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出语惊人，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根基性传承力量——孔子的嫡系传承群（孔府历代帝、王、圣世系），在国家危难的诸多历史关头，都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同时，许许多多的儒生，甚或一些标榜于当时的著名“大儒”，也都在国家危难的历史关头，沦入了卖国汉奸的深渊。此等孱弱群体所产生的价值观理论，似乎永远不可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再造救国精神。真正奋起抵抗并最终再造中国的群体力量，大多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本色群体，甚或是对既往“教化”极端蔑视的形形色色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基数，重视社会实踐，富于实干精神；奔流在他们血液中的，是几千年丰厚的历史实践所积累的强势生存精神，是那些类似遗传本能的精神资源，而不是被灌输的东西。
这一历史实践最充分地说明，儒家的价值观体系与其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绝不是中国文明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而只是中国思想江河的一条支流，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侧面。既然如此，中国文明体系的深处，一定还有着迄今为止没有被世界主动发现，也没有被中国人自觉发现的结构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