能部落靠近塞外,其开化程度较低,可以看出此时鲜卑开始学习汉族文字,此前鲜卑是无文字或尚未成型的。
十六国时期,鲜卑汉化程度较高,前燕慕容皝任世子时“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雅好文籍,勤于讲授”。
慕容鲜卑多学儒家文学,“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
此后,北魏孝文帝(467年-499年)改革更是进一步革新其语言文字。
孝文帝曾下令:“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
北语即鲜卑部落原先的本部语言,正音则为中原地区通行汉语。迁都洛阳后,为消除鲜卑与汉族之间差异隔阂,加强民族融合以适应鲜卑统治。可以看出,鲜卑此时汉化程度颇高,三十以下青年必须改用汉语可以反映这一现象。
此外,孝文帝改革将北魏皇族九姓及所统一百一十八氏全部加以改造,如改拓跋氏为元氏、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等。且更改可汗为皇帝、可孙为皇后、莫贺为父、么敦为母及阿干为兄等等。
当然,语言文字是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绝不可能一纸诏令就完全革新。这一时期,鲜卑统治地区该是汉语与鲜卑语同时流行,在非官方场合或许鲜卑人依旧使用鲜卑语。
此后,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爆发六镇之乱,远离洛阳的六镇鲜卑汉化程度较低,鲜卑化热潮再度兴起。
《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
可以看出,鲜卑男女在每年三月的部落大会中自由“恋爱”,在这场盛大的酒宴之后便开始“配合”。《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关于鲜卑说:“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这一习俗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旧延续。
乌桓鲜卑习俗类似,王沈《魏书》关于乌丸说:“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类,无复报者故也”。可以看出,鲜卑实行的是氏族外婚制,即婚娶双方是不同氏族的。此外,鲜卑男方需以“抢婚”形式 “掠走”女方,双方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同居生活”后才正式定亲。且部落大会或许是在女方部落主持,婚后的最初两年女婿要到岳父家劳动帮助,期满后妻子带着丰厚嫁妆随丈夫回其部落。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胡皆流行“妻后母、报寡嫂”习俗,鲜卑也不例外,甚至有“子死父亦可妻子妇”的婚俗。
《魏书·清河王绍传》:“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
在这里,献明皇后反对的是“已有夫”,而非妹妹是太祖拓跋珪的姨母,也就是说亲戚辈分是不影响婚姻的,但禁止妇女重婚。鲜卑婚姻允许一夫多妻而不许一妻多夫,是父系制度的产物。
《北史·西魏文帝纪》大统十二年(546年):“诏女年不满十三以上,勿得以嫁。”可以看出,拓跋鲜卑有早婚、早育的习俗,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拓跋晃13岁生育、拓跋弘14岁生育,以致拓跋珪23岁生育成了“晚有子”。
鲜卑“敛尸有棺”,是实行土葬的,近来考古发掘便是明证。
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北芒山营造长陵,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大片内迁鲜卑人的集体公墓。北芒公墓乃内迁鲜卑集体安葬之所,是鲜卑原先族葬的沿袭。
辽宁北票鲜卑贵族墓地的发掘,出土文物 达3100 余件(套),其中铁马鞍具、成套铜鎏金镂孔带具、酱釉陶羊尊首见于三燕文化墓葬,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其中,不仅有甲骑具装、铁制兵器,也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也表明了鲜卑内部社会结构已由游牧向农耕转变。
北魏初年的拓跋鲜卑依旧是“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此前他们是“以穹庐为宅”且“父子乃同穹庐而卧”,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始土著居处”。
此外,鲜卑人还有“打簇戏”、“相偷戏”
“打簇”、“相偷”都是拓跋鲜卑的传统游戏,且均在正月十五日举行。
《北齐书·尒朱文畅传》:“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因 高祖临观,谋为窃发。”可以看出,“打簇”是一种有奖的比赛。“相偷戏”则是以偷窃为娱乐,清初查嗣瑮的《燕京杂咏》中描述道:“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
此外,鲜卑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歌乐府。文献记载, 最早的鲜卑歌是慕容廆思念庶长兄吐谷浑所作的《阿干之歌》。在鲜卑语中阿步干是哥哥的意思,阿干则是阿步干所管辖地区。今天兰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都是从阿干之歌得名。
鲜卑民歌丰富多样,如同北方诸胡一样, 以歌声描述生活、抒发情感,北魏末年仍存有乐府五百曲。鲜卑民歌主要存于《梁鼓角横吹曲》中,这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 因乐器有鼓有角, 因此称为“鼓角横吹曲”。歌辞的作者多为鲜卑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 且几乎都以鲜卑语歌之。“我是虏家儿, 不解汉儿歌”中的“虏家”, 指的便是鲜卑,《木兰诗》便是大家熟悉的鲜卑民歌。此后,由于鲜卑不断汉化,开始了以汉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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