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鲜卑共建立了十个国家，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起源于东胡族。鲜卑建立政权后，多由部落形态转变为定居的农业文明，由冲突向融合靠拢。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强，其最终与汉民族融合，成为了隋唐统一国家多民族文化的一份子。
研究南北朝时期鲜卑人的社会生活，有助于了解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习俗方面的影响，以下阿谷将从服饰、饮食、语言文字、婚葬、民风民俗五方面简单讲述自己对于这一方面的认知。
《魏书》记载, 拓跋鲜卑始祖大酋长力微之子沙漠汗长久居洛阳, 归国后被诸部大人以“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为由杀害, 可以看出早期鲜卑上层人士对汉文化的反感，普遍采取了排斥态度。与此同时，也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此前仇视汉族，其服饰也有着明显差异。
此后，鲜卑由于与中原地区的频繁接触，汉化程度逐渐加强。
北魏道武帝曾：“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可以看出，这是在以汉族儒家标准规定北朝官员的朝服。然天兴六年（403年），道武帝又“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可以看出此时期虽然因政治目的有意识的“正服色”、“制冠服”，但革新力度不大，效果较差。
北魏孝文帝改易汉服，鲜卑服饰才有了重大变化。《魏书》：“高祖太和十八年 (494) 十二月壬寅，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 同年四月，颁布了五等公服制度。结果却差强人意，五年以后的小岁贺时，百官并未穿着朝服。事实上，此前鲜卑习惯的服装式样为“绔褶”。“袴褶”一词最早见于西汉的《急就篇》, 唐朝颜师古注:“褶, 重衣之最, 在上者也。其形若袍, 短身而广袖。一曰左祍之袍也”， “袴褶”是上衣加下裤的搭配, 即上衣下裤的服装形制，“褶”为上衣, 且为外衣, “袴”为下裤。“左祍”、 “袴褶”是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诸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样式。
孝文帝雕像
但事实上，孝文帝在位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胡服并未禁绝，而是形成一种以汉服为主、汉服胡服混用的局面。
此外，鲜卑服饰还有腰带。《魏书》记载杨椿说：“国家初，丈夫好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恒见翁着布衣韦带” “韦带”，即皮制的腰带，这是拓跋鲜卑的传统服饰，近年出土文物也为明证。
此后，东魏、北齐时期胡化逆流，鲜卑旧俗服饰又盛行一时。
《魏书·序纪》关于拓跋鲜卑起源记载说：“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可以看出，鲜卑乃传统的游牧民族，以射猎畜牧为主业。不难想象，鲜卑饮食与之相关，主要食物应该为牲畜、野兽的肉或乳制品。
元康四年（294），慕容廆将部众自徒河迁往大棘城。自此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向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慕容氏“教以农桑”是颇有成效的，永宁元年（301年）“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开仓赈灾便反映了其粮食产量之高，这些便可以说明农产品开始成为鲜卑族的主要食物，慕容皝曾称“稼穑为立国之本”。
《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年）七月记载说：“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鲜卑是有谷物类食物的，拓跋鲜卑在五原地区种植的穄达到了“百余万斛”便侧面反映了。慕容鲜卑掠夺的一般认为是拓跋鲜卑在此的屯田，这与其“息众课农”政策有关。
天兴元年（398年）正月，拓跋珪“诏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授田。”
可以看出，随着汉化程度的加强及其他因素，鲜卑部落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由部落形态转向农业形态。
当然，肉制品、乳制品依旧是其心头好，甚至朝廷宴会也必不可缺。
太元十八年（494年）久居江南的王肃入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对此类食品敬而远之。但王肃需融入鲜卑上流社会，因此几年之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从中不难看出羊肉酪浆这一类鲜卑传统食物的地位。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颇学文字”。 三国时期鲜卑民族首领轲比能部落靠近塞外，其开化程度较低，可以看出此时鲜卑开始学习汉族文字，此前鲜卑是无文字或尚未成型的。
十六国时期，鲜卑汉化程度较高，前燕慕容皝任世子时“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雅好文籍，勤于讲授”。
慕容鲜卑多学儒家文学，“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
此后，北魏孝文帝（467年-499年）改革更是进一步革新其语言文字。
孝文帝曾下令：“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
北语即鲜卑部落原先的本部语言，正音则为中原地区通行汉语。迁都洛阳后，为消除鲜卑与汉族之间差异隔阂，加强民族融合以适应鲜卑统治。可以看出，鲜卑此时汉化程度颇高，三十以下青年必须改用汉语可以反映这一现象。
此外，孝文帝改革将北魏皇族九姓及所统一百一十八氏全部加以改造，如改拓跋氏为元氏、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等。且更改可汗为皇帝、可孙为皇后、莫贺为父、么敦为母及阿干为兄等等。
当然，语言文字是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绝不可能一纸诏令就完全革新。这一时期，鲜卑统治地区该是汉语与鲜卑语同时流行，在非官方场合或许鲜卑人依旧使用鲜卑语。
此后，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爆发六镇之乱，远离洛阳的六镇鲜卑汉化程度较低，鲜卑化热潮再度兴起。
《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
可以看出，鲜卑男女在每年三月的部落大会中自由“恋爱”，在这场盛大的酒宴之后便开始“配合”。《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关于鲜卑说：“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这一习俗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旧延续。
乌桓鲜卑习俗类似，王沈《魏书》关于乌丸说：“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类，无复报者故也”。可以看出，鲜卑实行的是氏族外婚制，即婚娶双方是不同氏族的。此外，鲜卑男方需以“抢婚”形式 “掠走”女方，双方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同居生活”后才正式定亲。且部落大会或许是在女方部落主持，婚后的最初两年女婿要到岳父家劳动帮助，期满后妻子带着丰厚嫁妆随丈夫回其部落。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胡皆流行“妻后母、报寡嫂”习俗，鲜卑也不例外，甚至有“子死父亦可妻子妇”的婚俗。
《魏书·清河王绍传》：“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
在这里，献明皇后反对的是“已有夫”，而非妹妹是太祖拓跋珪的姨母，也就是说亲戚辈分是不影响婚姻的，但禁止妇女重婚。鲜卑婚姻允许一夫多妻而不许一妻多夫，是父系制度的产物。
《北史·西魏文帝纪》大统十二年（546年）：“诏女年不满十三以上，勿得以嫁。”可以看出，拓跋鲜卑有早婚、早育的习俗，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拓跋晃13岁生育、拓跋弘14岁生育，以致拓跋珪23岁生育成了“晚有子”。
鲜卑“敛尸有棺”，是实行土葬的，近来考古发掘便是明证。
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北芒山营造长陵，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大片内迁鲜卑人的集体公墓。北芒公墓乃内迁鲜卑集体安葬之所，是鲜卑原先族葬的沿袭。
辽宁北票鲜卑贵族墓地的发掘，出土文物 达3100 余件（套），其中铁马鞍具、成套铜鎏金镂孔带具、酱釉陶羊尊首见于三燕文化墓葬，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其中，不仅有甲骑具装、铁制兵器，也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也表明了鲜卑内部社会结构已由游牧向农耕转变。
北魏初年的拓跋鲜卑依旧是“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此前他们是“以穹庐为宅”且“父子乃同穹庐而卧”，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始土著居处”。
此外，鲜卑人还有“打簇戏”、“相偷戏”
“打簇”、“相偷”都是拓跋鲜卑的传统游戏，且均在正月十五日举行。
《北齐书·尒朱文畅传》：“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因 高祖临观，谋为窃发。”可以看出，“打簇”是一种有奖的比赛。“相偷戏”则是以偷窃为娱乐，清初查嗣瑮的《燕京杂咏》中描述道:“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
此外，鲜卑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歌乐府。文献记载, 最早的鲜卑歌是慕容廆思念庶长兄吐谷浑所作的《阿干之歌》。在鲜卑语中阿步干是哥哥的意思，阿干则是阿步干所管辖地区。今天兰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都是从阿干之歌得名。
鲜卑民歌丰富多样，如同北方诸胡一样, 以歌声描述生活、抒发情感，北魏末年仍存有乐府五百曲。鲜卑民歌主要存于《梁鼓角横吹曲》中，这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 因乐器有鼓有角, 因此称为“鼓角横吹曲”。歌辞的作者多为鲜卑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 且几乎都以鲜卑语歌之。“我是虏家儿, 不解汉儿歌”中的“虏家”, 指的便是鲜卑，《木兰诗》便是大家熟悉的鲜卑民歌。此后，由于鲜卑不断汉化，开始了以汉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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