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大家》杂志开辟新散文专栏后，二十年来，新散文的创作不断生长，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创作成果层出不穷。用心梳理和总结创作，已经成为所有关注新散文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共识。
3月9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北京作家协会、山西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新散文二十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张严出席会议。座谈会由北京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王升山、北二外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主持。
座谈会现场
对传统的背叛为“新散文”命名
如果认真统计新散文流派的“史前史”，大概“20年”只是一个带有权宜色彩的时间概念。张锐锋是新散文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伊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作《马车的影子》完成于1986年，几经辗转后，发表在1991年的《山西文学》上。类似的情况在新散文作家身上还有不少：宁肯的《天湖》《藏歌》早在1987年便已登在《散文世界》；周涛的《蠕动的屋脊》发表于1988年的《解放军文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创作历时日久，最终在1991年的《上海文学》正式亮相……90年代中早期，《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九千只火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蔚蓝色天空的黄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等几本重要的新散文作家作品集先后出版，新散文的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用张锐锋的话说，当时“整个社会寻求变革的时代背景、不愿安于现状的青春冲动，都为新散文的登场提供了强劲驱动”。
“新散文”真正得以命名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文学杂志《大家》推出新散文栏目。1998年，《大家》杂志在新散文栏目率先推出了张锐锋和庞培的作品，然后，宁肯、祝勇、周晓枫、马丽、于坚……几乎所有新散文的代表作家都通过《大家》杂志与读者见面。在张锐锋看来，新散文不是因为一个命名而产生，命名只是一个标志，是因为先有作品的出现，才有命名的可能，“命名只是对已经出现事物的一次有意义的发现”。
山西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作家张锐锋
张锐锋认为，新散文的早期探路者们并没有明确的探索意向，只是遵循个性和偏好，试图打破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散文模式。如同诗歌的裙袂在愤怒中诞生，散文的新质也来源于对陈词滥调的颠覆。“对旧散文的语言方式、叙事逻辑、审美趣味和简单、单调的形式感的极度不满，点燃了背叛的激情。”背叛是危险的，但文学的突破正来源于一次又一次对传统的背叛中。张锐锋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如果一个想法一开始不是荒谬的，那它就没有希望”。
“从一百个方向向内心窥探”
施战军是为数不多的在新散文发轫之初就对其垂青关注的评论家，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不禁感慨万千。在施战军看来，自己和新散文的关系就像是发小一般，“我最初写得像模像样的文章，都是对新散文的评析”。二十多年前，《大家》杂志向施战军约稿，时间紧任务重，那时候互联网远不如今天一样瞬息万里，写信又太慢，“我只好用每页五百格的信纸写作，写完一页用传真发出去一页”。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新散文到底开启了什么？它彻底地打破了过去的定见成规，告别了禁锢和套式，使散文不再是抒情散文、景物散文、纪实散文、历史文化散文那样简单的分类框定，它使散文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在施战军看来，新散文完全是书写作家心中的大世界，让我们的文化重新获得了充沛的氧气，它来自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气，但最终形成了一种温热的元气。和之前的散文相比，新散文的性格特征鲜明，是一种“从一百个方向向内心窥探”的文体，把自传当做万物的传记，从而使个体生命沟通了万物的生命。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
新散文作家祝勇对施战军提到的“氧气”与“元气”表示认同，在他看来，新散文的出现一扫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散文的腐朽和傲慢，成为了中国文学界不可逆转的新力量，为日益固化的散文创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新散文不是当代散文的无关紧要的局部，不是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小花，而是近二十年最雄伟的建筑群，它寻回了散文的生命活力。”祝勇谈到，新散文不仅仅是一个散文流派，而更是一种观念、方向和高度，二十年来新散文所呈现出的革命性、内生性、探索性、差异性和现代性对中国散文创作影响深远。“如果说在60后、70后里新散文只是一股潮流，那么80后、90后的散文创作者基本上都是沿着新散文的路径进行创作的。”
《诗刊》副主编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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