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在给大陆上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让大陆两端的人，有了更多的相互了解。在这之前，虽然大陆两端都曾经兴起过一个又一个文明，可是中间千山万水阻隔，纷乱战火威胁，令得两端的人虽然听闻过对方，交往却非常少。蒙古帝国短暂的统一，使得许多欧洲人得以来到东方，也让不少东方人深入西方世界。只不过，这种相互了解，带来的影响却不一样。在古老的东方，儒家文明支配的汉人最后一个王朝——大明王朝，几乎从建立时起，就选择了保守僵化的制度、复古而保守的文化、由国家强行支撑的自然经济、封锁沿海、宣布周边“不征之国”……。但被基督教支配的西方文明，却因为一本，或者是多本书，比如《马可.波罗游记》，仿佛在黑暗的牢笼里看到了一盏亮灯，这个被中世纪黑暗笼罩了千年的文明，迅速冲破黑暗的牢笼，冲向全世界。这两大文明此消彼长的进程，一直延续到现在，本来只有两三千万人口的欧洲白人种族，此后短短几百年里，几乎控制了世界三分之二的领土，在科技、文化、宗教、社会建设等方面快速进步。而古老的中国，则不断摔跟头，摔跟头，直到七十年前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一声大喝，才算真正站稳了。拔开历史的云雾，来回顾两大文明第一轮回碰撞——对东南亚的争夺，或许对我们思考现在的历史大变局，有不同的意味。本系列从郑和下西洋的遗产，以及可能的遗憾开篇。
郑和是华夏文明的功臣
其实，在谈论中国与西方文明争夺东南亚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输了。东南亚相对中国而言，等于是眼皮底下的存在，对西方殖民势力而言，却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远东”。当西方势力扩张到东南亚的时候，中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却若有若无，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历史悲剧——中国的悲剧和东南亚的悲剧。输的根源要追溯，难度比较大，这里就不追溯这个难题了，仅仅说一下当时明朝如何错过机会。
实际上，明朝时候，中国经略南洋，已经万事俱备：强盛的国力、强大的海军、旺盛的海外贸易需求、数万下南洋华人的族群开拓基础、此前几朝南洋诸国朝贡关系……。以及，南洋多地民众，对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因素太多，要详细分析一本书也写不完，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时明朝对南洋的影响力：
第一，朝贡关系。早在汉朝时期，马援等人经略安南时，便已经开始与东南亚各部族建立联系，在三国孙吴时期，东南亚一些部族和早期国家，便开始向孙吴纳贡称臣。隋唐以后，东南亚各部族、国家与中国中央王朝之间的朝贡关系，渐渐制度化。明朝时期，东南亚各国因为受明朝强大国力的威慑，以及明朝对藩属国薄来厚往朝贡贸易的吸引，朝贡频率更高。下图是部分历史学家梳理的明朝前期（1400-1510年）部分东南亚国家对明朝朝贡使团次数。
（Ming Shi Lu. Southeast Asia in Ming Dynastic Chronicles[M] Hong Kong. Hsuehtsin Press，1968）
第二，军事安全威慑力。东南亚相关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到明朝朝贡，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热爱大明王朝，而是因为大明王朝可以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庇护。以朝贡最多的占婆（现在越南南方部分，古代长期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也称之为占城）为例，占婆长期受安南侵略，占婆朝贡密集的最核心诉求，是希望明朝政府给安南施压，以约束安南对自己的侵略。占婆国王希望通过朝贡，得到明朝重视，“惟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垂慈赐以兵器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则安南不敢欺凌”[1]。当然，明朝对于这个热情的小兄弟，也确实投桃报李，永乐年间，安南不顾明朝警告，屡屡侵扰占城，“帝（明成祖）怒，敕责胡氏（安南国王），而赐占城王钞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四年……（占城）复告安南之难。帝大发兵往讨，敕占城严兵境上，遏其越逸，获者即送京师。五年攻取安南所侵地，获贼党胡烈、潘麻休等献俘阙下”[2]。暹罗与柬埔寨的朝贡，也与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希望明朝介入有很大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朝贡可以得到现实的经济利益，又能获明朝的保护，这使得东南亚多国乐于和明朝维持良好的藩属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据此假设，如果明朝政府能够多投入些注意力，用于经营东南亚，或许中国在南洋面临的情况，就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了。
在谈论郑和下西注的时候，人们往往热衷于谈论郑和舰队规模之大，带去带回的财富之多，却很少谈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在东南亚建立影响力的开创性功绩。当时东南亚小国林立，穆斯林势力日渐东侵，郑和下西洋除了增进中国对东南亚诸岛国的了解之外，促进贸易之外，还给后世留下了三个非常关键的遗产：
第一，阻止了东南亚出现超强国家，并为明朝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南洋开拓基地。最典型的便是郑和阻止爪哇国的扩张行为，确保了苏门答腊没有被爪哇吞并，从而使得马六甲海峡不被一个强大的国家垄断，确保路线通畅。苏门答腊是扼守海峡口的关键地方，“苏门答剌峙中流，海舶番商经此聚[3]”，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日渐强盛的爪哇国，试图吞并苏门答腊，但苏门答腊王宰奴里阿必丁，以向明朝称臣，换取明朝干预爪哇入侵。明成祖令郑和携所赐印诰、彩币、袭衣，正式册封宰奴里阿必丁为苏门答剌王，并警告爪哇不许侵扰。爪哇慑于明朝威严，收敛了吞并苏门答喇的欲望[4]。同一时期，郑和还平定了盘踞于三佛齐的海盗陈祖义，并在旧港（现在印尼巨港市）建立了宣慰司，并设有官厂（一种促进地方治理和贸易的机构，应该也和明朝厂卫有关联）。从这些措施来看，郑和应该是有打算好好经营东南亚几个基地，为明朝长期经略南洋做安排的计划。虽然后来这些计划未能实施，不过这几个地方却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一直对明朝非常友好，也接纳了大量下南洋的华人。
菲律宾三宝颜市
第二，传播了中华文化，使得东南亚在文化上与中国亲缘关系更浓。直到现在，东南亚各地以“三宝”命名的名胜古迹数不胜数，例如印尼有“三宝垄市”、有“三宝洞”，泰国有许多“三宝庙”、“三宝塔”，马来西亚有“三宝井”，“三宝庙”等。在个人印迹之外，郑和所到之处，携带着来自中国的先进技术、先进产品，中华书籍，丝绸、锦缎、瓷器、纸张等，都是远超东南亚文明的先进文明产物。这些先进文化成果传播到东南亚，给东南亚文化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推力。郑和之后，东南亚各国“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占城国本来“书写无纸笔”，后来大量普及来自中国的纸笔等，都显示了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5]。如果对比完全伊斯兰化的中亚（中亚五国）、完全东正教化的北亚（俄罗斯），从文明冲突视角来看，东南亚保留着浓厚的中华文化因子，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来说，无论如何夸大其意义都不为过。
第三，激发了华人下南洋热情，改变了东南亚人口-社会结构。虽然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都认为华人是“安土重迁”的人，不喜欢冒险和迁徙，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华人是最吃苦耐劳，最具适应能力的人群，只要有机会，华人也是愿意迁徙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东南亚人口稀少，大多数地方，特别是许多岛屿没有得到有效开发。由郑和下西洋保障的下南洋商路畅通，使得华人大量南下，极大改变了东南亚的人口-社会结构，这一影响直到现在也非常显著。明朝前期东南亚的人口，缺少统计数据，现在比较权威的数据是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后，在1600年左右形成的，下表显示了1600年时东南亚主要地区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6]：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华人迁徙到南洋诸岛，但数量极少，相比当地人而言，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郑和下西洋之后，闽粤两省开始出现大量南迁华人，使得南洋华人在人口中占比越来越高，现在整个东南亚华人保守估计在3500万以上，比较乐观的估计甚至超过8000万，且华人在东南亚经济领域掌握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大量华人南迁，在改变东南亚人口结构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华夏文明在东南亚的传播，同时推动了东南亚经济的转型。四五千万华人华侨，将是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动力之一。
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回航途中，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Kozhikode)去世。当年第一次出发时，郑和还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独立船首，脚踏波涛，指挥着令人敬畏的舰队浩浩荡荡扬帆驰骋。所到之处，上自君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拜服。等到他返航时，大明王朝已经失去了开拓的勇气，迂腐文人们，不但视宦官如仇寇，而且对于所有由宦官主导的事情，都急欲罢之，包括海外远航和探索。见识过海外的丰富资源，辽阔土地和对贸易渴求的民众，郑和心中肯定有着与夏元吉、刘大夏等保守的文官不一样的看法。只不过，作为边缘化的宦官，郑和对朝中政治斗争无能为力。史书没有记载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心理，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有些危机，郑和应该感觉到了，只是无力回天。
明朝时期东南亚岛国
最现实的，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就此可能停住了。郑和对此，肯定要呕血三升。根据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7]。这些船，以及背后成千上万想进入大海，寻找机会的人，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有学者估计，在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期，海外贸易给明朝带来的财富超过白银一千万两。这个数据查无出处，但我们可以从后面的情况反推，如果明朝保持开放贸易可能带来的财富。明朝中后期隆庆开关，虽然开的口子很小，但是贸易量却相当可观，“自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的72年中，从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日本等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一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仅指海舶输入申报之数，至于走私或私人带来的还未计算在内。”[8]虽然明朝后期整体经济实力比前期强，但开放程度却比不上前期，所以郑和下西洋期间，给中国带来的贸易利益，白银千万应该不是过份的估计。相比之下，郑和下西洋整个的花费，大约是白银六百万两[9]。所以，明朝官员以耗费甚巨为由，停止郑和下西洋，肯定是借口。
随着中国海上势力的收缩，穆斯林以及后来的西方人陆续到来，中国失去对南洋的军事控制和政治影响力。郑和应该预料不到西方人到来，但郑和本人是穆斯林，而且下西洋时到达过中东多国，因此对穆斯林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肯定有所感知。此时东南亚已经有许多穆斯林商人盘踞，但影响力不强。东南亚快速的伊斯兰化，是在15世纪中后期，也就是郑和停止下西洋之后[10]。所以可以推测，如果明朝不收缩，而是由国家支持，政府与民间合作共同经略东南亚，就可以避免东南亚的快速伊斯兰化。现在，东南亚的印尼、文莱已经基本上成为伊斯兰化国家，马来西亚大部、菲律宾南部也伊斯兰化。虽然鼓吹文明的冲突并不好，但从长远来看，东南亚的伊斯兰化，对中国南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治、贸易，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印尼的清真寺
商人的海盗化，应该也是郑和可能预料到，并为之痛心的事情。郑和剿灭的海盗陈祖义就是华人，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朝说是因为倭寇侵扰才禁海，但实际上倭寇首领，大多数都是华人。《剑桥中国古代史》将明朝时期的倭寇，归为海商，而非盗匪，有一定的道理。重农轻商的士大夫阶层，将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一纸禁令就取消了。可是禁令可以发布，贸易要禁止却非常困难，在正常贸易无法开展的情况下，商人们铤而走险便不可避免。 “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11]。所以，明朝的官员应该是颠倒了因果，用自己的狭隘思想和极端保守的行动，制造出了海上强敌。如果一直保持开放包容，不但倭寇不会产生，反而东南亚一带将迅速纳入中华势力范围之下。
[1] 《明太祖实录》，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明史.成祖本纪》
[3] [明]马欢《瀛海胜览》
[4] 赵宁晗《浅淡郑和在印尼》，《文史艺术》，2017年第7期。
[5] 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人民网文化频道，2014年8月22日。
[6] 参考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伍德赛德（Woodside Alexander）,克劳福德（Crawford John）等人研究资料整理。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彭雨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 [英]丹·乔·艾·霍尔《东南亚史 （古代部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1] 《明史.日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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