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我们特编发一篇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工作方法的文章，共同在学习中缅怀领袖人物、领略伟人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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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毛泽东宏阔战略的主要执行者，周恩来积累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工作方法。以史鉴今，学习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对我们在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做好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周恩来青年时曾在日本、欧洲求学考察。旅欧期间，周恩来通过总结中国的革命运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比较早地提出了以武装斗争夺取胜利的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急于要这个承认、那个承认，那是旧观念。要有些气概，才能把这个关系摆好”。新中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在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即使面对曾经的敌人，只要对民族、对国家有利，周恩来也会化干戈为玉帛。
20世纪30年代初，时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张冲炮制出“伍豪事件”，污蔑周恩来。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与担任国民党谈判代表的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张冲也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对我党工作施以援手。1941年8月，张冲病逝，周恩来送去“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在追悼会上致辞时，说到动情处，几度哽咽。他还在当天《新华日报》头版发表亲自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周恩来这种诚挚的感情，也使国民党中一些人士受到感动。
为团结广大党外人士，周恩来指出：“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作有大勇。”
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18日会议开幕后，周恩来不急于发表意见，当天下午，有代表发表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第二天上午会议快结束时，又有人不点名地猛烈攻击共产主义。这时候，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另作一个补充发言。
上午散会后，周恩来口述、随从人员笔录，只用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补充发言稿。在下午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团结，而不是为了争吵。”“我们应该寻求我们的共同基础，同时保留我们的不同点。”他还围绕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问题，有的放矢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并诚恳邀请：“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的代表随便什么时候去访问中国。”他一讲完，全场立刻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大会气氛陡然变了。
周恩来年轻时就曾自我评价“求真的心”极盛。由于看到大好形势下开始出现“盲目冒进”苗头，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提醒大家：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2月8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更加郑重的态度叮嘱大家：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56年7月起，周恩来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导有关部门反复算、改、写。1960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反思“大跃进”中的失误，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在多年工作中，周恩来养成了举轻若重、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周恩来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字，以便于让中国台湾、南越、韩国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请柬写上“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此次活动大获成功，增加了外界对新中国的了解。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摘编自《秘书工作》2023年第1期，精彩全文欢迎阅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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