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如下：
1、两者的性质不同：三国志是史书。而三国演义是小说。
2、作者不同：《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的史书。撰写时间：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三国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明代通俗小说家。
3、内容不同：《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的史料。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
4、文学体裁不同：三国志是国别体，三国演义是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5、创作年代不同：三国志创作于280年-290年（西晋时期），三国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洪武年间。
一、杨慎以及他的《临江仙》
杨慎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明朝三大才子之首”。其他两位，是明初名臣解缙，以及曾8次名落孙山、9次自尽不成的“小强”徐渭，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伯虎并不在其中。
既然贵为才子之首，那必然是要高中状元的。杨慎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亲乃明朝中期的四朝老臣、东阁大学士、首辅杨廷和。
杨慎的家庭不是一般的官宦之家，从他的祖父算起，杨家四代出了6个进士、1个状元。
生于书香世家，加上天资聪颖，杨慎自然会通过科举之路飞黄腾达。
可是，一旦走上仕途，这种显赫的出身和满腹的才学，带给他的竟是负面效应。
杨慎是一个直肠子，当时面对明武宗的奢侈糜烂，他愤而直谏，可是却遭到了皇帝的厌恶。悲愤之下，杨慎称病还乡，以示抗争。明武宗死后，明世宗继位，杨慎因为为自己的父亲请愿，再次触怒了皇帝，被发配到云南戍边，至死不赦。
从此，杨慎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流放生活，到死也没有返回故乡。
杨慎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但这丝毫掩盖不了这位大才子光芒万丈的才华，在边疆30年，他博览群书，著书立说，奠定了大明第一才子的地位。
《临江仙》这首词，就是其著作《词话》第三段“说秦汉”的开篇词。
这是一首怀古伤今、感叹兴亡的词，其中自然少不了要注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不幸。
杨慎所感怀的历史，也就是他自己的人生，无论是状元的光环，还是流放的耻辱，到最后“是非成败转头空”。一个人的人生如此，即便大如历史兴亡，也只是尽入渔樵们的闲话之中。
杨慎的词，看似超然豁达，其实表达了人世的冷漠无情。一副顾影自怜的经典文人形象，跃然纸上。
二、被毛宗岗植入《三国演义》的《临江仙》。同样一首词，在不同的大背景下，其意义与内涵会发生重大变化吗？会的，《临江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阐述这种变化以前，我们先要看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修订、点评，主要体现在哪里。因为篇幅有限，我们这里化繁为简，用4个字来概括毛宗岗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尊刘反曹”。
嘉靖本的《三国演义》，虽然也有“尊刘反曹”的意味，但对曹操本人的欣赏褒扬之处也不少。在描述曹操的字里行间，一位雄才大略但又阴险狡诈的“双面英雄”形象呼之欲出。
可是，在毛本《三国演义》中，这些美化曹操的文字被大量删改，“尊刘反曹”的思想主线变得更加突出。
毛宗岗推崇刘备，将其作为“仁德”、“正统”的化身；诸葛亮不仅是“智绝”，其推动的北伐事业也是除暴安良、伸张正义之举；关羽是“忠义”的化身，是天下无敌的“武圣”。
可是，毛宗岗无法改变历史。作为仁德之君的刘备，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怅然离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亮，也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光是刘备、诸葛亮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而这种悲剧，与古人的常识是相违背的。古人常讲：
“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
一般认为，仁者无敌，仁者必将成功，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可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遂人愿。
刘备、诸葛亮、关羽这些人们心目中的明主、良臣、良将，不但没有取得天下，反而最终身死国灭。而以阴险奸诈著称的曹操、司马懿、司马昭之流，却先后雄霸中原，进而由其子孙完成统一大业。
这种遗憾，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仁德于历史，究竟有何用处？“忠”也罢，“奸”也罢，一切是非成败，转头皆空。而青山依旧在，夕阳依旧火红。
总而言之，毛宗岗将杨慎的《临江仙》引入《三国演义》，极大的提升了其思想境界。
杨慎的《临江仙》是感叹个人的命运无常，而作为《三国演义》开篇词的《临江仙》，则升华了历史的苦涩与沉重。
同样一首词，放在两种不同的背景之下，显现的韵味竟然大不相同，这也是这首《临江仙》的经典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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